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为大家呈现一份极具分量的第一手资料——由红色国际特工杨佐青同志亲笔撰写的革命经历自述。
杨佐青，原名杨殿坤。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负责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后到吉林省磐石地区组建“工农反日游击队”，任政委。1932年冬参与国际情报工作至1942年在上海被捕，曾任副组长、组长。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督察长、黑龙江省外事处处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哈尔滨市人委副秘书长。“文革”中遭到迫害因病去世，后平反昭雪。
在这篇珍贵的回忆中，杨佐青同志将以亲历者的视角，娓娓道来其投身革命、穿梭于秘密战线的不凡历程。让我们通过他的笔触，直接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初心、信仰与担当。
我生于1911年9月28日，年已六十。身患心脏病，病发时常处于晕厥状态，眼睛又患白内障，视力越来越差。关于我的革命经历，我无法一次向同志们说明白，只能断断续续地一部分一部分写出来。尤其是十年国际工作那一段，是人们最难理解的。 半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党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的党章中也明白写着，保卫苏维埃政权，是各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何况从“九一八”事变后，第二次世界大 战已经揭开了序幕，各国共产党都面临着反法西斯的斗争任务，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例外。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转向搞国际情报工作的。
为了使大家全面了解我，我将自己的一生革命经历，作一概要的叙述。
一、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东北地区，尤其是北满，在历史上曾是人烟稀少，而又土地肥沃的地方。这儿的劳动人民，大部分是清末民初，山东等地不堪于地主豪绅压榨，逃荒来到此地（俗称下关东）。据我父亲杨之嘉讲：我家原籍是山东文登县，祖母去世后，祖父挑着担子，带着他的几个孩子，逃荒到黑龙江阿城县农村。祖父、父亲、叔伯都给地主放牲畜或扛活赖以维持生活。父亲生活虽苦，为了让孩子识些字，会算算账，不受人欺骗，在我十一二岁时，就叫我进了本村的私塾，这样断续读私塾三年，已经有小学毕业程度。1926年夏天，我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逾二年，我又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行政区第一中学读高中。不久，家里生活困难，供不起学费，我就半工半读，继续读书。
1929年杨佐青（前排右二）与哈尔滨一中同学留影
这时期，我与一中的进步教师有所接触，又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及介绍苏联革命的书籍，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萌发了进步的思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阴谋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即长大路（长春至大赉）、吉五路（吉林至五常）、延海路（延吉至海林）、洮索路（洮南至索伦）、吉会路（吉敦延长至会宁），以此从政治、经济上控制东北，进而实现侵占东北的计划。而东北军阀张作霖逆来顺受，毫无抗日准备，同时还压迫东北人民的反日活动和窒息学生的爱国情绪。此时，我的民族、民主意识有所觉醒。因此，我积极投入“一一九”反筑路爱国活动。我当时被选为哈市大、中学生“维护路权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之一。由于党的领导和学生们的共同奋斗，终于使这场斗争获得了胜利。茌斗争中，自己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1929年，经王同元和杜从中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我在一中是组织反帝活动的积极分子，被学校反动当局发现后开除了学籍。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二、在斗争中继续前进
1930年我被学校开除后，有点走投无路，便回乡下去筹措学费，准备转学继续读书，学费没有着落，又因婚姻问题与家里闹翻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从家中只身出走，偷越国境去了苏联。到了海参崴，因无组织介绍不能入学，又折回哈市，找到了共青团的领导，请求工作。组织上分配我做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以后又做北满特委团的组织工作。 1930年冬，经王同元和孙克平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团转党无候补期）。这时冯仲云与我一起都在北满特委领导下工作。
前排：左一周玉兰、左二林克则、左四朱其文、左五杨佐青、左六冯忆罗、左七何成湘、左八薛雯、左九冯咏莹、左十李立三、左十一候志、左十二周维斌、左十三宋兰韵。
二排：左二张林、左三陈龙、左四钟子云、左五刘成栋、左六冯仲云、左七唐景阳、左八安作禄、左九李清茂、
左十三饶斌。
三排：左一郑依平、左四毛诚、左五孙刚犁、左六廖春潮、左九赵尚朴、左十程尔康、左十二陈世清、左十四张观。四排：左二谭易、右一马亮。
这张照片上还有郑照先、张修竹、魏连如、刘佩云、杜盛光等人。
1931年春，出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把我调到沈阳，担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的工作。同年夏天，又调回哈市工作，北满特委派我到汤原及沿江一带做巡视员。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这时，我的身份，已完全是职业革命者了。
三、新的战斗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退居关内，东北军阀，群龙无首。李杜、丁超、马占山各据一方，准备抵抗。日寇占领吉林，频频向北满出击。哈尔滨市的工人、学生、市民、士兵，包括中下层的军官，抗日情绪都十分高涨，募捐慰劳嫩江桥抗日的军队，纷纷组织民众军训，要求到前线去。而东北特区长官张景惠，盘距哈市，向日寇靠拢，准备投降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以扩充自己的政治资本。
这时我已调回哈市做兵运工作。张景惠所控制的警备大队已由大汉奸于镜涛出任，他们阴谋迎接日本人进驻哈市。下层军官对此强烈不满，准备哗变拉出去搞抗日，向左靠拢。大队部的周维斌（我在哈市搞学运时与他认识）向我反映了上述情况。我及时向北满特委书记老李（即吴胡景同志）作了汇报。特委经研究决定：由我通过周维斌对哗变进行组织领导。特委决定于十二月七日夜十二时行动，周维斌任总指挥，我任政委，并决定哗变前发展周维斌入党。不料，由于计划不周，被于镜涛发觉。于镜涛召集各中队长，借请客吃饭的名义加以软禁，外围设有警卫，不准进出，又把市内驻防的警备队调到市外分散驻防。因此，哗变无法及时发动，遂告失败。
四、磐石烽火
年关兵变，虽告失败，但也争取教育了群众，更加看清了张景惠的真面目。后来该队的不少同志投入了抗日洪流。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同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正式分配我负责军委工作（后称兵委工作）。不久罗登贤同志代表中央和省委向我交待了新的战斗任务。罗登贤同志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哈尔滨被日寇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接近完成。张景惠，熙洽之流，已成为背叛民族利益的汉奸。东北虽已沦亡，但我们坚信，东北同胞决不甘心做亡国奴，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我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发的抗日斗争，引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上决定派你去磐石，组织这一斗争。”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磐石市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
我接受了省委交待的任务，立即动身奔赴磐石。磐石靠近中朝边界，中朝两国人民一向对日寇痛恨，群众的觉悟较高，曾多次出现过自发的反日斗争。我到了西玻璃河套，与党的地下中心县委接上了关系，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抓紧在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建立工农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武装。
我到磐石以前，中心县委曾组织过一支人数不多的“打狗队”。我们改变了“打狗队”的番号，缴获了地主“大排队”的二十多支枪，将队伍发展到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做了镰刀斧头的红旗，红旗上写着“工农反日游击队”，并利用原有“反日会”农民群众组织，扩大抗日宣传，组织中朝农民联合反日斗争。队伍很快到二百多人。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我们的旗帜打出后，声势越来越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我们惩办地主豪绅，没收地主的粮食，震动了整个磐石地区。
磐石地区，有一股力量颇大的土匪武装，头目叫傅殿臣。傅部目睹工农游击队发展迅速，以为要与他们争地盘，派人送给我们一封信：“限十日内将大排队枪如数交来，过期不缴，立即讨伐。”因傅部收编各路土匪已有四五千人，已成为当时最大的枭雄。面对比我们强大的对手，觉得较难对付，不理他。如果动武，我们这支年轻的武装，肯定会吃亏；把枪缴出去，等于自取灭亡。最后县委同意李红光提出的，先去探探虚实的建议，搞清楚他们的意图到底是干什么。我抱着只身入虎穴，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去见傅殿臣。
我对傅晓之以抗日大义，说明大敌当前，团结抗日的道理，都是抗日武装，何必兵戎相见。傅看我的言谈，无意与他们争地盘，而且人枪又少，取得了互相谅解。一场虚惊，化险为夷。后来，我们剪除了当地的恶霸李二阎王，发动了群众；加强了策反营城子士兵的工作，组织“老七连”哗变。这时，游击队的规模更加扩大了，扩充为四个小队，几百人的抗日部队。“工农反日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日寇以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向我们驻地进攻。我们占据有利地形，对敌人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我腿部负伤多处，无法行动，而军队又要转移行军，因此县委决定送我回哈尔滨治伤。我离开了磐石游击队。后来盘石游击队发展为抗联第一军。从总结这一斗争认识，尽管中共满洲省委有发动民族抗日武装的思想，但毕竟是在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并不明确，也未形成，在行动上只是依靠工农，难免出现左的孤立政策。武装斗争的发展，曾走过一段十分艰苦的道路。
五、十年国际情报工作
1932年下半年我回到哈尔滨，因负伤不能行动，休养几个月。1932年冬，伤愈后，准备回磐石部队。王东周同志传达中共满洲省委的意见：因我俄语较好，能会话和通讯，又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适合做国际情报工作，决定我的组织关系由中国党转向“国际”。我接受了组织分配，从此，开始了我十年的第二条战线——国际情报工作。
“国际情报”工作的性质、隶属关系、组织活动情况，我无法全部搞清楚，只能就我接触的范围，作一些介绍。国际情报工作，最高层的领导，究竟属第三国际哪一部门领导，这一点从来没有哪一位同志向我作过具体介绍。就四十年前的情况认识，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当时各国共产党和苏联发生关系，统称和第三国际联系。当时第三国际以苏联为首，总部设在苏联，斯大林所领导的党，当然有代表第三国际的身份，这是当时一个总的认识。国际情报工作，是一项具有特殊性质的工作，有极端的秘密性。据我所知，当时各个国家，都有党员被分配参加该项工作，仅就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中接触的就有德国、波兰、日本、朝鲜、蒙古等国的同志。凡参加国际情报工作的党员，即不再与本国的地方党发生横的联系，而直接由国际方面派出的同志发生单线联系，再由国际方面派出的同志布置任务，分发经费，批准发展成员及训练使用。
1933年冬天，经王东周同志介绍，我与一位苏联同志建立了联系，一直到1934年春，在哈市做情报工作。我那时主要是搞日本军队在满洲的分布和调动情报，即搞动态性的情报。此间，我曾担任哈尔滨地区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副组长和组长，并介绍陈鸿钧、张学彦、李丙五、张之伦、张逸仙等同志参加国际情报组织。
1934年春，我被调到莫斯科受训。到苏联学习，这是很久以前的愿望，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欢快。同我一起在莫斯科学习的有五位中国同志，即张逸仙（古斯达夫）、阎荆璞（马克思）刘士恒（魏利）、常杰男（安非得）、费德尔。我们是在莫斯科市郊的一个秘密训练班受训的。训练班主任是德国人，名叫“缪勒尔”，上级派来的领导叫“杜曼宁”（他们真实姓名不详）。他们每人的领章上都有菱形星，标志军衔阶级。杜曼宁负责对我们分配派遣。我们训练班以学习军事技术为主，上课的教官，都是苏联的将校军官。
19世纪30年代莫斯科
受训结束后，我们几位中国同志偷越苏中边境，经满洲里于1935年春回到天津，与苏联同志伊万诺夫联系。我与张逸仙在天津建立机关，我担任天津情报组长，张逸仙作我副手，其他几位同志分别派往营口、大连、沈阳等地，由我直接领导，我与伊万诺夫直接联系。随即布置南满日军后方情报工作和爆炸材料，配制炸药，自制雷管引火等，对日寇重要战略储备及设施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燃烧爆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