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纳闷了，王石先生大田朴珺三十多岁，不是应该在给人家“烧笨笨红烧肉”的时候，就能预想到会有这一天的么？
如果说这也是“背叛”，那这届网友的心也太脆弱了。要说有错，那也是王石先生太高估成功的永恒性了。
提起“背叛”，我还得说说姚峥华新书《书人久长》，其中的《还有未刊的胡适日记面世》这篇文章写到的一些人，他们的“背叛”那才叫让人痛心。
1950年胡适赴美国，出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图书馆馆长。从这一年到1952年的两年时间里，他比较注意大陆对他的批判。
姚峥华仔细梳理了《胡适全集》中胡适的日记部分，我能够想象得到姚峥华在梳理这些信息时的心情有多难受。从她挑选的日记内容，还有她的表述，都可窥见她的难过。在此，我就不再一一复述，只摘取几条让我特别痛心的。
“最早记载大陆对他批判的是1951年12月7日的日记，贴了一份剪报《北大南大教授分别座谈：控诉胡适，检讨张伯苓》，内容有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
1961年7月23日的日记，是剪报。在这一剪报中，提到他的学生和助理罗尔纲。
胡适说，他曾见过罗尔纲的自白书《两个人生》。
还有一份剪报，题目叫《中国前公使受到儿子谴责：……》，小儿子胡思杜以其个人名义发文说痛斥其父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姚峥华发现，剪报前有胡适批注，“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xx已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
想象当年，胡适在剪贴这些批判他的文章时的心情，该何等心寒。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他当年在学术上帮助过的向达、他的学生、助理罗尔纲，还有他的儿子胡思杜。
先说向达。
1946年7月，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0月，向达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两人同属北大文史系统。
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大，这段共事约两年半。
在此之前的1933年：向达兼任北大讲师，胡适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长。
两人在学术上都有交流，期间，向达也曾说胡适是其师长。
我在姚峥华文章中看到向达这个名字时，一下就想到，当年也是他写信给傅斯年和李济，说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一事件在姚峥华这本书中的《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中也有讲到，当时我还觉得向达是一个正气之人，现在看，他的正气未必就很纯粹。
我查了下相关资料，向达当年（1942年）去敦煌考察时，曾和张大千同住一室，关系也不错。
从这一事件也可看出向达的两面性。当然我并非说他写信这事不对，而是指他的这一行为本身，不排除私心所在。
可见向达能做出站队批判胡适也是可以预见的事。
再说罗尔纲。
罗尔纲是胡适的学生，1930年6月，他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家中办公，在胡适家住了五年。
1944年，罗尔纲写了《师门辱教记》，真实反映了两人的师徒关系，胡适当时很满意。1958年，胡适还为其自费出版，改名为《师门五年记》。可见两人当年感情之深厚。
他写《两个人生》痛批胡适，应该在1955年一月初，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胡适只在日记中提到看到过罗尔纲这篇文章，别的没再多说一句。
看到这里，我跟正在开车的我们家魏老师说，也许罗尔纲当时也是不得已。
魏老师断然驳斥我，有什么不得已的，他是最不应该昧良心说话的人，他在胡适家住了五年，他最了解胡适了，这种情况下，他保持沉默就是背叛，还火上浇油，就是人品太差。
回家途中，魏老师一路都在义愤填膺。
对胡适来说，最悲伤，也最致命的当属小儿子胡思杜的公开信。
1962年，胡适在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突发心脏病去世，葬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小山上。
胡适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儿子胡思杜已先他离世。
后来，妻子江冬秀及长子胡祖望也安葬在胡适墓旁。
那年，我们去台北旅行，魏老师去了胡适公园，他回来唏嘘道，胡适墓旁除了妻子和大儿子，还立了块小儿子胡思杜的墓碑。
想到罗尔纲后来还能再提胡适是其恩师，否认当年写过批评胡适的文章，真是不要脸之极。做个坦荡的人，真的很难吗？
今天还读了姚峥华《书人久长》中的《凯恩斯的书橱里都有什么》。
看这篇文章时，我被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恩怨情仇”逗乐了。
好羡慕姚峥华有那样的机会能走进凯恩斯当年工作的办公室，看到凯恩斯当年使用过的书橱。要是我，一定冲过去摸一摸。
凯恩斯的著作我并没有读过，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能听到、看到凯恩斯的名字。
我们家魏老师有个习惯，他爱说梦话，如果有人在边上问他话，他还会接话。
有一次，他正在午睡，刚上小学的儿子兴冲冲地跑去叫他，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在梦中说，去问凯恩斯。儿子楞住了，我大笑，他这才悠悠醒来。
这之后，我才注意到，他的书桌上就摆着凯恩斯的书。
姚峥华在这篇文章中着重介绍了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写的两本书，《重读凯恩斯》和《重读哈耶克》。
这两本书我一定要去读一读的。
看姚峥华轻描淡写地讲述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故事，我多次忍不住大笑。现在我简单复述一下这个故事，希望大家一起来看看两位大师之间的“相爱相杀”。
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英格栏的剑桥，凯恩斯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哈耶克比凯恩斯小16岁。一开始，凯恩斯是哈耶克的偶像。1927年，哈耶克还在奥地利，他像所有追星的年轻学者一样，谦恭地写信给凯恩斯，希望找一本埃奇沃思的《数学心理学》。
姚峥华在文章中写道，“当然，这可以看作哈耶克的一个希望得到大人物凯恩斯注目的小伎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没话找话说，希望引起关注。
结果凯恩斯给他回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学心理学》。”
姚峥华写道，“没有收到书，但哈耶克将这张明信片视若珍宝，保存了六十五年。”
到1931年，已崭露头角的哈耶克与凯恩斯在一些论断上产生了差异和冲突。哈耶克应当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邀约到该院任教，据韦森从其他文章中得到的信息分析，罗宾斯引入哈耶克，就是应对凯恩斯的，因为伦敦政经和剑桥经济学院一直是竞争关系。“不过好玩的是，晚年，罗宾斯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凯恩斯和哈耶克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展开了辩论。
姚峥华说，“此后，他们的辩论就没有停歇过，直至1953年凯恩斯去世，依旧火花四溅。”但他们的学术之争，却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私下交往。
1940年，纳粹空军轰炸伦敦之后的一段时间，伦敦政经学院曾一度搬到剑桥大学的彼得豪斯学院上课，在剑桥期间，凯恩斯还在国王学院附近给哈耶克找了住处。
后来哈耶克曾回忆道，”我们有好多其他共同的兴趣，如历史方面的，除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不谈经济学，……“读到此处，我乐坏了。
想起我的一些朋友，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观点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而1933年，凯恩斯写给夫人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昨晚，我和他（哈耶克）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在私交上处得甚好。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姚峥华说，两个人斗智斗勇，互相批驳，又互相扬长避短。
哈耶克指出凯恩斯的“论文”要比他的《货币论》好，凯恩斯则不领情，说，“别把此事放在心上，我自己已不再信我所写的一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与美国商谈战后世界金融体系，凯恩斯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哈耶克写信给凯恩斯，“我正在接近你的观点。”没想到，凯恩斯这样回复，“获知此事非常遗憾，因为我已经改变原来的观点了。”
可见大师之间的交往就是不一样，坦坦荡荡，反对的就是反对的，坚守的就是坚守的，并不会因为观点不同，就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的友谊永远不存在背叛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