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分析｜从反俄狄浦斯到圣状

在“拉康阵营那边”，人们并非如此：“人们对精神分析持有不同见解”。这个“拉康阵营”究竟指什么？是指拉康本人，还是“对精神分析持有不同见解”的拉康派们？德勒兹—加塔利的计划并非先验地旨在反拉康主义（更非反精神病学）。加塔利定期参加拉康的研讨班，他曾接受拉康的分析，也是“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10]。与他在“体制心理治疗”框架下共事的大多数同行也是如此[11]。

反俄狄浦斯的批判正是从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理论—临床领域政治性分裂的复杂性边缘地带展开的。《反俄狄浦斯》并不属于跟心理学领域和精神分析的认识论断裂，而是属于在1968年五月事件的催化下对拉康著作的激进“猛冲”（而随后各种层面的镇压将逐渐消解这场运动：“68年五月从未发生”，德勒兹与加塔利在1984年2月15日——正值“寒冬年代”的核心时期——写下了如此论断）。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及拉康的那些段落，都并未打上对“大师”作品进行单方面谴责的印记。他们的关系时而具有批判性（时而又带有尖锐的幽默性），但首先还是在于对拉康正在制作的理论进行问题化的质询。彼时的拉康，毫不夸张地说，正在发明精神分析的理论。其话语的持续制作简直堪称是一部“进行中的作品”。德勒兹与加塔利紧紧跟随着这一运动：他们对此深感兴趣，并从中汲取思想养分。正因如此，《反俄狄浦斯》始终贯穿着对拉康正在进行中的作品的意义的沉思（并非没有伴随一种戏谑的挑衅）：

这段摘要难道不正表明，拉康本人其实早就已经对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保持了一些批判性的距离吗？难道这不正是在邀请我们继续并完成他的批判吗？德勒兹与加塔利着重引用并尤其突显了拉康在七十年代初的理论性论述，这些论述当时还尚未发表，还不属于任何理论体系，也不属于任何既定的临床实践。它们构成了对拉康此前言论的一种“返回”，其中并非没有包含某种批判性的面向。通过强调这种距离，这涉及的是与那些固守弗洛伊德式俄狄浦斯正统的话语划清界限：“门德尔医生与斯蒂芬医生在精神病方面的做法，从精神分析的最终理论主张来看是否真的有依据？”[13]，但这句话的立场也是在针对其他拉康派的解释，因为：

“归根结底，拉康的排除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该理论与俄狄浦斯情结之间又有何关联？”

“分裂分析”（schizoanalyse）既汲取了拉康的思想养分，也借鉴了所有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理论资源：它“博采众长，集百家之火以成光”。当然，分裂分析所尝试的取径虽未得到充分阐发，但却牵动着所有分析家的最高关切。这并非是要抛弃精神分析及其关于无意识的根本假设，也不是要否定拉康发展的欲望理论，更不是要重回某种古老无意识（正如诋毁者们以讽刺漫画的方式所声称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需要调动整个精神病临床与当时能够触及的全部精神分析知识的一项高技术性操作。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与拉康的对话，试图创造出一个“临界翻转点”，加速对拉康作品的解释进程，从而为其开辟出关于精神病与精神分裂的一种不同见解[15]。事实上，针对上文引用的那段拉康，他们不禁追问：

“将无意识精神分裂化”：这一提议着实令人惊讶，甚至可能在初读时令人困惑。这难道不是一种危险的“分析领域的翻转”[17]？他们究竟意欲何为？实际上，人们难道不会先验性地怀疑，拉康从未想过实践这样的一种操作？另外，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理论姿态究竟对应着什么？最后，我们是否会陷入对精神分裂的贫瘠（且轻率）的颂扬中搁浅的风险，从而丢弃了临床的问题？

拉康《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

如果说拉康早在三十年代就基于那些绝大部分是精神分析性的元素而报告了他的“爱梅个案”[18]，那么为了解释精神病而在六十年代直至二十世纪末形成学派的文本则可见于他的《著作集》：即《论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19]。也是在这个年代，拉康举办了他关于《精神病》的研讨班[20]。拉康的弟子塞尔日·勒克莱尔在其医学博士论文的框架下于1958年重拾了拉康的思想（尤其是在1955年发表的《先决问题》一文），并在理论阐述上将其系统化[21]。这一理论后来似乎也构成了拉康派在医院中实践的范式。如果“父之名”遭到排除……那就几乎无能为力了。正如赛尔日·勒克莱尔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所主张的，由排除所引入的缺失事实上难道不是无可挽回的吗？在法国，正值六七十年代之交（《反俄狄浦斯》出版于1972年），正是受到弗洛伊德灵感启发的拉康式排除理论在主导学界。从那时起，我们发现这一潜藏理念确实会在众多正统拉康派作者那里反复出现。所以它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强调，尽管其强调程度各不相同。时至今日，人们仍以其名义在医院里定期进行“临床演示”：这因而是对排除理论的一场真正“围猎”[22]。在这种视角下，精神病的结构性诊断似乎使病人物化，而对其沉默观察的群体效应更促成其病情的慢性化。当然，当时也已然存在着一些别的“实践方式”：与精神病打交道的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名家都并未采纳这一理论，或是对其进行了巧妙的挪用[23]。但在彼时，似乎无人敢于公然批判支持该理论的宗师及其门徒。甚至似乎要等到二十世纪末，针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才真正得到正视。然而，即便在当时已经存在“其他实践方式”，即便在实践上存在着不同于排除理论所致虚无主义的其他临床，但除了加塔利（他在此时已与德勒兹联系在一起），又有谁敢于在当时来质疑这一理论的全能[24]？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在治疗精神病的一众精神分析名家中，似乎只有非拉康派，例如吉塞拉·潘科夫，才敢于公开批评拉康[25]。至于拉康派则要等到“大师”去世即“主人”死亡之后，才敢于明确公然谴责这一概念的临床虚无主义与其同行们的误用。同样，必须等到拉康派内部的批判声音，才有人敢于明确怀疑拉康操作的临床演示是否与精神分析有任何关联[26]，并猛烈谴责分析性“规范”在精神病学领域中的影响[27]。

塞尔日·勒克莱尔《精神病的心理治疗原则》

一些拉康派近期声称精神病是不可穿透的，而任何疗法都只是“矫正”（但精神分析不能被化约为此）[28]。这一立场的支持者们问道：弗洛伊德本人难道不也曾辩称其学科可能在这方面派不上任何用场吗？某些精神分析家认为，他们的学科不可能治疗精神病，因为“转移是不可能的”。某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在精神病治疗方面取得的成功，实际上可能都是误诊的结果[29]：只有神经症患者才能治愈，因为在精神病中不可能发生转移[30]，人们一再重复：“主体遭到了排除”。很难否认，在这一点上，关于排除的结构主义理论显然包含了足够多元素，助长了强大的治疗虚无主义，而当前的理论—临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证实了这一点。

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用来解释精神病的排除理论进行了激进的批判。这实际上旨在撼动拉康派持有的排除的教条，并重新审视精神病理论。甚至正因如此，“分析领域的翻转”才是合乎期待的。

显然，如果要进行这样一种“理论—临床跳跃”，那么就必须进行一种有益的自我批判。事实上，需要注意的是，俄狄浦斯形式化的顶峰恰恰就体现于“结构无意识”的概念。结构性解释经由其形式主义本身，最完美地实现了俄狄浦斯，象征界在其中是居于主导的范畴：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排除概念时对动词“似乎”的使用，这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种条件式表达。如果说排除的概念在象征界模型中“似乎指示着一种缺陷”，那也是因为可能存在着其他情况，或至少是因为排除未必是一种“缺陷”。这里瞄准的操作是双重的：一方面，这是在针对排除的教条提出怀疑，但严格地讲，并非是在谴责拉康的理论制作。因为，另一方面（再一次地），这还是在质询拉康的理论制作。从根本上说，排除在结构上是否属于象征界的失败？抑或我们难道不应重新质疑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本质区分，并讲排除归结为“失败”的理论框架？难道不是拉康派们搞错了？而拉康本人的操作则截然不同？事实上，德勒兹与加塔利所反抗的，正是在精神病与排除的问题上对拉康的错误解释：

德勒兹与加塔利并不吝于批判结构理论及其可能滥用。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拉康所发展的结构理论的深层意义并非在于封闭无意识：就此而言，他们预告了拉康后来的理论修正。事实上，拉康在其著述中持续演进，即便他借鉴语言学来建构其无意识理论，但也并未简单重复这套外来模型，而是相反以无意识的名义来对其批判。这难道不正是他在其1972年的同期研讨班中明确提出的观点吗？当时他已发展出语言学“对精神分析毫无助益”的论断。诚然，精神分析固守其边界，更多属于一种“癔言学”（linguisterie），因为它关注的不是规则性而是偶然性，无论是妙语还是口误，正是从这些意外的瞬间，主体的独特性才得以被揭示出来[34]。

加塔利《机器无意识：分裂分析论文集》

但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拉康著作的急切推进也并不局限于对“精神分析式语言学主义”的批判：它属于一种更加激进的分析性任务。他们的问题如下：难道不该给实在界的范畴赋予优先性，以便“爆破”那种承载着全能规范的俄狄浦斯式结构主义吗？事实上，这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想要切入的拉康理论的转折点。但悖论性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试图让拉康本人参与到他们“翻转分析场域”的操作中来。正因如此，我们的这两位作者才深入拉康式范畴的核心，他们试图让拉康的三界……以不同方式来发挥作用。在详细探讨他们如何着手操作之前，让我们首先逐步审视一下他们的“元心理学漂移”所要达到的目标。首先，他们采纳了对想象界的经典批判，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康式批判话语，旨在揭露“想象性幻象”以推崇“象征性秩序”：

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佯攻”（feinte）。因为他们之所以采纳这种将象征秩序置于核心范畴的姿态，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对其发起猛烈批判。实际上，本质差异并非介于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然而，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差异是否真的存在于此处”。

这实际上是在移置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的拉康式范畴。因为归根结底，精神分析首先关注的就是实在界：

正因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才在下一页中提出了他们关于“机器无意识”的假设，以旨在将实在界置于分析研究的核心，同时摧毁“结构无意识”：

关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实在界概念与拉康的实在界概念之间的差异，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探讨之处。然而，也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制作自己的概念，并非是建立在反对拉康理论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如果说大多数结构主义拉康派都以象征界概念的首要性来支撑他们的实践，那么“拉康本人所开辟的道路则截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像精神分析的松鼠那样，在想象界与象征界、在俄狄浦斯式想象界与俄狄浦斯化结构的轮盘中打转……”。

他们重复了这一操作，将他们的命题与拉康的命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真正的本质差异并非介于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而是介于构成欲望机器的机械性实在元素与仅仅形成神话及其变体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的结构整体之间……”。因此，实在界是第一位的：它链接了另外两界。

他们随即便引用了拉康：“因此必须听见拉康对弗洛伊德式俄狄浦斯神话的那些警告，这一神话不会在那些日益丧失其悲剧感的社会形态中永远占据舞台……：单凭一则神话并不足以承担任何仪式，而精神分析并非俄狄浦斯的仪式”[38]。最后，他们又立刻补充道：“即便我们从形象回溯到结构，从想象性的形象回溯到象征性的功能，从父亲回溯到法则，从母亲回溯到大他者，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仅仅是被推迟延后了”[39]。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援引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多段论述，在这些段落中，他们都向我们指出，本质差异并非首先在于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的差异，而是在于实在界与象征界和想象界之间的差异。正是在拉康晚年关于“对象a”理论（他们称之为“令人赞叹”的理论[40]）与大他者理论的阐述中，他们找到了奠点他们自己命题基础的工具：

正是从这个“结构的反面”出发，拉康才得以阐明其反思的关键所在，而我们的这两位作者也在此确立了他们的思考基础：

正是“对象a”指明了分析家应当采取的行动：

这个结构的“反面”是什么？由“对象a”所展示的这个领域是什么？它又如何引发了某种失衡？如果说拉康发现了无意识如同一种语言般被结构，并在一方面属于某种编码体系，那也是因为在另一方面，无意识则既非一种编码，也非一种语言：

那么，分析家的目光又该转向何方？事实上，必须想象结构本身形成的地点。而再次一次地，又是拉康本人指明了这一点，他证明了这一领域既不属于任何意指，也不属于任何能指。实际上，他们随即便引用了拉康来支撑他们自己的论点：“……源自这些符号本身的排除，只有作为一串有待构成的链条的一致性条件才能发挥作用；让我们补充一句，控制这一条件的维度仅仅就是让这样一串链条成为可能的翻译。让我们在这个乐透游戏上再稍作片刻停留。需要考虑到，正是经由实在的无组织化，这些元素才得以在序数上变得混乱无序，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们在抽奖时抽出了我们的命运……”[45]。

事实上，分析家首先要关注的重点，便应当是让任何可能意指得到支撑的这种“实在的无组织化”。这涉及到象征界自身产生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因此，德勒兹与加塔利才得以作出结论：

我们开始理解“机器无意识”的概念，它首先并非是表象性的，而是生产性的。这样一种姿态可能带来哪些临床—理论后果：它们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治疗的问题又开启了哪些分析空间与临床空间？

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先决问题'都是“分裂分析”，即：实在无意识的精神分裂化。

在结构象征性模型的内部追还无意识的拉康式实在界的权利，就是要扯下无意识模型的俄狄浦斯式解释。分析家首先要关切的并非象征界与想象界，就此而言，俄狄浦斯情结在解释无意识方面是一个完全次要的神话（阳具理论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象征性的产物，它们不具有任何特权。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的作者并不质疑俄狄浦斯作为文化常量的存在，而是质疑它在无意识模型上的“普遍化”[47]。

因此，精神病的结构概念应该被相对化或更新。如此一来，构成无意识的问题场域就受到了移置，而临床研究也就受到了修改。向临床从业者提出的症状学问题不再是诊断“父性隐喻”的不可能性。问题首先并非在于指出象征界构型的失败——无意识的压抑法则会在这方面表达出来——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注定将精神病物化，并在本质主义模型下将其视作一种失败的风险。因而，如果说存在着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那么这便首先是反转精神分析的那些经典术语：必须要质疑分析家的操作，他在俄狄浦斯的幌子下拒绝面对“妄想的实在”所呈现之物，因此也拒绝进行对精神病的研究与分析治疗。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象征界的失败，就是精神分析的失败；又或者：精神病治疗的真正先决问题，就是分裂分析的问题。若是仅仅固守于从本质性失败而给精神病的解释赋予特权的结构模型，那么在临床层面上，这便意味着永远不会真正投入与病人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之中。

《弗洛伊德事业》杂志专刊《世人皆妄想》

人们对这些理论命题的所谓“妄想”进行了大量评注，这其实是遵循了拉康的用词，他似乎就将这部作品谴责为“妄想之作”[48]。或许这正是当前精神分析界墨守成规的原因之一。在本书出版之际，所有人都屈服于拉康给其“部队”施加的绝对沉默（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这个事实如今已得到证实[49]），而当时本该相反就此展开一番讨论才是。然而，这种沉默难道不是一直延续至今吗[50]？这也解释了大多数临床演示为何都以精神病的结构性概念为支撑。弗洛伊德曾经严肃对待了癔症患者的言语，正因如此，无意识才被理解为压抑模型。至于分裂分析则主张一种机器无意识，通过将实在界置于分析研究的中心，它难道不是在为精神病的言语争取权利，以反对某种结构分析的物化性话语，并反对其持续运作的治疗虚无主义？

拉康《圣状》研讨班

拉康正是从这些理论命题中汲取了灵感，它们至少部分地预期了他后来的作品。确实值得怀疑的是，分裂分析概念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拉康关于精神病的后期概念[51]。难道不正是基于对反俄狄浦斯的“否认”，他才能建构其精神病作为“圣状”的概念[52]？自1975年起，也即在《反俄狄浦斯》出版三年之后，拉康在精神病问题上的理论与临床立场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革命性演变”（r-évolution）目前似乎正在受到刻意淡化，在实践上也几乎未被采纳，也就是说，也包括未被拉康派们在临床上所采纳，他们似乎还仍然停留在“排除”的结构性概念上……真正成为学派主流的主要是拉康五十年代的文本：精神病在本质上被视作缺陷，并与神经症范式的标准进行比较[53]。然而，随着“圣状”问题在《研讨班XXIII》中的提出，对拉康而言，事情却开始发生了独特性的转变[54]。拉康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引入了一种“临床对称性”：神经症患者以独特的“症状”（symptôme）为特征，而精神病患者制造的“圣状”（sinthome）则使其能够维系RSI三元结构（乔伊斯产生的作品便是其独特的“圣状”）。因此，实在界变成了无意识的范畴。人们还尚未充分估量这样一种理论性姿态的临床意义，这也只是拉康后续才将其扩大深化的姿态。实际上，在其晚年教学中，尤其是在其《一个差池》（L’une-bévue）研讨班中，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彻底变革了其先前的观点。拉康开始批判弗洛伊德：正是精神病允许了我们对无意识的理解[55]。然而，这难道不正与分裂分析的视角形成了独特的共鸣吗？当“晚期拉康”主张“普遍化排除”[56]时，这难道不正是在将精神分裂作为无意识的模型而提出吗？这难道不正是在将“无意识精神分裂化”吗？正如评注家承认“晚期拉康”[57]将实在界置于象征界之前的首要位置，而这恰恰就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自1972年以来所坚持的立场。正是从乔伊斯的作品出发，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病的生产，拉康才得以提炼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概念性工具（诸如圣状）。这将其带向了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从而在其生命的最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分析范式。正是从阿尔托的作品出发，德勒兹与加塔利早在三年前便提议要对分析场域进行重铸或深化。在这两例个案中，都是精神病如今在教导分析家。

[1] 罗伯特·卡斯特尔《精神分析主义、精神分析秩序与权力》，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3年初版；1976年再版；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1年重版。

[2] 菲利克斯·加塔利《编辑寄语》，见《嵌合怪》分裂分析杂志创刊号，古尔东：多米尼克·贝杜出版社，1987年春季刊：第3页。

[3] 根据安德烈·格林的说法，德勒兹与加塔利仅仅参照的是“早期弗洛伊德”，即精神分析诞生之前的弗洛伊德（见：安德烈·格林《德勒兹与加塔利：“批判性反思”》，载于《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3卷，巴黎：1972）。

[4] 例如，巴黎七大精神病理学暨精神分析系教授弗朗索瓦·维拉（François Villa）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无器官身体”与“癔症性器官”之间的关联。作者从未提到《反俄狄浦斯》，而正是在此书中，“无器官身体”的概念才以最为范式性的方式得到充分发展和确立。当维拉援引这一概念时，他主要参考的是德勒兹后期论及弗朗西斯·培根的“次要”文本，以及其在《意义的逻辑》中的早期表述（见：吉尔·德勒兹《弗朗西斯·培根：感官的逻辑》，巴黎：差异出版社，1984；吉尔·德勒兹《意义的逻辑》，巴黎：午夜出版社；1969；弗朗索瓦·维拉《无器官身体与癔症性身体》，载于《心身场域》杂志第44期，巴黎：时代精神出版社，2006：第33-46页）。

[5] 关于人们经常将《反俄狄浦斯》一书与德勒兹而非加塔利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这无疑还有很多值得探讨之处。然而，正如斯蒂芬·纳多（Stéphane Nadeau）所指出的，菲利克斯·加塔利才是为《反俄狄浦斯》提供素材的人（见：斯蒂芬·纳多《为“反俄狄浦斯”而作》，巴黎：宣言线出版社，2004）。

[6] 吉尔·德勒兹《萨赫—马索克作品导论》，巴黎：午夜出版社，1967（初版于1961年）。

[7] 在拉康同年以《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为题的3月12日研讨班讲座期间，他将《意义的逻辑》称为一部“大书”（livre capital），这部著作与他自己试图制作的理论可谓紧密相关（见：雅克·拉康《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巴黎：瑟伊出版社，2005）。同样，早在多年之前，他就曾激励其弟子们创作出能与德勒兹论马索克的作品相媲美的精湛分析。

[8] 就某些正统拉康派教条而言，人们在谈论德勒兹时必须假设这是“拉康已经说过的”。因此，人们在引用德勒兹时，往往强调其“顺从性”，例如他借用拉康制作的“排除”概念来分析沃尔夫森的案例。即便人们提及他的“精神分析机器”，这也是为了证明机器的概念如何早就已经位于拉康那里（见：塞尔日·科岱特《吉尔·德勒兹的精神分析机器》，载于《弗洛伊德事业》杂志第32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96：第15-19页）。继而，随着《反俄狄浦斯》可能构成的“转向”，学界不再谈论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患者，而是专指“他的精神分裂患者”（见：塞尔日·科岱特《德勒兹，其“精神分裂者”与焦虑》，载于《四开本》第86期，2006年4月刊：第46-48页）。然而，德勒兹对沃尔夫森的分析是预示《反俄狄浦斯》的先声。实际上，对沃尔夫森来说：“知识不再被意指，而是被注入词语；事物不再被层叠，而是被封装进词语”。自1970年以来，这一分析便推动了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对精神病问题的革新：精神病不再仅仅被视作失败（见：吉尔·德勒兹为路易·沃尔夫森《分裂与语言》所作序言，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0）。

[9] 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巴黎：午夜出版社，1972：第96页。

[10] “另外，加塔利还被承认为专业的精神分析家，师从拉康，是其学派的成员。1975年，在这部著作出版三年之后，加塔利仍然维持着30人至35人的客户群”（见：弗朗索瓦·多斯《德勒兹与加塔利：交叉传记》，巴黎：发现出版社，2007：第223页）。

[11] 菲利克斯·加塔利在1965年参与创建了体制心理治疗协会。直至其生命尽头，他都一直在拉博德诊所（La Borde）工作，并投身于体制心理治疗领域，以下著作即是对此的证明：菲利克斯·加塔利（与让·乌里和弗朗索瓦·托斯凯勒合著）《体制的实践与政治》，巴黎：马特里斯出版社，1985。

[12] 雅克·拉康《研讨班X：焦虑》，巴黎：1970，此引文见《反俄狄浦斯》第62页。

[13] 关于弗洛伊德理论起源的问题，尤其可以参照《反俄狄浦斯》（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A.O.）第109-110页的内容。

[14] A. O, p. 62.

[15] 但也还有政治（我们暂且搁置这一问题）。

[16] A. O, p. 62.

[17] A. O, p. 97.

[18] 雅克·拉康《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1932），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

[19] 雅克·拉康《论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见《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20] 雅克·拉康《研讨班III：精神病》（1956），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

[21] 塞尔日·勒克莱尔《精神病的心理治疗原则》，巴黎：法雅尔出版社，1999（1958年医学博士论文）。

[22] 在我们的精神病理学硕士二年级期间，我们就开始对临床演示展开认识论批判。

[23] 实际上，大多数“真正”与精神病患者工作的伟大精神分析家（其中也包括那些与拉康亲近之人）都从未如此使用过“排除”的结构主义概念，也从未实践过临床演示：从多尔到乌里或潘柯夫，再到米肖。然而，直到上世纪末，拉康派们才开始公开宣称他们的异议。吉内特·米肖在1999年宣称：“但我仍然记得拉康的一句话，那是在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说的，带着他时而会有的那种愤怒。有人问他排除在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是否可逆：'那我们还在这儿听他们说个鸡巴！’。无论人们在此主题上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或发表了什么，拉康都说过这句话，我听见了，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听见了……”（见：吉内特·米肖《实在的形象：精神病的精神分析临床》，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1999）。同样，让·乌里在借鉴拉康时也主张，“正统拉康派们”搞错了：“的确，我很快就对父名排除的这种背诵感到非常恼火……拉康以排除来说的是一种非登记（non-inscription），一种无肯定（Un-bejahung）。但登记的前提则假设了排除功能，正是拒斥的运作允许了登记成为可能……拉康所说的排除处于次级结构的层面。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排除功能的失败”。关于这种功能：“因为必须回到使身体得以建构的那些原初登记。在一位精神分裂患者身上，由于排除功能的缺失，存在着大片未经登记的碎片”（见：让·乌里与玛丽·德皮塞《火车几点经过……关于疯狂的谈话》，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2003：第78-79页）。

[24] 在《反俄狄浦斯》之前，加塔利就已经在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内部展开了他的批判。我们可以参考他的一些文章。他当时就已经对结构主义展开了批判（见：菲利克斯·加塔利《机器与结构》，收录于《精神分析与横贯性》（1969年第一版），巴黎：发现出版社，2002），同时他还批判了学派的体制性运作（见：菲利克斯·加塔利《关于教学作为精神分析反面的反思》，1970年4月17日在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大会上发表的报告，收录于《精神分析与横贯性》，巴黎：发现出版社，2002）。

[25] 这正是菲利克斯·加塔利的朋友让—克劳德·波拉克（Jean-Claude Polack）向我们所揭示的。波拉克既是精神分裂分析批判事业的初期同行者，也是在拉博德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家，同时他还是拉康的“病人”，并接受潘柯夫的“督导”。当他向后者谈及他在拉博德诊所的病人们及拉康的相关评论时，潘柯夫公开宣称：“无论如何，拉康都根本算不上精神分析家”。

[26] 让·阿鲁什《案例展示》，见《拉康的132则妙语》，图卢兹：埃雷斯出版社，1984。

[27] 让·阿鲁什《拉康与性少数》，载于《城邦》杂志第16期，巴黎：PUF出版社，2003。另外，我们也可以指出，尽管时代变了，但这一规范仍在延续并备受赞誉。相关文献可参见：弗朗索尔·勒吉尔《论雅克·拉康的临床演示》，载于《四开本》，2003；亦见：弗朗索瓦兹·戈罗格《雅克·拉康的临床演示》，载于《精神病学演进》杂志第66期，巴黎：2001。在后续研究中应对这类临床演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批判。

[28] 查尔斯·梅尔曼《精神病的拉康式结构》，1984年1月17日研讨班，巴黎：国际弗洛伊德协会出版社，1999。

[29] 例如，让—克劳德·马勒瓦尔就持有此种观点：只有父名的排除才可能划定精神病的真正分界线。因此，那些作者声称他们治疗或治愈了精神病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处理的可能只是一些癔症患者而已：“由分析性心理治疗所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其实都是'癔症性疯癫’，被一些治疗师（塞舌亚、马利翁·米尔纳、罗森、罗森菲尔德、潘柯夫、多尔多等）不当称作'精神病’的个案为他们带来了相对的成功”。见：让—克劳德·马勒瓦尔《癔症与儿青精神病》，收录于《癔症性疯狂与解离性精神病》，巴黎：帕约特出版社，1981。

[30] “在解离中不存在转移，因此在精神病中也没有转移”，见：让—克劳德·马勒瓦尔，同上。

[31] A. O, p. 60-61.

[32] A. O, p. 61.

[33] A. O, p. 206-207.

[34] 雅克·拉康《研讨班XX：再来一次》，巴黎：瑟伊出版社，1972。

[35] A. O, p. 61.

[36] A. O, p. 61.

[37] A. O, p. 62.

[38] 拉康《著作集》第813页。

[39] A. O, p. 99.

[40] A. O, p. 62.

[41] A. O, p. 367-368.

[42] A. O, p. 369.

[43] A. O, p. 99.

[44] A. O, p. 46.

[45] 雅克·拉康《关于丹尼尔·拉伽什报告的评论》，见《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658页。在这一论证环节中，德勒兹与加塔利援引了勒克莱尔的一篇可能预示着他们理念的文章：塞尔日·勒克莱尔《欲望的现实》，收录于《人类性欲》，巴黎：奥比耶出版社，1970。此举既是出于理论相关性，也是一种政治性策略。勒克莱尔是在《文学半月刊》中参与反俄狄浦斯论战的极少数拉康派之一（而他们对勒克莱尔在《解蔽实在》等其他著作中关于阳具的分析则更为审慎，见：塞尔日·勒克莱尔《解蔽实在》，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此次论战的参与者还有罗杰·达敦、精神病学家托鲁比亚、民族学家克拉斯特以及哲学家沙特莱等人。

[46] A. O, p. 47.

[47] 事实上，他们与米德或马林诺夫斯基对精神分析的文化主义批判拉开了距离：“我们绝非是要声称重拾诸如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的尝试，即证明社会形象如何根据所考虑的社会形态而变化。当人们将俄狄浦斯描述为一种文化常量时，我们甚至相信我们听到的这种说法”。问题在别处，因为关键在于让无意识与俄狄浦斯的关系“脱钩”：“但问题完全在别处，即：在无意识的生产与这个常量之间是否存在适配性……？”。见《反俄狄浦斯》第61页。

[48] 雅克—阿兰·米勒对拉康的评价作出了如下解读：“《反俄狄浦斯》是在拉康主题上的一种变奏，是对天真俄狄浦斯主义的批判，并辅以对精神分裂不乏幽默的颂扬。另外，这也是拉康承认的一个后嗣，尽管他将其斥为妄想之作”。见：雅克—阿兰·米勒《精神分析史》，载于《文学杂志》第271期，巴黎：1989。

[49] 弗朗索瓦·多斯《德勒兹与加塔利：交叉传记》，巴黎：发现出版社，2007：第252-253页。

[50]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仅仅存续于法国。实际上，长期以来，在南美就已经存在着一些分裂分析会议以及一家分裂分析机构。尽管我们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正如精神分析家卡特琳娜·米约近期在接受弗朗索瓦·多斯的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当时的激烈论战拉开距离之后”，应该承认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在肯定精神病并非缺陷性的概念上具有重要价值”。见：弗朗索瓦·多斯，同前引书，第266页。

[51] 可以参考索菲·门德尔松的精湛分析，她将拉康与德勒兹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可能是该领域中首次尝试且最为成熟的成果之一。然而，她的研究却忽略了临床问题与加塔利的具体贡献。见：索菲·门德尔松《雅克·拉康与吉尔·德勒兹：一场无果相遇的思想交汇》，载于《精神病学演进》杂志第69期，巴黎：2004。在这种比较研究的视角下，亦可参见雅克·布鲁纳—若尔热的文章《生成女人中的生与死》，载于《嵌合怪》杂志第66-67期，巴黎：Difpop出版社，2008。

[52] 雅克·拉康《研讨班23：圣状》（1975），巴黎：瑟伊出版社，2005。

[53] 我们尤其想到拉康的文章《论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1958），见《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54] 雅克·拉康《研讨班23：圣状》（1975），巴黎：瑟伊出版社，2005。

[55] 雅克·拉康《研讨班24：由一则差池所知的不知在划拳中插翅飞翔／无意识的失败基是爱》，巴黎，尚未出版，1977。

[56] 事实上，情况似乎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正如最近一期的《弗洛伊德事业》杂志所证实的那样，该期杂志的主题正是……“普遍化排除”。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一理论—临床运动直接依赖于拉康最后几年研讨班的近期出版，拉康在其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尤其可以参考《弗洛伊德事业》杂志第67期专刊《世人皆妄想》（Tout le monde délire）。见《世人皆妄想》，弗洛伊德事业杂志第67期，巴黎：2007年10月刊。

[57] 这一表述出自雅克—阿兰·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