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2025年，我的年度失望之书、赞赏之书 | 年终特辑

韩福东 | 文

1

我今年要推荐的书，首先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越早读越好。我显然读晚了。

《科学革命的结构》

[美]托马斯·库恩 | 著

金吾伦 胡新和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它提供的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一旦内化便能彻底改变认知方式的工具。

库恩试图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是在“范式”主导下的周期更迭。一个范式如同一套公认的模型、方法和世界观，它定义了常规科学时期的认知规则，但随着反常现象不断涌现，旧范式修修补补、左支右绌，科学共同体便进入危机状态。最终，一场“科学革命”爆发。不是简单地修正，而是世界观的彻底转换。

新范式被建立，它用全新的方式组织事实，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事实”和“合理的问题”。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燃素说到氧化说，皆是如此。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时可以说极为艰难。就如我在很多科学史著作中读到马克斯·普朗克在其《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职业生涯时悲伤说出的那句话：“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新认知必然会破坏常规科学的基本信念。库恩举例说，托勒密对于行星的预言与哥白尼的预言一样好。但在行星位置和岁差这两方面，托勒密体系的预言从未完全符合当时的最佳观测。对于托勒密的许多继承者来说，如何进一步减少这些微小的不符，就成了常规天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天文学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努力和那些导致托勒密体系的努力一样成功。碰到不符之处时，天文学家总能通过托勒密的体系做出某种调整而消除它。

旧范式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哥白尼去世后近一个世纪，日心说也没有赢得几位改信者。主流知识界认为，地心体系要合理得多，没有什么需求是非得日心体系来满足不可的。

与此类似，《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问世后半个多世纪，牛顿的工作也没有被普遍认同；普里斯特利从未接受燃烧氧化理论；开尔文勋爵也从未接受电磁理论……

范式理论，精准地触及了进化刻写在我们心智底层的操作逻辑。在形塑智人大脑的漫长而又危机四伏的狩猎采集年代，成功的关键是快速形成共识，并高效执行。质疑核心范式者，会被视为威胁群体协作的隐患。因此， 对既有范式的遵从与捍卫，被深深地编码为一种社会生存本能。

库恩笔下科学共同体对旧范式的维护，或许可以理解为是这种古老本能在知识领域的体现。

我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杰夫·霍金斯的《千脑智能》，这本书早就因比尔·盖茨的推荐而广为人知，但它的价值远不止于名人背书。

《千脑智能》

[美] 杰夫·霍金斯 | 著

廖璐 熊宇轩 马雷 | 译

湛庐文化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在我看来，霍金斯所做的，是试图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进行一次根本的“范式转换”。他挑战当前以“深度学习”为主导的主流，主张未来的智能应建立在对大脑工作原理的深刻模仿之上。

如果他的判断正确，那么正如统治AI早期数十年的逻辑与程序范式终将让位一样，当前的“深度学习”在漫长的智能进化史上，或许也只是一座阶段性的里程碑，而非终点。

这本书直接切入当代最前沿的争论核心。诸如“强人工智能是否会威胁人类生存”或“意识能否上传以实现数字永生”等终极问题。传统哲学真的已经死了，这些问题真正的答案，将来自神经科学与机器智能领域的实证交叉，而非纯粹的形而上思辨。这标志着一个认知场域的根本转移。

霍金斯在书中有一句极为恳切的忠告，值得每位有志于探索心智与智能的年轻人铭记：“如果你还年轻或正在考虑换工作，可以考虑进入神经科学和机器智能领域。没有哪个学科会比这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更重要了。然而，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想要探索我在本书中写到的想法，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神经科学和机器学习都是具有巨大惯性的大领域。”

这“巨大的惯性”，恰恰是库恩所描绘的“常规科学”范式的力量。它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在一些优秀的科普作品中。例如，我在阅读神经科学家约翰·梅迪纳的畅销作品时，便深感于此。

梅迪纳是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他无疑精于将脑科学知识深入浅出地呈现给大众，但若读者保持一份独立的审辨，便会察觉其论述有时也被一种强大的、带有社会文化色彩的“旧范式”所束缚。

他引用了一项关于团队智慧（c-因素）的研究，指出团队成功与成员多元化（特别是性别多元化）正相关，并强调“女性越多，c-因素得分就越高”。这无疑是对传统单一结构的挑战。他进一步陈述：“当团队只由女性组成时，这个天花板就出现了。此时，c-因素曲线就会趋于平缓。这一发现与大量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团队成员的多元化是团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明显的逻辑裂缝产生了： 一个完全同质化的团队（全女性），本身已毫无性别多样性可言，却依然被用作支持“多元化带来成功”的论据。这个简单的矛盾，似乎被一种追求某种政治正确叙事的惯性所遮蔽了。

这个细微的案例，是“范式惯性”最生动的注脚。它揭示了一个深刻悖论：即使是在挑战旧范式的过程中，我们也极易构建出新的、不容置疑的“正确”框架，并在此框架内停止真正的批判性思考。

我们的大脑，天生是“意义构建机器”和“故事寻找者”，热衷于接受一个能自圆其说、符合群体共识的叙事，有时甚至不惜牺牲逻辑的一致性。这不仅是科学的困境，更是人类心智运作的普遍特性。

2

去年读书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现实往往比想象精彩。那些最能打动我的作品，常常是非虚构，而非小说。

劳伦斯·赖特的《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的非虚构作品。这也是一场迟来的相遇——10年前，就有朋友把它郑重推荐给我。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美] 劳伦斯·赖特 | 著

张鲲 蒋莉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本书远非简单的恐袭事件史。赖特以5年时间，像考古学家一样，将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地缘政治的博弈与个体命运的沉浮，编织成一张跨越数十年的巨网，最终收束于那个改变世界的清晨。它讲述的是理念如何被扭曲，狂热如何被培育，以及情报与政治机器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信号前陷入“群体性失明”的故事。

赖特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交叉核对数百个信源，甚至参考缴获的基地组织内部文件。即便如此，他仍在书末坦言忧虑：“就连这些珍贵的资料也可能让人误入歧途”，并清醒地自我审视：“我为了获取信息所采取的方法也并不完美。”

他写道：“相互对立的政治与外交势力有时会让真相（无论何种真相）变得遥不可及，令人沮丧不已”。

我有时也在想，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么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另一本让我着迷的书是奈吉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绝非典型的人类学论著，它记录的是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开展田野调查的真实经历。

《天真的人类学家》

[英] 奈吉尔·巴利 | 著

何颖怡 | 译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如果说正式的人类学论著如同结构严谨、力求客观的新闻报道，那么《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更像是与之互补的记者手记。它不那么追求系统性的结论，却更具临场感与个人坦诚，允许困惑、幽默、挫败乃至文化冲撞的真实细节得以保留。

这种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刺穿了学术叙述中难以避免的某种“正确滤镜”，呈现了田野工作中鲜活、毛糙却也更为本真的质地。

人类学史上，类似的私人记录曾引发巨大争议。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调查期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后便在学界激起一片义愤。日记中，他直言对当地人的不耐与厌恶，也诚实地倾诉欲望与孤独。许多人批评这部日记不应公开，认为它“破坏偶像”，伤害了学科的严肃形象。

巴利这本书，也具有相似的“破坏性”。与追求结构严谨、立场谨慎的学术论文不同，这类手记式的写作不必刻意维持政治正确，也无需塑造某种理想化的研究者形象。也因此，它往往更贴近真实，甚至更贴近人性。

书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巴利与一位非洲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事件，对方毫不犹豫地说：活该，因为白人是种族主义者。但当巴利反问他是否愿意娶多瓦悠女性为妻时，这位年轻人瞪大眼睛回答：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通婚，“他们是狗，畜生而已”。在他看来，这完全与种族主义无关——因为种族主义是专属白人的。

巴利写道：“就连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你可以既是黑人又是种族主义者，虽然非洲部分地区仍保有奴隶制度，而且每当他们提及多瓦悠人，就朝地上吐口水，以免脏污了嘴。”

正因为不必着急给出结论，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正确姿态，《天真的人类学家》反而为我们呈现出田野中那些生动、矛盾甚至荒谬的细节。它不是经过滤镜的学术样本，而是一个带着幽默与自省的外来者，在另一种文化内部的真实碰撞与看见。

这种基于真实的趣味横生细节，可比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好看太多了。

今年我读了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著名的《2666》，有点失望。这是我读过的第4本波拉尼奥著作，我喜欢他的部分短篇小说，但这部厚如砖块的代表作，究竟好在哪里？

他的想象力太贫乏了。尤其是第四卷《罪行》，作为全书的高潮，本应最具冲击力。它确实充斥着暴力和情色，但关于上百位女性被连环奸杀的案件叙述，却陷入了一种令人疲惫的重复。罪行与罪行之间缺乏必要的差异与纵深，以至于再刺激的描写也迅速变得单调、近乎麻木。

我敢打赌，如果一位认真的深度记者，哪怕只翻阅5起相似案件的卷宗，写出的报道都可能比这几百页的文字更丰富立体、更有人的温度。

文学评论界最不缺的就是理由。据说波拉尼奥似乎有意用这种重复堆积出一种“档案体”的窒息感（拜托，连环凶杀案的卷宗档案不可能这么雷同的），但效果上，它并未成功转化为文学力量，反而暴露了叙事能量的单薄。当残忍被表述为统计数字般的罗列，它所企图指向的某种伪造的深意，也在阅读的疲倦中被削弱了。

另一本让我感到失望的书是杨本芬的《我本芬芳》。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体例，它徘徊在自传与小说之间，既未能完全承担非虚构的求真之重，又未彻底展开虚构的想象之翼，某种意义上是两边不靠，却同时占着两头的“便利”。

然而，我对其失望的核心并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内容中难以忽略的叙事真实性问题。所谓“从80岁开始的女性主义”，的确是一个精准击中时代情绪的口号。可一旦细读文本，便会发现情节中多处难以自圆其说，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不仅有记忆的磨损，更多是叙事上的失真选择。

比如，女主人公惠才为逃避下放选择与吕医生结婚，却在婚后次日就独自前往不到一里外的生产队落户——在1958年那样户籍严控的背景下，一个出身不好的女性真有这样自由流动的空间吗？她应该为如此利用吕医生给出一个基本的解释。

之后她调入西湖垦殖场担任会计，这在当时堪称阶层跨越，若说其中没有任何条件交换，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而她解释不告知丈夫（不到一里远）的理由仅是“来不及”，在严酷的现实中，更像是一种叙事的轻巧回避。

书中对丈夫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缺陷的描写或许真实，但作者将自己塑造成全然无辜的受害者，则削弱了人物的可信度。婚姻从来是复杂的合谋，尤其在动荡年代，个体的选择往往掺杂着生存计算、懦弱与私心。而全书中最为诚实也最刺痛人心的，或许是尾声处那段对话：她接连三次追问即将88岁的丈夫，若有来世是否还愿在一起，对方两次摇头，最后明确说出“不愿意”。

丈夫过世前的反应或许道出了这段婚姻的某种真相。它未必是单方面的压迫与受害，而更可能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逼仄的时代里，彼此消耗却也彼此依存的一生。只是，在“女性觉醒”的叙事范式下，这种复杂性常常被简化为一方的无辜与另一方的全责。

当我们急于拥抱一种“主义”，往往也容易陷入其叙事范式里，不自觉地用“正确”取代真实，用“情绪”覆盖细节。而房间里真正的大象——人与时代之间的妥协、人性中灰暗的共生、记忆本身的选择性美化，反而在正确的话语中，被悄然遮蔽了。

文学的价值不在于为我们分配正义，而在于让我们看见，人在洪流中如何真实地活着。

（作者系文史作家、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