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别山深处的烽火岁月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仅锻造了钢铁般的军事力量，更构建了一套服务于工农群众、支撑革命斗争的红色金融体系。从货币发行到金融管理，从机构建设到政策创新，这片土地上的红色金融实践，既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治理能力的生动体现。
根据地金融的破局：在混乱中重建秩序
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之初，面临的是一幅金融失序的烂摊子。军阀混战留下的货币乱象遍布城乡，南京国民政府“大四行”的纸币、北洋旧银行的残币与地主商人私发的“号票”“堂票”混杂流通，仅皖西一带就有数十种货币并行。这些货币受时局动荡影响频繁贬值，霍山县一位老农曾因持有的私商“堂票”突然作废，全家陷入断粮困境——这正是当时群众金融生活的真实写照。
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旧址，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56号，原为“鼎泰祥”商号
为扭转困局，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从1930年起陆续建立金融机构体系：1930年10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在黄安七里坪诞生，郑位三兼任行长，首枚一元银币券以银本位为支撑，与银元等值兑换，因信用可靠，仅七里坪一地几日就发行四千元；1931年5月，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在金家寨成立，发行的二角、五角券上印着马克思像，背面“凭票兑现全国通行”的承诺，让群众看到了稳定的希望。到1932年，根据地已形成省、地、县三级银行网络，赤城、赤南等县还因交通不便设立县级银行，确保金融服务延伸至基层。
货币战争：构建独立自主的金融防线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色金融实践，始终围绕“巩固政权、服务民生”展开。在货币发行上，苏维埃银行坚持“银本位制”，所发银币含银量高于国民党“袁大头”，群众称赞“我们的洋钱更实在”。为确保币值稳定，银行严格控制发行量，1931年皖西北特区首次仅发行一元纸币5000元，第二批发行时才增加五元券用于大宗商品交易。
针对旧币的兑换，根据地采取差异化策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纸币按10:6折价，交通银行等纸币按10:9兑换，既打击了敌对势力货币，又保护了群众利益。这种灵活政策迅速打开局面，六安商人王某起初携带百元法币入苏区，兑换苏币后发现购买力反而提升，此后常冒险为苏区运送食盐。通过兑换收集的旧币，还被用于到白区采购军需，形成“兑换—流通—采购”的闭环。
现金管理是另一道防线。银元作为硬通货，被严格管控：红军缴获的金银必须交银行统一管理，现金输出需经财经委员会批准。1931年冬，商城县查获一起私运二十块银元出境的案件，银行依规没收并用于购买药品，这类严格措施保障了根据地的外汇储备。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位于河南信阳新县城内首府路27号。为清末豫南民居式建筑，前后共有五进大院，七栋老式阁楼，占地1980平方米。大门上方悬挂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匾额由徐向前题写
金融活水：滋养根据地经济的毛细血管
红色金融的生命力，在于与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根据地银行将低息贷款作为经济引擎，农业贷款月息仅1至3厘，农民可用贷款购买耕牛农具，到期无力偿还还可申请延期。1932年春，麻城县农民张某用五块银元贷款买了一头耕牛，秋收后不仅还清贷款，还向苏维埃政府缴了三石公粮。这种“放水养鱼”的模式，让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当年各县上缴储粮达27000石，缓解了粮荒。
工业与商贸领域同样受益于金融支持。杨山煤矿获专项贷款后扩大生产，月供煤炭超千吨；缝纫、竹器等作坊在贷款扶持下星罗棋布，仅皖西就有百余家。军械工业更是重点扶持对象，光山、黄安等地的兵工厂用贷款购置设备，年产步枪近千支，为红军提供了武器保障。
经济公社作为特殊金融载体，在物资封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1年夏天，皖西北经济公社一次运进食盐30吨，同时输出毛竹5000棵，通过“以物易物”打破封锁。其发行的“贰串文”铜元和“壹串文”布币，在纸张匮乏时以桐油处理白布制成，成为游击战争时期的“救命钱”。
鄂豫皖苏区第一家兵工厂——“鄂豫边区军事委员会兵工厂”旧址，位于河南信阳陈店乡高湾村佛尔寺。在短短几年里，该兵工厂共生产撇把子枪3500余支，汉阳造步枪800余支，以及大量的子弹、大刀、长矛等
制度保障：筑牢金融安全的堤坝
为确保金融系统健康运转，根据地建立了严密的监管体系。1931年成立的工农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银行及经济公社的账目，一旦发现问题可直接查处。1931年8月发布的第十二号布告，号召群众向银行存款，通过“存款—放款”循环激活金融。税收政策也成为重要支撑，农业累进税与商业税的征收，使根据地财政从依赖“打土豪”转向稳定税收，1932年3月月税收达1万元，较上年增长近十倍。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一元纸币
物价管控同样成效显著。苏维埃政府规定上等盐1元10斤，经济公社以低于私商的价格供应生活物资，使大米、食盐等物价较国民党统治时期明显下降。霍山县群众回忆：“红军来了后，一块苏币能买的东西比以前多了一半。”
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一元银币券
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一元银币券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后，根据地金融工作转入游击状态，但经济公社发行的“油布票”仍在流通，直至1934年红二十五军北上。这些在烽火中诞生的金融创新，不仅支撑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更积累了“金融为民”的宝贵经验——用货币主权捍卫政权独立，以金融手段服务工农群众，为后来的红色金融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鄂豫皖的红色金融史，恰是一部在困境中求生存、在斗争中谋发展的智慧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