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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背后的历史？

第一条铁律：在资源有限的竞争中，人情关系大于规则

利益分配永远是社会运行的核心命题，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这是难以破解的制度困境。

毕竟，天下可耕的田地就这么多，赚钱的产业也就那么几个，如何让各个阶层都安于现状，显然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尤其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

那么，如何让大家对自己手中的资源感到满意？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采用“家天下”的分配逻辑，而这也正是《大明王朝1566》的第一个神来之笔。

而所谓“家天下”的分配逻辑，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把天下当做自家的私有财产，并将其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若干等分，与士农工商，加上皇亲国戚与武将功臣等等阶层分享。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因此，这套分配逻辑，就必然是走人情关系，而不是明面上的法律。

所以，在这部剧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场景，那就是嘉靖帝总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敲打官僚要守规矩。

例如，这两句出自臣子之口的经典台词：“天覆之，地载之，君上父母师长，恩育教导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更无不是的君父”。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师生关系、姻亲关系与官场上划分你我的乡宜、同科、同僚、同年等等。

本质上，这些都是攀关系走人情的手段，是社会运行中的潜规则。也是封建社会利益分配的主要方式。

在这套方式里，最重要的两个点，就是看情分与不能做绝。

在剧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胡宗宪一纸奏疏打断“改稻为桑”推进后，小阁老严世蕃不仅不让胡宗宪进府探望严嵩，见面后也怒斥胡宗宪事二主。

还有就是严党倒台之后，嘉靖暗示徐阶，让其登门拜访严嵩并告诉他，当宰相二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并暗示徐阶给严家留后，而在现实历史中，严家除了严世蕃被杀以外，其子孙也终得保全。

但人情社会也不尽是温情的一面，家天下的分配逻辑中人情关系的反面就是造成贪污腐败，这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的难题。

因为人情关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划分你我，然后共同瓜分利益，因此攀附者总是会想方设法的输送利益来稳定人情，那么这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利益从哪里来？

答案当然是从贪污腐化和陋规（他人打点）里来，而这个链条最后的根其实无非就是农民那一亩三分地。

剧中，改稻为桑国策刚推进的时候，严世蕃举荐高翰文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官场的关系上，高翰文是严世蕃的门生。

用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来总结，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而这也正是是很多人在看完《大明王朝1566》之后，总会感觉剧中的情节与现实生活非常相似的原因所在，因为当下社会其实同样是个人情社会。

第二条铁律：权力游戏，稳字当先，小错可忍，越界则死

既然是家天下的分配格局，既然是人情社会，那么就得分等级明尊卑，任何人都不得越界。

在古代社会，这套等级尊卑秩序，就是纲常伦理与“法理情”这套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

所谓纲常伦理，就是三纲五常加五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而评判标准就是从“情感、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三个角度去综合衡量。

用大白话说就是在家天下这套分配格局里，听话才能获得利益，当然，最后的对错则是上位者看情分、看占不占理、看祖宗法规的综合考量。

只不过当下，这种考量已经换了名词，叫大局观而已。

通俗的理解就是，国家稳定要靠纲常伦理这套类似于家庭关系的秩序来维护，而反过来大家长为了维护家庭稳定，也要能容得下臣子庶民们合乎情理的犯错。

当然，前提是绝对不能越界。

而这正是《大明王朝1566》第二个神来之笔，整部剧的暗线就是通过纲常伦理这套无形的秩序，透视了古代社会最底层的运行机。

那就是大明律法不是明确的边界，上位者构建的利益秩序才是，就是所谓的“法治”不如“人治”。

这点从改稻为桑这个案例中依旧可以看出来。

嘉靖帝明知道严党贪墨无度，也清楚一旦改稻为桑成为国策推行，严党必然会串联地方，对百姓极尽压榨。然而，他仍默许了严党等人对杭州巡抚这一关键职位的人事任命。

其背后的出发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严党虽然贪腐，但总体上办事能力不差，而清流虽然占据道德制高点，若是操持国政说不定连个稳定的局面都维持不住。

所以嘉靖帝可以对严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非是从大局观考量，容忍了严党的肆虐行径。

因为本质上，从“法理情”这套评标准最后的决定着是他嘉靖帝自己。而剧中严党最后的倒台，本质上的原因无非也是严党的鄢懋卿南下收取盐税，最后的利益分配居然没有一点尊重他这个大家长的情谊，甚至严党还想通过齐大柱私通倭寇，来影响皇位继承的未来朝局。

这毫无疑问是越界了。

同样这种基于伦理纲常的等级秩序，还有电视剧开篇，马宁远私自掉戚家军的官兵马踏青苗，沈一石被强逼着捐出家产，最后不得不将整个江南官场的账册呈交锦衣卫等等。

当然还有胡宗宪对小阁老严世蕃明着暗着地反抗，与毁堤淹田发生之后，胡宗宪以师父的口吻训斥马宁远的场景。

这些做法都是在这套利益分配的秩序中，越过了边界。

第三条铁律：危机催生改革，但核心成败在央地利益

清康熙年间官员黄六鸿，在总结官场经验的书籍《福惠全书》中对官员职责，做出过一个概要的总结，就是“事上安下”。

用白话来说就是，努力完成上级的给予的任务目标，同时也要保障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稳定当然还有除了这两个之外尽量捞取油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动力。

这四个字，点出了历朝历代改革的成败所系，那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官员自驱力。

理论上来讲，自秦朝确立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度，官员的所有权力都是依附在皇权之上的。但反过来，九州万方，天下之大，皇权也不可能触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体。

所以，无论是任何改革政策，其能否推行的下去，其实还要看地方官员如何执行，当中又如何权衡厉害。

说白了，就是如何改，怎么改，改不好谁负责。这点与当下职场中项目推进的困境如出一辙。

《大明王朝1566》前期的主线是改稻为桑，中期是倒严决战，但其出发点是同样的，那就是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

在前期改稻为桑作为主线剧情中，上年预算与本年支出相抵，供给亏空800万辆白银，相当于是超支了总收入的20%。

这是个巨大的窟窿。

要知道在此之前，嘉靖朝已经有三年没有发放官员的俸禄，以公司经营的视角来看，相当于是三年不发薪资，公司整体业务还有20%的亏损。

那么这时候由张居正为首的清流派提出的改稻为桑，织丝绸往西洋卖的方式就成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更是事关大名国运的改革国策。

但任何改革都会触及利益分配，在改稻为桑的推进中严党首先想到的是从改稻为桑中大捞特捞。而清流派则想的是，改稻为桑一定成为严党贪墨的抓手，因此想着阻挡。

此时夹在中间最难的就是胡宗宪这个封疆大吏，地方的一把手，毕竟他才是真正的执行者。

在此前，他的手下，淳安知县马宁远已经接到了严党的指令，瞒着胡宗宪一口气冲垮了淳安、建德万亩良田，以此逼迫两县农民改水稻种桑树。

这毫无疑问地触及了胡宗宪事上安下的职责权衡，因为如果没有毁堤淹田，胡宗宪还可以再内阁的压力与抚慰民众间转圜，但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若是生出民变，他胡宗宪就成了千古第一罪人。

因此胡宗宪宁可先斩后奏，一手斩了两个四品大员，也不愿在强力推行下去。本质上，这从做事情的角度，这就是以绝后患，留出拯救局面的余地。

不过，胡宗宪没料到的时，此时严党显然已经开始行动，在暗中联合了地方的贪官与富商，想着贱价买天，从中获益。但，严党很明显高估了富商的实力与灾情的严峻程度，因此这档子事儿最后还是捅到了嘉靖帝的面前。

从此因为改稻为桑失利而开幕的清算大潮，也为严党后面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正如同剧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中，可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了”

说白了其实就一句话，事儿是上面定的没错，但执行也要切合实际与具体执行者商讨。否则再好的策略，都是纸上谈兵。

一个核心原则：中央集权制不变，则以上铁律不变。

任何历史的背后，无非人性与制度。一方面是人基于利益考量建立了制度，而反方面则是制度的建立塑造了人。

自秦汉至清末，国人绝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生活在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制的社会中。因此，在大一统国家与中央集权制之下，诞生的“大一统思维模式”其实就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小到学业婚姻，大到职场升迁，理想实现，治国理政，无不受着这一思维模式的支配。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努力地实现自我价值，寻找着自己存在于世上的终极意义。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之所以神，其实是因为他写活了这些规则，在这部剧里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抵抗最后妥协，即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是规则的囚徒。

而退一万步讲，正如开篇借用的张黎导演的名言。

 这部剧拍的不是历史，而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驱动历史以及每一个人的潜在规则。

所以，在国产剧的清单中，几乎再难找到一部剧能够与其比肩。

事实上，只要我们一直生活在大一统的环境当中，这部剧其实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从剧中找到当下生活的影子。

而这也正是这部剧的意义所在。

当然，最后也得说一句，《大明王朝1566》拍的是虚构的历史，纵观嘉靖朝始终，毁堤淹田其实从未发生。所以，笔者的解读也只针对本剧。

还请评论区，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