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之言【13】：卢卡奇论陀氏，他笔下的人物以黄金时代之名发起无意识的、野蛮的和盲目的反抗。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

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  格奥尔格·卢卡奇 

译/  奥夏

这是一个奇特但经常重复的事实，作为文学化身的新人带着他的所有问题从一个年轻的国度来到文明世界。因此，在十八世纪，德国的维特风靡英法；那么，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来自遥远的、未知的、几近传奇的俄国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成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

一个落后的国家产生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没什么稀奇。在十九世纪形成的历史意识让我们习惯于享受全世界的和曾经的文学与艺术。影响整个世界的艺术作品发源于更遥远的国家和时代：从黑人雕塑到中国木刻，从《卡勒瓦拉》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但维特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情况非常不同。他们的影响丝毫没有因对异域风情的渴望而被触动，“突然”出现了这些作品，它们来自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国度当代文明的问题和冲突尚未完全显露，它们——以想象的方式——讲述着人类文化制高点的所有问题，搅动着极致的深处，呈现出迄今为止从未实现、此后从未超越的整体，包含那个时代的精神、道德和哲学问题。

质疑这个词必须通过主张得到强调和补充，该主张认为它是诗学和创造的问题，不是哲学层面的问题。因为这在过去和现在是诗歌和小说的任务：怀疑，以新人和人的新命运提问。诗歌作品合理地给出的具体答案会在资产阶级文学中频繁出现——从远处看——一个任意的特点。他们甚至会打乱真正的诗学问题。歌德很快和维特一起看到了这点。仅在几年后，他在一首诗中让维特劝告读者：“做一个人，不要学我。”

易卜生十分慎重地考虑了对诗人工作的质疑这个事，并在原则上拒绝回答其问题的任何义务。契诃夫对这整个问题有过明确的表述，当时他清晰地区分了“问题的解决和问题的正确提出。只有最后一个是艺术家所需要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奥涅金》中，没有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些作品完全令我们满意，仅仅因为所有问题被准确地放入其中。”[1]

这种洞察对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重要，因为他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许多——甚至非常多的——回答是错误的，与当今的现实或与当下最好的斗争无关。当它们被发表时，它们是过时的，甚至是保守的。

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是享誉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知道在他的国家和整个人类处于危机时如何以想象地果断的意识提出问题。他创造了人物的命运和内心生活，这些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冲突和相互联系，对人和思想的吸引与排斥，比日常生活本身的问题，那个时代所有最深刻的问题得到了更快、更深邃、更广阔的阐明。这种对文明世界的精神与道德发展的想象期待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作品甚至更有时事性，更新颖。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拉斯蒂涅。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赏巴尔扎克，译过《欧也妮·葛朗台》，无疑非常自觉地继续前辈的主题。这种联系的本质显示了他的创造力：他诗意地抓住了时代的变迁，人物的变化，他们的心理状态与世界观的变更。爱默生认为拿破仑对欧洲知识生活所产生的深远而普遍的影响原因在于“他影响的人都是小拿破仑们”。他指出该影响的一个方面是，拿破仑代表了其时代和部分之后的时代中大部分人拥有的所有品德与恶行。巴尔扎克与司汤达转向这个问题并作了必要的补充。对他们而言，拿破仑看来是重要榜样，据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每个天才在他背包里携带一根警察局长的警棍，也是民主社会里人才畅通无阻出现的重要楷模。因此作为社会民主特征的标准：拿破仑式的崛起是否可能会出现？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消极批判紧随这个问题而来：承认和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和个人的崛起——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只属于过去。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英雄时代进一步衰退。西欧资产阶级社会已自我巩固。反拿破仑之梦的不同内外屏障已经建立，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时代建立的屏障相比，它更坚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俄国刚开始社会转型——这就是为什么俄国青年的拿破仑之梦比西欧同时代青年们更暴力、更激情四射。但这种转型首先要面对在旧社会现存的坚固框架（无论你如何从历史层面看它似乎已死）中无法克服的障碍。在此时期，俄国与1848年之后的欧洲处在同时代，带着十八世纪理想的幻灭和资产阶级社会革新改造的梦想。然而，这种与欧洲一起的同时代性出现在革命前的时期，当时俄国的旧制度仍然不加遏制地统治，当时俄国的1789年仍然在遥远的未来。

甚至拉斯蒂涅认为，比起“力量的倡导者”，拿破仑算不上法国大革命具体的历史继承人。拿破仑的迷人形象以他的方式，他的行动种类和特征，他克服障碍的方式所树立的榜样比他的终极目标更好。而且，不管所有心理影响和道德的衰退与理想的升华，拉斯蒂涅们这一代的奇特目标依然清晰，在社会层面仍然很具体。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境况甚至有更明显的逆转。道德和心理问题对他来说几乎特别具体：拿破仑为了伟大的目标而超越人的能力——拿破仑的这种能力，比如，与默罕默德一样。

从这种心理学层面看，具体行动变得偶然——这是一种时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或手段。正反行动的心理学与道德辩证法成了问题的症结：这个考验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否有道德能力成为拿破仑。具体行动成了一个心理学实验，然而，它冒着实验者整个身体与道德生存的风险：一个实验的“偶然时机”和“偶然对象”毕竟是另一个人。

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和他的朋友皮安训简略地讨论道德问题，即如果一个人拿到了一百万法朗，他是否有权按下按钮杀死一个无名的中国官员。在巴尔扎克笔下，这些谈话是该小说主要的具体问题的插曲，诙谐的枝节故事，道德实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成了中心问题：通过卓越又深思熟虑的艺术，它成为了中心点。行动的实际和具体方面以同样的深思熟虑被推挤到旁边。例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甚至不清楚他从典当商那里偷了多少钱，他的谋杀是缜密的计划，但他忘了关门，等等。所有这些细节都强调一个要点：拉斯科尔尼科夫能在道德上忍受越界吗？而主要是，他内心赞成和反对犯罪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样的道德力量起到了作用？在犯罪前后哪些心理压抑影响他的决定？为了这个决定和之后的不屈不挠，他能调动的精神力量是什么？

（巴尔扎克）

他自己的精神实验呈现出该实验自身的活力；即便它失去所有实际意义，它仍然继续着。因此谋杀后第二天，拉斯科尔尼科夫去了典当商的公寓为了再次听谋杀之后让他非常恐惧和心烦的门铃声，和再次测试这对他本人的心理影响。该实验本身越纯粹，它就越不能具体回答具体问题。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基本问题成了世界文学——准确地说是通过与他伟大的前辈的联系和比较——的重要事情。正如没有理查森和卢梭，维特的出现和影响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没有巴尔扎克，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罪与罚》中提出的中心问题和在《维特》中一样，是新颖的，刺激的和预言的。

对自身的实验，行动的执行，不是特别出于行动的内容和影响，而是为了彻底地、深入地、到底部了解自己，它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主要的人类问题之一。

歌德对“认识你自己”这个口号，对自我分析得出的自我认识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对他来说，行动作为自知之明的方式仍然被认为理所当然。他拥有一个稳定的理想体系，尽管它没有被特别阐述。通过为这些理想奋斗，对它们的内容，对它们与理想的亲密关系而言有意义的行动必然会实现。自我认识因此成了行动的副产品。通过社会中的具体行动，人学习认识自己。

甚至当这些理想发生变化，当——无论实现与否——它们失去重量并变得相对时，新理想代替了迷惘的理想。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当然还有歌德本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他们自身没有成为问题。

巴尔扎克笔下著名的利己主义者们也是如此。客观地看，当利己主义——不惜以个人为任何代价提升——成了巴尔扎克笔下经常出现的中心议题时，个人主义理想转向内在，它的主观判断显得非常可疑。但这些客观问题在巴尔扎克笔下很少导致主体的自我消解。个人主义在此很早就显示它的悲剧（或喜剧）问题；但个人主义本身还没成为问题。

唯有当这种个人主义转向内在——当它既不能在当下的社会目标中也不能在自我的野心的本能欲望中发现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实验问题就出现了。《群魔》中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在自杀前给达莎·沙托夫的告别信中直接总结了这些问题：

诚然，斯塔夫罗金的情况十分特别，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情况迥然不同，尤其不同于那些因自我认识的尝试吸引其他人灵魂的实验：例如，当《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专门靠这些实验生活，怜悯地对妓女丽莎说话，为的测试他对她的情感的控制力。或者当《白痴》中纳斯塔霞·菲利波芙娜把罗戈任带来的十万卢布扔进火里，为的是完全明白和享受加尼亚·伊沃尔金的卑鄙，如果他能从火中把它弄出来就可以得到这笔钱，等等。

所有这些情况各种各样，但有重要的共性。首先，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孤独之人的行动——这些人完全依赖自己，因为他们理解生活和自己的处境，他们自身活得如此深刻和强烈，以至于其他人的灵魂对他们来说永远待在一个未知国度。在他们看来，其他人只有一种既能征服他们又能服从他们的陌生和险恶的力量。当《少年》里年轻的多尔戈鲁基阐释他想成为罗特希尔德的“理想”并描绘实现这一“理想”的实验时，它在心理学上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实验非常相似，他把它们的本质定义为“孤独”和“力量”。孤立、分离、孤独把人当中的关系简化为一种优越或劣等的斗争。这种实验是一种升华的精神形式，一种为力量而赤裸斗争的精神内转。

但通过这种孤独，这种主体自身的沉浸，自我变得深不可测。这既产生出斯塔夫罗金的无政府状态，即在所有本能中迷失方向，又表现了因“理念”带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着魔状态。一种情感，一个目标，一种理想完全统治了人的灵魂：我，你，所有人消失，化为阴影，仅存在这个“理念”下的包容。这种狂热以低级形式出现在彼得·韦尔霍汶斯基（《群魔》）身上，他让人成为他希望他们变成的模样；以更高形式体现在受生活伤害的女性身上。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卡拉马佐夫兄弟》）只爱自己的美德，纳斯塔霞·菲利波芙娜（《白痴》）只爱自己的耻辱：两人认为她们会在这种爱中找到支持和满足。我们在像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有这类理念的人中发现了这种精神结构的最高层面。与这些令人震惊的、滑稽可笑的人形成对比的是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受到“一切都被允许”这个教条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影响。

但准确地说，在最高层面上，过度紧张的主观性极为明显地转变为它的对立面：“理念”这顽固的狂热成了绝对的空虚。“少年”多尔戈鲁基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痴迷于成为罗特希尔德这一“理念”所带来的心理影响：

由此在这些人中产生了行动和灵魂之间彻底的不协调。因为他们不断意识到这种不协调，所以他们极度恐慌变成荒唐可笑之人。这种个人主义越极端，自我就越向内转，它的外在越强，那它越是会用长城切断自身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它越会在内心的虚空中迷失自我。自我本质上沉浸在自身中，无法找到任何更坚实的地基；一度看似坚实的地基原来只是表面；一切以指引方向的声称短暂地出现，成了它的对立面。理想完全变为主观，这是一种诱人的但总是充满欺骗的海市蜃楼。

因此，这种实验是不顾一切的尝试，即内心想找到坚实的地基，想明白人是谁——一种在我和你之间，在自我与世界之间推倒长城的拼命尝试——一种不顾一切的尝试和一直徒劳的尝试。孤独者的悲剧——或悲喜剧——在这个实验中找到了最纯粹的表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个次要人物简略又明确地描述了这些小说的氛围。她谈到这些人物：“他们所有人像是在火车站。”这是基本点。

首先，对这些人而言，每个场景都是暂时的。有人站在火车站等待发车。火车站自然不是家，火车必然是一种转变。这个意象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里关于生活的普遍情感。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其实被判二十年服刑的罪犯认为他们的监狱生活是短暂的处罚并认为它是暂时的。在致批评家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之后正计划写的小说《赌徒》与《死屋手记》比较。他想实现与他在《死屋手记》中已实现的类似效果。赌徒的生活（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世界的象征角色）从来不是正当的生活，而仅仅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对实际生活的准备。这些人并不完全活在当下，而只是活在一种他们的命运发生关键转变的不断紧张的期待中。但即使当这种转变发生——通常是实验的结果——他们内在世界的结构不会发生本质变化。通过触碰现实刺穿一个梦：它会瓦解——然后出现一个新的梦，是即将到来的新转变。一趟火车离开车站，人们等待下一趟——但尽管如此火车站依然是火车站，是一个换乘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丰富表达把他完全置于过去和现在艺术的对立面。在《少年》的结尾，他通过主人公的回忆以批评信件的形式表达了这个坚定信念。他清楚看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美不可能主导这个世界。但之后他为自己的形式辩解，他没有通过提出纯粹美学问题来这么做。相反，他认为托尔斯泰小说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命名它们但暗指是不会有错的）实际上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他还认为这些作品从本质上已成了历史小说。通过描述多尔戈鲁基回忆中与命运联系的不是正常家庭而是“偶合家庭”，隐匿在美学冲突背后的社会批评则变得具体。根据作家书信，美与新现实主义的对比应归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在个体的思想中出现“专断”、异常的家庭——现代健康的人几乎都有精神疾病，说的是小说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所有畸变不过是对整个社会深刻危机的最显著的表露。

通过看见和呈现这个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首个最伟大的诗人。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以前就有过对城市生活的诗性处理：早在十八世纪就出现了笛福的这部描绘城市的杰作《摩尔·弗兰德斯》。尤其，狄更斯诗性地表达了大城市的不寻常的孤独。（正是这个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热忱地喜爱和赞赏狄更斯。）而巴尔扎克在他的巴黎图景中勾勒了但丁式的新的当代地狱圈层。

这一切是真实的，并且有人添加更多。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描述现代社会中通过生活带来的社会必要性产生精神扭曲的作家——并且仍然无法被超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恰恰在于能从事物刚刚开萌芽以来认出和表现未来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演变动态。

我们必须补充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没有使自己局限在描述和分析中——仅有的“形态”，使用当今不可知论这个流行术语——还提供了一种起源，一种辩证法和一种视角。

起源问题是决定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都市苦难的特别形式中看到他笔下人物心理结构的特殊本质的出发点。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期的重要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为例：《地下室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罪与罚》。在这每一部作品中，我们看到我们从他们精神影响的角度如何讨论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精神结构如何，他们从现代大都市的社会痛苦中如何产生扭曲的道德理想。城市人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是他们病态的个人主义的基础，是他们病态地渴望控制他们自己及其邻人的基础。

总体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欢描述外在现实：他不是风景画家，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正是，他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描画。但因为他以诗人的前瞻力在城市的苦难中抓住内外——社会的和精神的——结构的统一，尤其在《罪与罚》中，彼得堡不可逾越的图景涌现出来，新的大都市图景显露出来——从主人公如棺材般配有家具的房间，经由令人窒息的狭窄警察局到贫民区的中心，干草市场，和夜间众多街道与桥梁。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描绘环境的专家。他的作品包含整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从彼得堡到偏僻的外省乡村。但该“基本现象”——和这种艺术特性有助于解释这些作品的社会起源——一直保持不变：彼得堡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在彼得堡经历的一切概括为整个社会的合理性。正如在《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外省悲剧中，彼得堡人物（斯塔夫罗金和伊万）定下了基调，因此通过描绘整个社会，从苦难“下层那里”产生的东西设置了这种模式。

巴尔扎克认出和描绘了“上层”和“下层”之间深刻的心理相似性，并从社会层面清楚看到下层的表现形式比上层社会阶层有更大的优势。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思考艺术表现的问题。对他来说，彼得堡的苦难，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苦难，是他笔下“基本现象”最纯粹的典型症状：个体疏离人民的广阔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是我们前面已概述过的所有精神与道德扭曲的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原因。有人也能从上层社会观察到同样的扭曲。但在此，有人或多或少可以看见心理影响，同时在前者中它们起源的社会和心理过程更加清晰地出现。“上层那里”能隐约看见这种精神结构与过去的历史联系。高尔基十分敏锐地发现伊万·卡拉马佐夫是消极贵族奥勃洛摩夫的精神后裔。然而，“下层那里”反叛因素占据上风并指向未来。

这种孤独个体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分离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文学的普遍主题。这种类型在此时期主导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学——无论它接受或拒绝，抒情地理想化或讽刺地戏谑化，但甚至在最伟大的作家们中，在福楼拜和易卜生中，心理和道德影响比他们的社会基础更明显。只有在俄罗斯，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提出的问题才具有其广度和深度。

托尔斯泰把他笔下和人民失去联系——并因此已失去他们理想、道德标准和心理支持的客观性——的主人公们与农民阶级比较，该阶级当时明显很稳定，但实际经历了彻底转型的过程。它那缓慢的经常矛盾的社会行动的转变对俄国很久之后民主复兴的命运很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彼得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研究了许多城市的苦难中旧俄罗斯分裂及其重生起源的相同过程。他们自然而然地疏离了人们的旧生活——之后成了一种思想，一种意志和活动，他们——暂时——无法与仍在探索目标和方向的民众运动“联系”，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要的社会现象”。

只有这个观点阐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上层社会与人民的疏离。重点不同，但本质上正如托尔斯泰笔下那样，它是琐碎无聊、无业的生活——来自琐碎无聊的灵魂的完全分离——这是悲剧的或怪诞的，最频繁的是，悲喜剧的——但一直变形。无论是斯维德里盖洛夫，斯塔夫罗金，韦尔西洛夫，丽莎·霍赫拉科娃，阿格拉亚·叶潘钦或纳斯塔霞·菲利波芙娜与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们琐碎无聊的或至多无目的的积极生活一直是他们绝望孤独的基础。

这种平民特性明显地区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相似的西方文学运动，这些运动一部分与他同时发生，一部分——在他的影响下——从之后的阶段即文学心理说的不同潮流中产生。

在西方，这个文学思潮——在法国，埃德蒙·德·龚古尔帮忙准备，布尔热，于斯曼和其他人推动实现——主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平民趋势，总之该趋势不是特别强烈。龚古尔认为这个变化是上层社会的艺术征服，同时自然主义自身主要考虑下层社会。在这个思潮的之后代表人物——直到普鲁斯特——中，文学心理说的贵族和世俗特性甚至更激烈地表现出来。

（左：龚古尔兄弟，右：阿图尔·施尼茨勒）

自然主义通过遗传和环境试图从艺术上理解下层社会野蛮粗俗的冲突，相比较，内在生活的崇拜以上层社会的特权出现。因此该崇拜具有一个双重面。一方面，它迷人，自负，高度自觉——甚至在它单独走向悲剧命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显然是保守的，因为大多数西方作家无法用旧的精神力量——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反对在此描述的孤独城市的个人主义者们的精神与道德的失稳，为某种不忠的灵魂提供庇护。

在他的新闻作品——以及他的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类似这些他着迷的俄国东正教中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潮。但他诗性提问的正确性和深度使他远超他的狭窄视野，并推动他进入西方类似现象的完全对立面。

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缺少任何世俗的不可知论的调情痕迹，虚饰的自觉意识痕迹，或玩弄自己的孤独和绝望的痕迹。“我们一直享乐，谁知道这点是明智的，”阿图尔·施尼茨勒说，从而明确陈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世界最极端的差异。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以其他方式变得琐碎无聊的生活调味料，而是最真实、最字面意义上的绝望。他们的绝望是对紧闭之门一次真正的猛敲，是对生活的意义苦恼又徒劳的挣扎，这种意义在迷失或正处于迷失的危险中。

因为这种绝望是真实的，它是一种无度原则，再次与大多数西方不可知论者的世俗的优雅形式形成强烈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粉碎了所有形式——美丑，真假——因为绝望之人不再认为它们是一种他一直为自己灵魂寻找的恰当表达。社会传统在人类之间竖立的所有障碍都会被推翻，以便只有自然的真诚，在最极端的限度上，在完全没有羞耻感方面，会在人类中普遍存在。独孤之人的恐慌在此恰恰以无法抵抗的力量爆发，因为所有这些无情的毁灭仍然无法消除孤独。

媒体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保守观念劝说，但他演讲中的人性内容，诗意的节奏和诗意的韵律都有反叛的语调，因此经常发现它们与他最高的政治和社会意图方面相对立。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两种倾向的斗争产生了非常多样的结果。有时，相当频繁地，政治媒体人胜过诗人：他笔下人物的自然动态由他的眼力支配——独立于他的意识目标——不是由他的意志支配，这些动态被妨碍和歪曲以适应他的政治观。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诽谤他自己的小说人物所做的激烈批评适用于这种情况。

但经常，这种结果恰恰相反。小说人物解放自己，使自己的生活通往真正的尽头，走向他们天性的最极端的后果。他们演变的辩证法，他们的思想挣扎，比起媒体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的直观目标，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正确提出的诗学问题胜过作家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答复。

只有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的深度和正确性才完全得到伸张。这是对资本主义进化论引起的人类道德和精神扭曲的一次反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无畏地走向社会层面必要的自我扭曲的尽头，而他们的自我消解，他们的自我处决是对构建那个时代组织生活最暴烈的抗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character）实验因此会被置于一束新的光芒里：这是一次拼命的尝试，以突破使灵魂变形和致残，扭曲和肢解生活的障碍。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这个突破的正确方向，他不可能知道它。这个媒体人和哲学家指出了错误的方向。但这个突破的问题以每一次思想的高潮而出现，指向未来，展示人类牢不可破的力量，这从不满足于折衷的和错误的解决方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每一个真正的人突破了这个障碍，尽管他毁灭于尝试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致命吸引不过是表面上极端的对立面之一。拉斯科尔尼科夫相当正确地告诉索尼娅，通过她无边的自我奉献精神，为了拯救她的家而沦为妓女的无私善意，她自己可以打破这个障碍并越过极限——正如他通过谋杀典当商做到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比起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身上这种超越更真实，更人性，更直接，更平民化。

在此，光芒在黑暗中闪耀，不是媒体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他看见它的地方。现代的孤独是那个黑暗。“他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个绝望的人物说，“饱食之人无法理解饥饿之人，我想加一句，饥饿之人不会一直理解饥饿之人。”[4]显然在这黑暗中没有一束光。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这束光只是幻影。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其小说人物指出的方式行不通。身为创作者，他本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些问题。他宣扬信仰，但在现实中——作为人的创造者——他本人不相信其时代的人会在他的见识上有信仰。他笔下的无神论者们确实有真正的思想深度，真正探索的热情。

他宣扬基督教献身的方式。但他笔下第一位积极的主人公即《白痴》里的梅什金公爵基本上是非典型的和病态的，因为他无法，主要是他的疾病，从内在克服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甚至在爱中。因为这个病态基础，所以梅什金公爵认为创造性地找到战胜自我中心主义问题的答案，但无法具体地、创造性地提出这个问题。顺带说一下，梅什金无限的怜悯至少与拉斯科尔尼科夫个人的痛苦一样造成了悲剧的苦难。

当在他创作生涯的末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在阿辽沙·卡拉马佐夫身上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物形象，他在两个极端之间犹豫。在现存的小说里，阿辽沙其实似乎是对应梅什金公爵的健康的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圣徒。但我们知道这部小说——仅从主人公的观点看——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他年轻时的故事。我们也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写续集。在致诗人迈科夫的信中，他写道：“在他一生中，主人公暂时是个无神论者，之后是一位信徒，然后是个狂热者和宗派主义者，在人生暮年，他再次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这封信完全证实了苏沃林说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话，这最初听起来令人惊奇。苏沃林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公将在适当时刻犯下政治罪并被处决；他是个渴望真理的人，在他的探索中，他自然而然成了一个革命者。”我们当然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会带着阿辽沙这个人物通往这条道路，他能带他走多远。尽管如此，确实不只是个性上，他最爱的主人公的内心动态不得不走这条路。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世界把他的政治理想消解于混乱里。但这种混乱本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很重要：他强烈反抗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虚伪的和扭曲的一切。对克洛德·洛兰的画作《阿喀斯与伽拉忒亚》的回忆在他的几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是不可能的。它一直被他的主人公们称为“黄金时代”，并被描述为他们极为渴望的最有力的象征。

黄金时代：真诚与和谐的人类之间真诚与和谐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知道这是一个现代梦，但他们无法并将无法放弃这个梦。甚至当它们的情感与之产生强烈矛盾时，他们也无法放弃这个梦。这个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托邦的真正核心，真正的黄金。这个人类可以彼此了解和相爱的世界状态，其中文化与文明不是人类进步的阻碍。

无论精神实验的内容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以黄金时代之名发起无意识的、野蛮的和盲目的反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种反抗在诗学上是重要的，在历史上是进步的：由此在彼得堡苦难的黑暗中真正发光的是照耀人类未来之路的那束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