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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西泠春拍打造的“纪念孙中山逝世百年”专题，由孙中山有关黄花岗起义筹款的通篇亲笔重要信札两通领衔，并由此串联生发出孙中山及革命同人造就的时代风貌。两通信札内容为指出和解决同盟会内部分歧、说明海外筹款情况和华侨的热情、关心日本留学生运动情况等，足可见革命形势之严峻和革命党人革命决心之坚定，是见证和研究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之国际环境的重要历史文献。

（1866~1925）

每一次民主革命都离不开三个重要因素：理念、经费和人才（参与革命的主要为青年学生、农民工人和新军军人）。执着于用革命之法救中国的孙中山，多年来一直奔走于海内外，传播思想、发动力量、筹集款项。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同盟会决策层对此次起义期望颇高，虽然深知困难重重，但依然卯足了劲头做好尽可能的准备。

孙中山信札中有关发动黄花岗起义的决定

孙中山一封写于1910年11月3日的信札中表明了再次起义的决心和困难：“从此吾党人必有更穷于今日之时也。为此之故，吾党不得不冒险再图速举大事也。”

孙中山在会上说：“至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然因此影响于军界最巨。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于反掌。”（出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在槟榔屿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

“革命军曾于防城、南关、河口三举，皆未能一达目的。无非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故自河口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乃自虏丧帝、后之后，各省人心为之一变，无不跃跃欲动，几有不可终日之势。惟遇吾人财力极乏，不能乘时而起。殊为可惜！”（如下图）

1909年3月2日，孙中山致宫崎滔天信札

此信提及广东新军起义后的中国革命形势

1910年11月3日 孙中山致何天炯信札（带信封一枚）

庇能会议上同盟会的计划是：广州起义仍以广东新军为基础，由赵声指挥，另外由革命党五百人组成敢死队担任先锋。如果广州得手，黄兴率一路出湖南，直扑武汉，赵声率一路出江西直捣南京，长江流域各省届时举兵响应，便可汇师北伐，一举捣毁清朝，建立共和。

此两封信札皆为孙中山写给何天炯的，何是同盟会创始人及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在杨天石、狭间直树所写的《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一文中，“（何天炯）1911年参加广州三·二九（笔者注：即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廿九）起义。”且何天炯有着敢于向孙中山谏言的勇气。

两封信中也都提到了一个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的名字：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一名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滔天出身于“乡士”家庭，兄长们皆关注并从事自由民权运动，1988年，三哥弥藏对滔天说：要防止黄种人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

（原影像为2016西泠秋拍孙中山纪念专场拍品）

1897年，宫崎滔天结识了孙中山并大为倾倒，他把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治、经济界要人，将孙中山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从此以后开始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帮助。

1905年7月，滔天陪同孙中山会见黄兴，“谈论极合”，一见如故。8月20日，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滔天成为第一批外籍会员。1910年6月，孙中山赴日，即住在宫崎家中，数日后被日方驱逐出境。

写有“有信请常寄大汉报冯自由兄转来便妥”的信札局部

与孙中山1911年4月1日写给宫崎的信一样，此信也写有其在加拿大的收信地址。收信人“《大汉报》冯自由”曾参与策动潮州、七女湖等起义。1910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市，任《大汉日报》记者，为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积极筹款。1911年任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汇集革命史料。著有《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社会主义与中国》等书。

孙中山在两通信札中都提到了党内经费之紧张和革命筹款之近况。据《孙中山年谱》记载，在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的最后，孙中山指明筹款计划，自己即日启程前往欧美，并确定以募集十万元为目标作为起义资金。信中所记“弟近到加地，颇蒙华侨之欢迎，大约筹十数万之小款当有握把，惟须费多月之时间乃能集事。”与计划所呼应。

“此地华侨无大富者，筹款俱赖众力，三元五元合集而成耳，故非费多时往多地不为功也。”所写为华侨之爱国心和筹款艰辛，但其决心并没有因此消减，正应了他日后在《建国方略》序言中所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

孙中山信札中提到的为黄花岗起义筹款近况

而这三元五元，便是“四百兆”中国人民的希望，是海外华侨救中国的赤诚之心，故孙中山曾有“华侨乃革命之母”的感叹。中国同盟会马来亚瓜拉庇劳分会会长邓泽如曾说：“久侨海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

信札中所写“由加西适加东”

“华文报纸载东京学界”“反对清政府之媚俄”

从日本到南洋，从伦敦到布鲁塞尔，从檀香山到温哥华，从蒙特利尔到纽约……孙中山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革命理想，也感染着诸多华人实业家商人为革命捐款，亦有世界友人。

纵观孙中山的革命筹款来源，基本有三，此两通信札中皆有涉及：一是同志道合者的亲友，不乏长兄孙眉、好友宋子文、信札相关的何天炯、宫崎滔天等；二是海外华侨，孙中山通过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发放革命债券，进行筹款，如上文所说；三是向中外公私银行贷款，如1910年11月信札中所提到的：

“往岁滇桂之役尚累河内同志之商店数家代党担负银行债二万许元，弟一人名下向西贡银行贷款万元为军用，至今亦无从归还……”信中所及“往岁滇桂之役”当指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西、云南等地先后发起的四次起义。

革命的牺牲和花费让孙中山铭记于心，也可见“军用贷款”获取的不易。

在同盟会发展期间，财务和人才问题一直至关重要，孙中山作为领导人，无时不刻发挥着重要作用。调解党内矛盾、强调公正廉政、发出协同期望等党内管理事务和处理办法，见诸笔端，无不显示出先生的情理兼得、事无巨细和胸怀大略。

如1910年11月3日信札中所写，孙中山对于何天炯“未受命而自出钱买物，以备党用”“本为尽心党务，见事做事，实无错处之可言。”但“乃物未得其用而向党中讨还则于理不合”，指出问题之后，他又表示“以情而论，又何认兄一人独受其愧，弟如力所能达，必代兄还之”。实乃于情于理将此事进行分析，并于次年4月的信札中提到， “并交百元与足下，为补贴前时经手图买物之亏，请为收纳是荷。”形成了一个情理并兼的党内事务管理闭环。

在此之前，革命党已经为了多次起义负债累累，且因资金问题导致同盟会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如信所说“吾党以穷一字致生出许多恶感于同志之中”，所指当包括1909年因孙中山拒绝陶成章、章太炎二人的拨款请求而起的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在《孙文罪状》中状告孙中山私用筹款，称“孙文者，其在前岁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造屋宇，用款不足，电致乃弟，旋电汇款项”。针对上述问题，以及何天炯所提财务问题，孙中山在信中说明且强调：“现在港中同志催款已急，弟所经过后之地，已着该地热心商人随筹随汇，直接寄港，弟绝不经手。”

同盟会内部的严重分裂使得革命形势陷入内外交困的极端境地，孙中山在信中沉痛感叹道 “东京同志涣散，不能共同协助”。

关心日本学界开展爱国运动的内容

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孙中山对此事的高度重视相契合，这次留日学生运动为两个月之后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输送了大量精干干部，如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等。一个个坚定爱国的留学青年挺身而出，用他们的一片赤诚、果敢和热血，唤醒着民众保家卫国向往自由平等的心，击碎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梦，书写着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革命史。

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

2025西泠春拍

Lot 590

胡汉民（1879～1936） 辛亥革命前夕致孙中山论革命形势和海外筹款的重要长信二通

纸本 镜片（二帧）

1911年作

151.5×23.5cm 69×24cm

说 明

孙中山上款。此为胡汉民论国内革命形势和海外筹款的重要长信二通，兼及黄花岗起义失败原因，黄兴动态，刺杀李准，南洋和美洲筹款，宋教仁、谭人凤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等，作于1911年7月17日、9月1日，具可见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未见发表。

信札局部

信中直接谈到大量辛亥革命核心人物，所及人物包括张之洞、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吴禄贞、赵声（伯先）、何克夫、孙眉、方声涛、熊成基、倪映典、孙武、郑赞臣、李萁、李准、蒋伯器、曾锡周（西贡法国银行买办）、李煜堂（郁堂）、黄景南、陶懋功、林时清、李以衡、胡毅生、黎仲实、姚雨平等。另及洪门筹饷局、西堤“兴仁社”等机构。

信件作于胡汉民赴西贡筹款前后。在信中，胡汉民详细汇报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安徽、江浙、上海、湖南、湖北、福建等“各省军界情状之大略”，可见革命风起云涌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