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地理，洞宫山脉、括苍山脉和雁荡山脉横亘于北、西、南三面，东临大海。独特的山地与海域交织形成的地缘，为这块相对独立于北方主流文化圈的“飞地”奠定多元文化基调。考古发现距今四千多年左右的鹿城藤桥曹湾山、屿儿山的好川文化丘岗遗迹，大致可以得出新石器时期东瓯先民生产方式以农耕渔猎为主的结论。虽然好川文化主要分布瓯江流域，目前浙西闽北仙霞岭左右两翼所发现的遗趾也分布同种文化类型。从出土器物的看，彼此空间距离较远，但它们之间可能有交流，甚至不排除部落间迁徙活动的存在。由于佐证文献的缺失，至今依然无法清晰拼接起路线图。只能希冀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一迹象的谜团能得以合理解开。
一
目前可认为瓯人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要晚至西汉初期存国54年的东瓯国。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迁徙庐江郡（今安徽舒城一带）。在时间轴上，如果以公元1年（西汉平帝元始元年）为坐标原点，前三千年的历史，温州移民活动受人口总量的影响，规模偏小，迁入与迁出具有一定偶然性。东瓯国四万人的长距离流动，在当时条件下堪称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这也为后来外来人口填补埋下伏笔。
东瓯王庙照壁（资料照片）
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温州人口基数的变动，主要发生在其后两千年，即以北宋1000年（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为节点，前一千年，从汉末、三国至东吴，北方战乱，浩劫空前，这一时间段人口增长，主要是北方移民与强宗大族大量迁徙浙南，与土著大族相融，如安固（今瑞安）蔡敬则，是目前可考证的最早的土著豪强世族人物之一。其于东汉灵帝间（196-219）举孝廉任职南阳令，辞官返里，因平寇有功，授东部都尉，擢安乡侯。此外，如两晋时横阳周凯（平水王）、朱曼（三国吴景帝孙休太子舍人，流放入籍）、乐成张荐、永宁李整，都是当时可考证的巨室。魏晋时期“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即便豪族迁居江南落户口，依然保持特权的优势。
温州出土的朱曼妻买地券
东晋太宁元年（323）永嘉建郡后，大批避乱渡江的豪门世家，散居江南各地，未受战乱波及的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颇受青睐。如东晋太尉郗鉴，王羲之的岳父，原是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东北）的豪门大族，儿子郗愔曾出任临海太守，郗愔就在永嘉的木榴屿（今玉环）开辟田庄，“居人数百家”。东晋至南朝历任永嘉郡太守，几乎全部是那些南下的豪门士族。如颜延之系琅琊大族，谢灵运、谢铁系陈郡大族，孙绰系太原大族，蔡邵系陈留大族。
门阀政治是一种皇帝和世家大族共同统治国家的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朝中大小官职均被世家子弟把持，以致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再通过联姻，几乎控制皇权的走向。因此，东晋政权旁落，起家寒门的刘裕，有意开始压制世族，大力起用庶族，限制北方侨寓士族的特权，如颜延之、谢灵运等，皆为政治上失意而贬任永嘉的北方南迁豪族后裔。“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超大型、越能量的魏晋门阀世族，到隋朝科举制度创建，早期与皇权相颉伉的世族，也变为皇权荫庇下的血缘家族启承传绪。
“谢池“摩崖
理论上讲，唐之前，温州并无产生土著世族的土壤，如果说有，谢灵运可以算是。琅琊谢氏南迁的客居地为会稽始宁，公元422年谢灵运贬任永嘉太守，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又对永嘉山水情有独钟，就在城区积谷山创第凿池，迎养母亲，打算留居永嘉。后因履新，就留下孙子超祖侍奉太祖母。谢灵运最后谪广州被诬害，母忧虑而卒，葬城积谷山飞霞洞之左。超祖落籍永嘉，所居地名叫“谢村”，成为温州大族谢氏之始迁祖。后裔复迁鹤阳（属今永嘉县）、平阳、瑞安桐浦等地，聚族繁衍。成为温州有姓可查的、由北方显赫门阀世族落户温州的最早族姓。
二
隋唐以降，之前割剧江南的小朝廷以建康为都，政治、经济、文化对东南辐射有较强的地缘优势。隋唐定都长安，政治重心再度北移，大一统的王朝减缓了人口的流动。但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史之乱”彻底打碎了前期承平日久的盛世春梦，加之唐末乾符年间王仙芝、黄巢反唐大区域流动的征战产生叠加效应。由此，开启了唐末之后，由北向东向南大规模移民历史的大门。由于东、西、北三面大山的阻隔，战火基本没有波及，社会生活相对安宁，温州再度成为移民避乱的重要节点区域。
建于吴越国时期的温州谯楼（资料照片）
唐末五代之际移民的特点，一是北方来者以避黄巢之乱和邻省福建在五代时期因战乱不绝而迁居者为多；二是在温州任职因而婚嫁定居者；三是慕名温州，从长计议以定居绵延世族为目的。因此，远离尘嚣，林泉隽美，可耕可读的浙南山地、山间盆地成为首选之地。比较著名的有薛怀仁、夏仁骏、崔道融、吴畦、李集、林建等等。
薛怀仁，先世薛令之，福建长溪人，唐开元初任左补阙兼太子侍读。孙薛怀仁，贞元元年（785）游学来温，怀仁六代孙待聘寓居永嘉。七代孙、待聘之子薛正明为唐代温州两名进士之一，天复二年（902）官安固令，开平元年（907）入籍温州归仁坊。
夏仁俊，原籍会稽山阴人，唐中书舍人，其父太一，唐咸通元年（860）武状元，僖宗间，其父因不满在郡的刘汉宏叛唐，以义力诤被杀。仁骏怨生父的屈死，感时世的纷乱，便于中和元年携家南下，隐居于安固白云山下岙底（今泰顺县莒江下村）。定居繁衍至今，子孙遍布泰顺、文成、瑞安、苍南、衢州、柘荣、福鼎、霞浦、余杭等地。
吴畦，原籍会稽山阴，咸通元年（860）进士，乾符中为河南节度使，因政绩卓著，授中书令，同平章事，拜谏议大夫，为晚唐僖宗、昭宗两朝重臣，时因宦官弄权，畦常在昭宗前谏止宦官参政，故被贬为润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朝廷以钱镠为镇海节度使，畦知镠有野心。遂上疏求退，乾宁二年（895）董昌与钱镠夺郡权兵戎相见，江东生灰涂炭，董昌欲谋畦共攻钱氏，吴畦遂率眷于唐乾宁三年沿飞云江逆流而上，择地隐居温州安固库村（今泰顺南浦溪镇库村）。他筑寺院正教化，开馆授徒，一地文风由此而兴。吴畦之后，族众名人辈出，两宋时吴氏科甲蝉联，有18位吴氏子弟高中进士。
林建，唐将军林棋子，官内阁长史，朱温篡唐立梁，林建不受梁命远徙闽仙游，闽王自王审知后诸王，朝纲倒悬，攻伐不断，林建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又迁瑞安义翔乡龙须岩（今泰顺筱村镇），后移居平阳归仁乡四溪（今泰顺泗溪镇），至北宋元丰年间五世孙林韶设儒蓝宅学馆，招收族人及周边子弟入学，自此学风一振，科第蔚然。据文献记载，自北宋崇宁五年（1106）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的170年间，泗溪林氏登文进士23人，武进士17人，成为遐迩一方的世家巨族。如林季仲、林杞皆为林建后裔。
据不完全统计，唐五代以来，迁温州的族姓数量不在少数，其中可考证的世家大族，如：
唐宗室李集携眷避乱永嘉定居大罗山；唐汾阳王郭子仪后迁平阳钱浦。
唐代书法家颜直卿的后裔颜纶祥兄弟任职温州，留居永嘉和乐清。
福建赤岸（今福鼎县）的金景，挟赀至横阳径口（今平阳水头）构屋建菉汀之堂居之。
原籍会稽，曾登贞元元年进士第的包全筑庐安固库村卓小阳（今泰顺新山库村漈头）定居。
陈高《不系舟渔集》书影
胡珠生在《温州古代史》一书中收录唐至五代迁温州的共101姓，在经历唐未至五代大量代表先进文化的世族的迁入，优化提升了温州人口结构和倡文重教的风尚。尤其是五代时期的温州，吴越国钱镠推行保境安民、与民休养政策，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温州几成东南乐土，与毗邻的闽越国战乱纷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也五代时大量移民从闽迁温的主要诱因。如民国《平阳县志》载：“吾平民间族谱多云唐季避王曦乱，自赤岸来徙”。元代陈高《不系舟渔集》里所选的《族谱序》中吴氏、陈氏、徐氏等均称其先祖五季时，自闽迁入平阳。传洛学程颢心学的陈经正兄弟的继承人徐谊，就是闽王王审知的丞相徐寅的后裔。徐谊中乾道八年进士，其弟徐芸及子徐冲均系进士出身，徐冲曾任福州连江县尉，是陈傅良的女婿。这些族姓经过迁居，历经数代的培育，至两宋通过科举发家，俨然成为闻名遐迩的世家大族。
两宋时期，政府大力推行文治政策，完善科举制度，彻底废除门阀，起用儒生，扩大取士的解额。温州作为东南重要的移民区域，弦诵比户，求学进取，科举蝉联，蔚为大观。据统计，两宋时期温州科举，北宋25科，进士81名，南宋有记载的49科，进士1116名。其中文状元5名；省试（礼部试）省元8人。乾道八年（1172）还出现温州举子蔡幼学、陈傅良、徐谊分别占据省试前三名的同榜盛事。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高科进士群体，如陈桷、郑伯英、徐元德、戴溪、陈宜中等在廷对中均名列前茅。如此兴盛的科举和仕宦群体，终于形成规模可观的世家巨室。
如前文提到的唐末迁自福建福州，曾任唐左补阙的薛令之的孙子薛怀仁徒居永嘉梯云坊（今小南门小高桥），坊内建有补阙祠纪念先祖。到了宋代，梯云坊薛氏一跃成为声名远播的簪缨世家，永嘉学派最重要学者之一薛季宣即出此门下。薛季宣祖父薛强立，江宁府观察推官，伯叔父三人均进士出身，大伯父嘉言、尚书司封郎中；二伯父昌言，婺州通判；三伯父薛弼，敷文阁待制；父徽言和他自己在《宋史》有传。从绍兴到乾道年间,先后有薛叔渊、薛叔似、薛绍等人登第，薛叔似曾任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瑞安薛氏支派有吏部尚书薛良朋，堂兄薛良显等。薛氏家族，堪称冠盖相望，累世不绝。与薛氏一样的兴盛的世家，在两宋时的温州并非少见，如平阳归仁乡泗溪（今泰顺泗溪）的林氏，宋代即出23位进士。
东山书院旧照
这些移民世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在府、县学学生名额有限前提下，移民世家私人兴学风气很盛。泰顺林建五世孙林韶在泗溪设儒蓝宅学馆，吴畦后裔在库村建著名的侯林书院、中村书院，薛季宣创办的新稚塾，戴蒙在永嘉楠溪仙居乡设立菰田塾，王致远郡城西南设永嘉书院，陈傅良设仙岩书院等等，一批有影响的私人教育机构设立，加速门阀社会向科举社会演变，对温州高第世家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正因如此，众多望族经历奕世文化的滋养厚殖，一旦机遇的成熟，科举成功的累累硕果，自然而然优先被出身于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移民后裔摘取，出现科甲世家、兄弟进士、父子进士、叔侄进士及科举联姻等现象也理所当然。
如瑞安的的曹氏家族，五代后晋年间(936-947)，曹氏三兄弟曹霭、曹言、曹昌避闽乱,从福建长溪迁居瑞安许峰（今瑞安马屿曹村）。经过200多年的繁衍，至宋时，已成科第大族。族内共有进士60名(包括右科进士、特奏名进士、上舍释褐、荐举进士)，其中甲科进士23人，有四世甲科蝉联(曹逢时、曹叔远、曹蹙、曹郎)，父子连科，同年登科，还出现曹叔远、曹豳、曹蹙、曹元发、曹良朋五位侍郎。反过来，这种科举入仕形成的家族联姻又进一步积累世族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无怪乎曾任温州知州的著名学者楼钥把温州进士之多归因于“故家之传”。
高友玑曾居住的高岙村（资料照片）
在宋代，温州还有另一种特殊现象，即宋高宗南奔驻跸温州时，一批扈驾随从来温的皇亲勋戚，在高宗回临安后，有意留居温州，如濮王、商王、魏王等皆称慕永嘉山水形胜而落籍。宋英宗皇后高氏（宋神宗生母）族裔高世则受命来温，也因永嘉山水之秀而留居。这批皇亲国戚大多散居永嘉与乐清。如乐清高岙即为皇亲高氏族居地，明代刑部尚书高友玑，即出此门第。 明代乐清名人赵性鲁、赵士桢皆有赵宋皇家的血缘。因此南宋时期乐清进士登科者大半皆赵族，这应该与宗室移民有关。
三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耕读文化一脉相承，并以无形或有形的力量在推动时代进前。科举制度的确定无疑是封建帝国笼络人才，维系国家正常运传的最重要资源动力。从隋时科举的兴至清末的废，这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历史来看，所谓的世家大族，无一例外都是科举的成功者，并成为可以参与国家机器运行的利益集团。随着科举制度的在明清两代的完善成熟，所谓的簪缨世家，皆为“科举大户”。这里有一个直观的数据统计，元代之后的温州科举中举率，呈现断崖式的下滑。从进士数来看，元代十二人，明代一百三十九人，清代三十五人（因清初温州士人为抵制异族统治不去应考除外）。
永嘉盐场旧图
如果按地域来看，明代科举重镇为盐利兴发之地永嘉场，清代的瑞安的因科举的一枝独秀，成为东瓯文化的中心，可以说，温州文化教育及世家大族崛起与科举是相匹配。但总体上，明清两代的世族已不复宋时辉煌。富有渔盐之利永嘉场，以商促文，富而思进，办学兴教，诗礼耕读传家。以礼部左侍郎王瓒为代表的李浦王氏，以嘉靖内阁首辅张璁为代表的普门张氏，以项乔为代表的沙城项氏，又以王叔果、王叔杲为代表英桥王氏，通过科举与联姻编织起永嘉场簪缨世族庞大的人脉关系网。对明代的温州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乐清南阁的章氏家族，从礼部侍郎、忠节名臣章纶起。子章玄应，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累官广东布政使。从子章玄梅，官湖口县令，正德间平叛宁王出奇兵有功，曾孙章朝凤也有名于世。章氏在科举与政声也为一时之美。清代以来世家则更趋星稀。清代的进士人数本已少，而大比列出自瑞安。除大家所熟知的瑞安孙家、黄家堪称引领一地风尚的世家外，鲜有声名播东瓯的高第世族。但城区百里坊马家算一个例外，虽其先祖马蔚霞于清道光年间高中解元，由此开启马家文脉相传之基业，后世以琴棋书画为传家之本，虽科举已废，但至今风雅不绝如缕，有“书画传家三百年”之美誊。
瑞安玉海楼（资料图片）
千百年来温州可圈可点的世家当不在少数，只不过有的见诸文献口碑，有的静寂的沉没在时间的烟海之中，而无人记得，无从说起，《孟子·离娄章句下》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世家大族的存在与消亡，是礼制与耕读文化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在后工业时代，它犹如历史线装书里画面模糊的插图，它曾经存在，却已渐行渐远。当下，家学、家风、家训却新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时，重温东瓯的世家大族的来龙去脉，或许会萌生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喟。
文中所引说的例子，只能算着曾经名显一时、引起共鸣的家族，并以共同的认知进入世人的视野，难免有一叶遮目。一些没有表述的家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曾有过令人记忆犹新故事。期盼方家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