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郫县四中王天健老师的一次回望

T  维民先生，您和王天健先生高中同窗三年。时间隔得久了，很多细节大概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我想请您慢慢回忆一下：最初在树德中学同班时，他给您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当时的学习环境、同学气氛是怎样的？在那样的背景下，您对这个人的第一感觉，后来有没有在记忆里反复浮现过？

Z 我和王天健是成都树德中学的高中同学。那所学校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北有南开、西有树德”的说法，这一点如今提起来，倒像是老生常谈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是实打实的荣耀。学校的历史沿革、社会声望，今天不必我多讲，可当年能考进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被寄予的期待。

我们那一届，学生背景差异很大。天健是初中直升上来的，我是外校考入，与他分在一个班。班里五十多人，年龄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岁出头不等。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年龄跨度，本身就很容易造成性格与处境的分化。天健是1939年生人，个子不高，又性情内敛，被安排坐在前排。班里有十几位是他初中三年的老同学，但他并未因此显得合群，反而更沉静一些。说句不太好听的，那时有些同学言语刻薄，拿《水浒》里“矮脚虎王英”的诨名取笑他，这在当年并不算稀罕，但对一个敏感内向的少年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也正因为这样，他在班里始终显得安静而克制，很少参与热闹的交往。至于他是否对文学、音乐这些东西有偏好，说实话，当时并不容易看出来。他并不是那种愿意在人前展示兴趣的人。

王天健（第一排右起第3人）。周维民（最后一排左起第4人）

T 这么听下来，高中三年里，他似乎并不是班里最显眼、也不是最外向的那类人。您和他之间的交往，大概也属于同学里比较疏淡的一种？如果从您个人的感受来说，这种“疏淡”，在当时是出于环境使然，还是他本人的性情所致？

Z 是的。高中时期，我与天健并无深交。他后来的许多人生经历，都是因为廖昌永这件事重新联系之后，我才逐渐了解的。他出生在成都老城铁箍井一带，家境清寒，却读书用功。他的名字“天健”，取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寄意很明确。高考时，他原本报考川大中文系，录取后却被调剂到哲学专业。那是个冷门专业，学制又长，但他五年下来，基础打得很扎实。毕业之际，正值特殊年代，城市毕业生多被分配到基层，他被派往贵州铜仁万山一带的中学教政治。对一个被全家托举出来的大学生而言，这样的落差，对心性是极大的考验。

他原本十分希望回到四川成都这一故乡谋求教职，却屡遭现实阻碍，进展并不顺利。其后，他转而前往成都近郊的郫县，当地教育局接收了他，并安排其在辖区内多所学校任教。其间，他亦曾主动联系四川省内的高校，期望以哲学课程为专业方向，进入高校任教，试讲反响颇佳，用人单位亦有意调入，然因郫县方面未予放行，此事最终未能成行。其后他的态度可用“因为无能为力，所以顺其自然；因为心无所恃，所以随遇而安”来小结吧。大约在1985年，他才在郫县四中稳定下来，担任政治课教员直至退休。

T 后来您慢慢了解到他这些年的经历，包括他在川大学了五年的哲学，再回头看他当年帮助廖昌永这件事，心里有没有发生过变化？比如说，当年未必想得那么多，后来再想，会不会觉得这并不是一时起意，而是和他一路走来的处境、性情或学术教学，有着更深的关联？

Z 我也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天健并不是盲目鼓励学生追逐所谓“兴趣”，他做事一向克制而理性。他联系我，是希望我从专业角度判断廖昌永是否具备继续学习声乐的条件：如果判断可行，再往前走；如果不具备天赋，我想他也好及早把廖昌永往更合适的目标推。这在我看来，是既尊重学生的向往，又为其承担风险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正因为他自己在学生时代曾经有过明确的志向，却未能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中完全展开，他对学生身上那一点尚未成形、却真实存在的愿望，格外敏感。但这种敏感，并没有转化为鼓动或代替选择，而只是体现在一个教师力所能及的分寸之内——把关、引路，而不替人决定。

在当时的乡村环境里，信息本身就很稀缺。他所做的，不过是把自己能触及的那一点信息，毫无保留地递给学生。

郫县四中内展示优秀毕业生的橱窗，2017年拍摄

T  时隔多年，突然接到他那封信，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在意外之余立刻意识到事情的重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他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上写这封信？那几天里，您有没有反复琢磨过他的用意？

Z 这事来得有些突然，我一时还真没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多年未联系，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本身就出乎意料。信里措辞郑重，近乎相托，但又没有半点张扬的意思，这反而让我心里犯嘀咕：这个学生在他心中，究竟占了多重的分量？那时我对他的近况并不了解，对他这些年的经历更是一无所知。自高中毕业后，我们便各奔东西，音讯渐稀。他的身世、他的坎坷，都是后来一点点听说、慢慢拼凑出来的。

信寄出是在一月，偏偏那段时间赶上中学期末考试，紧接着是寒假，他又外出探亲；而我那段时间也外出演出，阴差阳错之下，与廖昌永见面的事一再耽搁。直到三月底，天健亲自引荐，廖昌永与他的二姐廖显——她当时就在郫县四中任音乐教师，来成都找我，这段师生缘分，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T  在廖昌永真正开始声乐学习后，您和天健老师之间是否还会就这个学生有过一些交流？不论是频繁还是零星的，只要是您记得住的，都可以顺着说一说。

Z 坦白讲，很有限。天健那时教学任务很重，不仅要上课，还常常承担毕业班的事务性工作。他成家又晚，一儿一女正是读书上进的时候，家里的负担并不轻。以他的性情，也不太可能频繁地过问学生后来走到哪一步。

我们之间一次较深的交流，是在1988年春天。那次我建议廖昌永只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或上海音乐学院，两校的考场都设在川音。三月下旬的一天，我骑车去川音看榜，在榜上看到了廖昌永的名字。那一刻的念头，说来也很简单：万一他们家没看到榜呢？万一错过复试日期呢？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按不住。我也说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掉转车头就朝郫县方向骑去。十几公里的路，骑了将近两个小时，等赶到郫县四中，人已经几乎虚脱。我当时已经无力再见面当事人，只想当个送鸡毛信的，便反复叮嘱传达室的同志务必转告。

事后天健特地给我写信过来，说被我这样不顾体力的举动触动，又反过来向我道歉，说是自己考虑不周，才让我受这番累。这封信让我很受触动——他完全理解我当时那近乎笨拙的焦急，也郑重对待这份心意本身。

T 央视创立《音乐人生》栏目之初，便选中了廖昌永为采访对象，还安排节目组到四川出外景采访旧事。您和王天健先生都出镜了。还记得那次摄制中的情形吗？

Z  央视《音乐人生》的编导马宁女士当时与我联系较多。节目在成都拍摄时，也到我家中取了一些素材，其中包括王天健写给我的那封信。导演特意让我当场念信，最终，这封信的内容以及我朗读的声音，都被剪入节目并随片播出。

节目组随后前往郫县四中拍摄，记录了王天健与廖昌永在操场上的一次见面。但这一段并未出现在最终播出的版本中，画面只保留了王天健的近景，由他简要讲述当年如何牵线、介绍廖昌永学习声乐的经过。那次见面，是廖昌永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第一次见到天健老师，据我所知也是他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相见。

T 听说在央视节目播出后的几年，上海方面也有节目想再做廖昌永的故事，并且希望把学艺源头一并呈现出来。这个邀请是怎么找到您的？当时您是如何转述给天健老师的？

Z 上海卫视联系我，提出请我赴沪录制。我当时提到，与廖昌永的这段师生缘分，天健才是关键人物。节目组商量后，通知我们二人一同前往上海录制。我将邀请转达给天健，想着他这辈子从贵州山区到成都郊县的生活轨迹，便提到：你这些年一直在教学岗位上奔忙，很少离开过熟悉的生活圈。既然行程难得，不妨权当换个环境，见识见识。可他的回复却很干脆：“我不想因为廖昌永的成名而沾光，更不想因此得到什么。”

T 也就是说，天健先生婉拒之后，您这边也向上海卫视表明，两位都不再出镜。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很多观众或读者或许会替你们觉得有些遗憾。

Z 遗憾是观众的，但那是他的选择，我尊重他的态度，也就一并婉拒了。天健这个人，说起来并不“好讲”。他话不多，也不太会配合别人健谈。同学聚会规模较大的那次，他和夫人、孙子一同到成都，情绪放松，与众人对饮，难得显得外放了一回。

 2017年11月1日，王天健（右3）与树德中学高中同学聚会，周维民先生供图

可即便如此，他骨子里的分寸感始终在：热闹归热闹，事过便散，从不借势，也不留恋。我讲这些，并不是要替他立什么“典型”，更不是要把他的选择放进某种价值框架里反复衡量。我们这一代人，许多决定都是在有限条件下作出的本分判断，谈不上高明，也无意示范。只是回头再看，才发现这种不声张、不取巧、不向结果索取回报的做人方式，如今已不多见了。

天健毕竟是学哲学出身的人。后来想来，他的一些选择，并非情绪使然，而更像是一种长期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先判断，再行动；清楚边界所在，也知道何时该停下。他对学生所做的一切，始终停留在引路而不代行的位置上，既不替人许诺前途，也不把别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功绩。

若一定要我说一句心里话，我对天健，更多是敬。他这一生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经历了不少挫折，却始终自守其度；位置不高，却从不轻慢自己的学生。他所坚持的，并非某种姿态，而是一种清醒：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明白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应当退场。能在自身境遇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把他人的前途当作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这本身就已十分难得。至于旁人如何评价，我想，他大概也并不在意。

2017年4月13日，王天健（中）在家里与两位高中同学合影，左 周维民，右 刘贤富，周维民先生供图

T：我在意。一代人的处事方式，既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也离不开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哪怕那些被迫前往偏远地区、以“改造”为名的经历，本身，也是一种深刻而复杂的教育（但我希望这样的教育就不必再来了）。它未必塑造理想，却极大地塑造了一个人如何判断、如何取舍，以及在什么地方停下。

于我而言，我对您这一代人始终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牵念。我与廖昌永同年生，我们的中学老师，大多也正是你们的同代人。这些年，每逢与中学同学重聚，当年的师生关系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我的长辈与年长的兄姐中，也不乏像您、像王天健先生这样的人——并非没有才学与抱负，而是在时代的推挤之下，走上了一条非常规的人生路径，学会了在有限条件中作出判断，并为判断本身负责。或许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自媒体写作者，我在这类题材上始终带着一点执念：并不想刻意拔高某种人格，也无意替谁作出总结，而是希望在具体的人、具体的经历里，留下那些不那么容易被注意，却真实存在的分寸、克制与清醒。总之，非常感谢您的信任与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