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宋英宗治平三年修成了通志，就是《资治通鉴》的前身，包括周纪和秦纪的部分，得到了宋英宗的支持，批准开设书局让他继续向后修。但是次年英宗皇帝驾崩，继位的神宗皇帝启用了王安石变法，在政治理念方面不待见司马光，但是对他修订史书是非常支持的。调用了内府中的藏书供他使用，神宗皇帝亲自为这部书赐了名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钦赐资治通鉴书名并序。
在熙宁年间是王安石执政，司马光就退居到了洛阳，开始了漫长的修史历程，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也就是苏东坡先生离开黄州的这一年，资治通鉴正式修成。总历时十九年，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举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虽然编年体往往显得有点流水账，但它是沿着时间轴推进的，读编年体的史书比纪传体更容易理清逻辑。而且司马光的从政经验非常丰富，从中枢到地方，从馆阁到台谏，都处理过重大而复杂的事务，因此他这部书的质量非常高。
我们看过元史就知道那个质量有多差，编元史的宋濂先生虽然是当时的大学者，但他不是元朝的资深官员，不能真正掌握元朝的典章图籍。而司马光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直接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北宋距今已经有上千年，连最初的刻版都已经没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竟然有一张手稿得以流传，无论是从艺术还是史学方面，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能从这张残存的纸上看到资治通鉴这种巨著的原始形态，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些司马光的性格。这是唯一存世的资治通鉴的手稿，只有这么一张纸，因此得到历代收藏家的重视。
它最初是由宋朝的赵汝述收藏，此后经历了元代的赵孟頫、戴良、危素；明永乐年间的袁珙、袁忠彻；明正德年间的安国；明万历年间的项元汴；清康熙年间的梁清标，此后进入了清朝内府，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它全卷高33.8厘米，长130厘米，共有29行，在卷后有宋元名家的题跋。全卷共有122枚收藏印记，其中有51枚属于明代的项元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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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采用了大量的史料，全书是由以司马光为首的团队完成的，首先汇集各种最原始的史料，之后加以整理，再由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朝代，这张残稿记录的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的史实，负责晋纪部分的是史学家刘恕，司马光这张手稿排列的是提纲，团队要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订，这里记录了永昌元年整年的事情，这一年刚好是东晋大将军王敦造反，是很著名的历史事件，仅存的这张纸就记录了这种大事。
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司马光这里写的是简稿，起到了个骨架的作用，他还要拿到史馆去进行完善。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
公元322年2月3日，晋元帝将年号改为了永昌，这也是他最后一个年号。司马光的书法历来是不评价的，写得工工整整非常质朴。有些不合适的地方就用笔划掉了。比如第一行王敦既与朝，后三个字就被划掉了，后来修订的时候补上了。书里看到的完整句子：王敦既与朝廷乖离，后面还增补了他扣押羊曼和谢鲲的事，所以草稿这里写的：将作乱为长史谢鲲云云。
注意这张纸上的小号云云在多处位置频繁出现，全稿一共有50处，它相当于我们今天写论文的引用标记，凡是司马光写云云的地方，都是准备要插入一段史料。提纲送到刘恕那里之后，派下去给史官就要添加相关的事迹，最终呈现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治通鉴。
王敦把羊曼和谢鲲扣住了，强行任命他们俩当长史，所以他们俩使出了一个拖字诀，每天都是喝得烂醉如泥，王敦就对谢鲲说了自己造反的理由。
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何如？（敦将作乱，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何如？）
刘隗是御史中丞，他是站在晋元帝这边的，准备抗衡琅琊王氏为首的门阀，先是在朝中收拾了王导，之后就准备收拾王敦，所以王敦打着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谢鲲不同意他的做法，王敦骂了他一句，君庸才岂识大体。
后面的几处云云缩写的更厉害，具体就是说王敦从武昌起兵，他用当年商朝太甲的故事恐吓晋元帝，说陛下你看我像不像伊尹，可能是看到他底气这么足，他的老部下沈充也从吴兴起兵给他造势。
正月十一日乙亥日，晋元帝下诏：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
王敦的哥哥王含连夜乘船投奔了王敦，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乱成了一锅粥。但司马光的字是丝毫不乱，他以这种小字写得工工整整，要知道这只是草稿。很多名人的草稿都写得很凌乱，难得他还写得这么清楚。对史馆的同事来说倒是非常友好的，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总之每处云云都是一段史料。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就是用这样的提纲来不断完善的，涂抹的地方有的是觉得不合适，有的是当时写错了字。
敦遣参军桓罴说谯王承，请承为军司……承乃困桓罴，以悝为长史……同举兵讨敦。
王敦要求谯王司马承支持自己，司马承反复考虑之后决定还是支持朝廷，便联合长史虞悝等人举兵讨伐王敦，是这么一件事情。永昌元年正月，整月都在说王敦的事情，在三国以及两晋时期，武昌这个地方的军事细胞可以说是非常活跃的。
这句云云省略得很危险，如果不看原文的话容易误解，《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后赵王勒立子弘为世子。遣中山公虎将精卒四万击徐龛。后赵国主石勒立儿子石弘为世子，派中山公石虎率兵四万攻打徐龛。徐龛是西晋末年的流民统帅，割据泰山郡，长期在晋赵之间不断摇摆，永昌元年他刚好归复了东晋，所以石勒大怒派兵攻打泰山。就在后赵攻打泰山的时候，前赵正在攻打陇南的仇池国，这是氐族建立的政权。
赵主曜自将击杨难敌，难敌逆战不胜，退保仇池……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赵，赵以武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杨难敌是仇池国的第二任君主，前赵国主刘曜御驾亲征，所以仇池国根本抵挡不住只好称臣，接受了前赵封赏的爵位，看到前赵大军来势汹汹瞬间就降伏了仇池，驻扎在甘肃临洮的休屠王石武，也只好率部归降了前赵。
这一年南朝北朝都乱成一锅粥了，能在那种年代活下来都是一种奢侈，所以读历史只是了解过去，绝不能向往过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比任何杜撰的灾难片都可怕，司马光这里还用了非常短的话记录了另一种可怕的场面。
徵字缺了一笔，是为了避宋仁宗的名字赵祯。宋朝的避讳字列表多达好几百个，同音字谐音字都得避讳，连蒸饼都改成了炊饼。
元帝诏骠骑将军戴渊及御史中丞刘隗入朝，跟他们商量讨伐王敦的事情，当时看到百官伏道迎接，使刘隗产生了某种自信。他提议要诛杀所有在京的琅琊王氏成员，元帝听到后感觉呼吸有点困难，就拒绝了他的建议。刘隗在那一瞬间就感觉脊背发凉，大概这时才想起来，东晋王朝一开国就被门阀绑架了。后面还有更恐怖的三个字。
《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司空导帅其从弟中领军邃，左卫将军廙（yì），侍中侃、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司马王导率领琅琊王氏子弟，每天都跪在宫门口请罪，因为王敦已经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元帝根本没敢把王导怎么样，他领着琅琊王氏二十多人在那跪着，这些人是司空、侍中、中领军、左卫将军，以及其他各种将军。这种跪着的感觉比站着还要直。后面就是记录王敦攻打建康。
元帝将是派王廙先去劝他，结果王廙见了王敦后就直接反水，王敦占据了石头城，元帝派刁协、刘隗指挥攻打石头城。王导、周顗等人三道出击都被王敦击败，太子司马绍听说之后，披甲执刃准备亲自攻城，但是被时任中庶子的温峤劝阻，当时的场面极度混乱。
元帝亲临战场的时候穿的是甲胄，因为当时情况非常危险，看石头城实在是打不下来。王敦纵兵开始劫掠宫城，眼看叛军就要杀到眼前了，他索性就把甲胄脱了。元帝对王敦说了这么一番话：你要是看中我这个位置，那你何不早说，我让给你就是了。为必为难百姓。司马光写这段的时候加墨特别多。
刁协和刘隗指挥反攻失败，刘隗逃到了后赵，《资治通鉴》交待了他的结局：隗奔后赵，官至太子太傅而卒。他还算得到不错的结局，尚书令刁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草稿里先写的是道死，就是逃亡时死在半路，后来根据更可靠的史料修正了。岁数大了不方便骑马，平时为人又比较吝啬，对下属从来没有什么恩典，所以危难时刻没有人愿意帮他，逃到江乘的时候就被人杀死了。江乘就是南京大学城附近。
记载了一件极其耻辱的事情：元帝令公卿百官前往石头城拜见王敦，当时发生了非常精彩的对话。王敦问骠骑将军戴渊：前日之战，有余力乎？就等于是问你服不服。简直就是公然的挑衅和侮辱。戴渊当场回怼王敦：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说我哪敢放水，力量如果足够早就收拾你了。王敦又问戴渊：这天下人怎么看待我的行为。戴渊非常巧妙地说：见形者为之逆，体诚者为之忠。说如果看你挥军攻城的样子，都会说你是乱臣贼子。如果有人体会到你出兵是为了维护朝纲，那么都会说你是个忠臣。王敦根本就不愿意顺着台阶下，当时正在得意的时候。
让字缺一笔，是避讳宋英宗父亲赵允让。这记的是朝廷给王敦的安排。造反造到这种程度极为罕见，王敦认为太子有勇武之气不好控制，他决定将太子废掉，于是召集百官朝廷商议，是温峤挺身而出反击了王敦。
王敦杀害了戴渊和周顗，他杀周顗之前是问过王导的，说你看我杀他行不行，王导沉默不语，在很多情况下沉默就等于表态。所以周顗被王敦杀害，他跟王导两人本来关系不错，上次王导跪在宫门口请罪的时候，正好看到周顗进宫议事，就喊他帮自己说几句好话，当时周顗没有搭理他。但是周顗在元帝面前是说了好话的， 事先王导并不知道，周顗也不屑让他知道。他出来的时候还对跪在那的王导说：杀你能换高官厚禄，那我觉得这个事挺划算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王导没有为周顗说话。
后来他在中书省当值的时候，发现了周顗保护自己的奏章，瞬间就精神崩溃无地自容。王导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周顗，字伯仁。他用生命为后世检验了王导的气度。
元帝派侍中王彬去慰问王敦，王彬是周顗的好朋友，所以去之前哭得很惨，到了之后就被王敦责难，他当场斥责王敦是反贼。王导当时也在场，就打圆场说让王彬行个礼谢个罪。王彬拒绝说脚疼不能拜，王敦大怒，说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威胁要杀他，但是对方根本不怕死，所以他没有成功。
武昌附近驻扎着另外一位将军，都督沔北诸军事的甘卓，他的曾祖父是从前东吴的大将军甘宁，王敦是稳住他之后才进攻建康的，非常害怕他在后方截断自己的退路。于是王敦矫诏让甘卓退回襄阳，都尉乐道融劝甘卓发兵抢占九江，切断王敦的退路，但甘卓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觉得自己控制了上游之后，王敦可能会杀害天子，于是他引兵退回了襄阳。乐道融因此气愤而死。
王敦控制了百官，他以西阳王司马恙为太宰，王导为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并对百官及军阵进行了改组，罢黜了上百官位军政官员。谢鲲劝王敦去朝见天子，不管怎么样给个面子，但是遭到了王敦的拒绝。
王敦正月在武昌造反，三月控制了东晋的朝局，四月他就返回了武昌。
湘洲刺史谯王司马承正在长沙坚守，但是王敦率先攻破了建康，他又稳住了甘卓的军队，长沙这边迟迟等不到援军，就被王敦的部将魏乂率军攻破。谯王司马承被俘押往武昌，被王敦派荆州刺史王廙杀害于中途。朝廷得到湘州陷落以后，诏名将陶侃领湘州刺史，陶侃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王敦不想让他离自己太近，就将陶侃调任到广州任刺史。
永昌元年的重大事件都集中在上半年。后面记录了五月份发生的事情，梁州刺史甘卓率兵回到了襄阳，襄阳太守周虑受到王敦的指使，诈称湖中出现了很多鱼，说比平时要多好多倍，骗甘卓将身边的亲信调出去捕鱼，在五月二十三日，就是这里注明的五月乙亥，周虑率军偷袭甘卓的卧室将其杀害，王敦派亲信接替了他的职务。得势之后就开始横征暴敛。
兖州刺史郗鉴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被尚书右仆射纪瞻推荐，征拜尚书。这是永昌元年七月的事情，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永昌元年二月，后赵的石虎率兵攻打泰山，围城到七月终于攻克，擒住了徐龛押往都城襄国。
时间跳转到了十月初九，荆州刺史王廙死了，王敦派王含接替了荆州刺史，派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并且派王谅袭杀了交州刺史。
名将祖逖去世之后，后赵数次攻打河南，豫州刺史祖约抵抗不住退守寿春，中原地区开始又变得混乱。
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公元323年1月3日，元帝司马睿在忧愤之中驾崩，司空王导受命为辅政大臣。
所以这是非常魔幻的历史时期，王敦造反攻破都城来去自如，王导还能受命为辅政大臣，王敦攻破建康并没有多久驻留，他很快就引兵回到了武昌，在武昌依然能够摇控建康，可见元帝的忧愤而死，描述的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他还是东晋的开国皇帝，就是这种待遇。元帝驾崩的第二天，太子司马绍登基为晋明帝，开始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乱摊子。
从永昌元年正月王敦起兵，到十一月元帝驾崩，东晋国内发生了这么多祸乱，永昌这个年号没有能实现字面意义，使用时间也仅仅只有一年，甚至对元帝本人来说还不到一年。
永昌元年十二月，记录的是北方地区的事情，前凉国主张茂派人攻占了陇西地区，鲜卑地区首领慕容廆派儿子慕容皝出兵河北，进攻了盘踞在迁安地区的段末柸，他是鲜卑另一个部落的首领。
草稿最后一个还字，《资治通鉴》原文是：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袭段末柸，入令支，掠其居民千余家而还。史料最后一个字是还，可见司马光是非常认真的，修史书确实需要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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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手稿的珍贵之处还不仅仅是《资治通鉴》的提纲，除此外还附赠了别的内容。涂抹的地方是范纯仁写给司马氏兄弟的信札，被司马光拿过来当草稿来用了。两家是姻亲关系往来密切，在政治立场上两人也是一致的。范纯仁没有他父亲范仲淹有名，但是实际上他的地位比父亲要更高，他的父亲并没有担任过真正的宰相。
司马光划掉的四行内容是范纯仁的手迹，就是一封日常的问侯信，古人写信有具体的礼法，有些称谓需要顶格，需要空位。内容文字排列都是长短不齐的。司马光也真是不浪费空间，他的草稿将范纯仁的家书团团包围，不过虽然划掉了，内容还是可以辨识出来的。我们从透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范纯仁的书法水平要比司马光好。
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侯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
这是他写给司马光兄弟的信，说送信的家人已经回来了，想必我的书信你们已经收到，近来都在默默祝福，伯康的身体必定会康复的。信里说的伯康是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他跟范纯仁是儿女亲家。司马旦退休后回到了夏县老家，这里距离洛阳不是很远，司马光对自己的哥哥是非常好的，两个人经常互相往来看望对方，范纯仁会同时致信给两个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他的人信札《致伯康君实尺牍》，就是同时写给司马氏兄弟的。
司马旦看过之后将信转交给弟弟，司马光写手稿的时候缺纸，随手就把范纯仁的信札给涂掉了，在上面完成了东晋永昌元年的大事提纲，所以这张残稿的纸张是两张信纸的拼接，古人经常会这样利用纸张，有的时候也会使用信札的背面。其实我们今天看着很平常的纸在古代是稀缺品，这件文物通常被称为幅纸三绝，首先是《资治通鉴》的手稿，其次是范纯仁的信札，后面还有一段内容是司马光的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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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信札跟范纯仁的信是在同一张纸上，但并没有署名，是司马光写给别人的回信。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送出去，留下来变成了草稿。这封信札是司马光答谢别人送礼的信札。
具位，右伏蒙尊慈，特有颁赐，感佩之至。但积下情，谨奉状陈谢。伏惟察照，谨状。某月某日具位，状。
具位出自《诗经·小雅》：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人要知道，天下民众时刻都在注视着你的行为。具位是高官用在书信上的谦词，就不在后面注明自己的具体官职了，后面空着很大块区域，还划了两道波浪线的省略，毕竟写全了官职也很麻烦的。司马光此时的官职全称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贴职）朝散大夫（散官阶）右谏议大夫（寄禄官）充集贤殿修撰（差遣）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祠禄官）上柱国（勋官）河内郡开国侯（爵位）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赐紫金鱼袋司马光，是非常非常长的。因此不是正式信件就不用写了。
司马光说承蒙您的厚爱赠送了礼物，特此回信表达我的谢意，感谢您对我的关照。伏蒙尊慈常见于古人的书信，或者也有写伏蒙台慈，都是表示尊重对方。伏惟后面有礼节式的空位，察照就是关照的意思，司马光把两个字写反了，所以他加了一个换位符。
这就是原幅全卷的内容，由《资治通鉴》手稿、范纯仁的信札、司马光的信札两截纸共三段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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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宋孝宗朝进士及第，在宁宗嘉定年间做到参知政事。
他的题跋是对司马光认真态度做了表扬，说的他的通鉴稿都写到信札上了，说明平时工作非常辛劳，别人赠送物品也要认真回信，当真是个严谨不苟可为师表的人。任希夷是在翰林院值夜班时题写的，他在嘉定年间调作了礼部尚书，他为北宋周敦颐和二程申请了谥号。
他是史弥远摩下得力干将，任希夷就是从他这里观赏到的，赵汝述的书法风格跟任希夷相似。他交待了藏品的具体内容，他说这堪称幅纸三绝，两位宰相的三段手迹。
当时很多人从赵汝述家里观赏过，也都会留下不同的题记，因为藏品都历经辗转，期间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可抗因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题跋，未必是全部的题跋，很多时候都会有遗失，能留下来的已经是非常不易了。
这三位南宋时期的观赏者，他们说这本来就是草稿，但是字的笔画工整没有歪斜，可见司马相公做学问是极其认真的，有这种坚毅的精神做什么事情都会获得成功。再次对前辈赞叹仰望。
他称赞司马光手稿，四百五十三字无一笔作草，他说从字迹能看出他的耿直诚信。柳贯还说这篇手稿有个问题，每件史实都只写一两个字或者四五个字，后面用云云概括标记内容，内容与《资治通鉴》原书偶然有所不同，可能这就是未经删定的初稿。可是自从设置了书局，两汉部分的历史由刘颁负责，三国至隋是刘恕负责，唐至五代是由范祖禹负责，每段历史都有各自的负责人，司马光只是负责最终的终审删定。而东晋永昌元年这一篇，他没有交给刘恕处理而是亲自起草，实在想不通其中有什么原因。
不过司马光和范纯仁的手迹还在，不仅让人想起元祐年间的风云际会，又岂会在翰墨之间争长短。柳贯题跋一向是非常严肃的。东阳柳贯题。
柳贯，字道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柳贯是元代著名的大学者，卷首题到的戴良是他的学生。主持国史编修的大学士危素也是他的学生。连他的学生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更有名的还有明朝大学士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宋濂自述少年时求学的经历，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就是在此时向柳贯家里进发的，而柳贯此时正在家里观看司马光的手稿。
比柳贯级别还要高的大学者，他去世以后赠江夏郡公，谥文献，柳贯做题跋的时候他正在北京编修国史，这篇题跋在柳贯题跋十年之后。黄溍本身就是负责修史的，因此特别能理解司马光，他说手稿把永昌元年的事记录得非常详细，虽然这只是司马光的手稿，可是字体方正，毫无潦草之态，由此可知他工作如此谨慎，历时十九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高度赞扬了司马光。接着还对当时的流行风气做了点评，现在社会上的风气浮躁，很多人善于做表面工作，崇拜轻浮的风格，贬低持重的风格。我看这种风气已经非常严重了，即使司马温公能够复生，恐怕也难以使这些人改观。
黄溍地位崇高，政坛和社会见闻非常丰富，对当时的浮躁风气感到无奈，题跋最后一句是他的感叹：展玩之余，惟有掩卷太息而已。
他引用张南轩评价王安石的故事，张南轩就是南宋学者张栻，主战派宰相张浚的儿子，他曾经说过：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说王安石的书法浮躁紊乱，不知道他到底忙成啥样，才会把字写得那么乱。张栻是王安石的究级反对者，不过王安石的书法确实比较奇特，只有黄庭坚明确表示非常喜欢，苏东坡表示有个性但无法模仿，其他几乎全是负面评价。很多评价甚至接近妖魔化，比如说王荆公在公文上签字画押，他名字最后一个字是石，因为他性格非常急躁，经常把自己名字中的石字签成歹字。
王安石得罪的人太多了，这里就是用王安石来对比司马光，说浮躁是王安石的毛病，今天我看到司马光的手稿，工工整整无一字潦草，可见他是一个谨慎稳重的人。诚信忠厚的气象浮现在字里行间里，两个人同样都做过宰相，王安石那样急躁的人是写不出这种字的。
元代有两位大画家非常喜欢他的画，就是高克恭和赵孟頫，朱德润的《秀野轩图卷》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他在题跋中总结了手稿的特点，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用司马迁和班固的纪传体，而是采用了沿时间顺序的编年体，历朝兴衰都可以历历直观，好的可以继承，坏的可以引以为诫，每件事都标注了年月日，使人能明确看到是非得失，可以说具足春秋体例。
朱德润毕竟做过史官，他还回答了前面柳贯的疑问，柳贯疑惑司马光为什么要亲自组稿，朱德润说这是史官遇到的特例，东晋永昌元年，王敦还镇，元帝驾崩。这是晋室面临的重大转折，因此司以光亲自定稿，不让这一年的重要事件失记。他说司马光和范纯仁相继担任过宰相，今天能够看到这二位的手迹，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汉代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都曾经位至三公，《三国演义》袁绍天天喊着自己家四世三公，袁逢就是他的父亲。
这里典午是一个谜语，典者，司也；午者，马也。典午就是司马。他说司马氏南渡之后，大臣变身为大盗的事情接连而起，可是晋室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面是他表扬司马光的话，说他著成《资治通鉴》，将兴衰之乱变成了条例，他的字迹也是工工整整，本来草稿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他这种谨慎的精神是与天地同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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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么一张草稿纸，记录了这么多信息。作为改革家王安石的老对手，司马光的性格自然跟他相反的，政治成就方面是专业的历史问题，我们仅从他编书的角度来看，司马光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史学家，尽管这部书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在内容取舍方面或者对不同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存在着某些讹误，但总体上是瑕不掩瑜的，这种重量级的编年体史书，不仅对专业学历史非常重要，对日常喜欢读书同样是很重要的。
因为编年体是顺着时间线，把相同时间点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对于养成良好的逻辑推导能力很有帮助，虽然编年体看着很容易枯躁，不像纪传体那样围绕某个人物，故事性比较集中比较有趣，但是编年体有着纪传体无法具备的优点。
司马光，字君实，出自《易经》：刚健笃实辉光。他这个人也是非常认真非常固执的，后世的人们能够记住他，除了传说中砸缸救人的故事，应该就是他编著了《资治通鉴》，而且他请神宗皇帝题了字，并在册页上盖了印玺，因此这部书逃过了后来的党争。即使到了我们今天，这也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它记录了一千多年的兴与衰，呈现了一千多年的血与火，昭示了王朝的延续，也记载了历史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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