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杨增新接待中瑞科学考察团时合影
杨增新：宦历甘宁，调赴新疆
杜雪巍
一、中式进士，奉派甘肃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县人，祖籍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杨增新的先祖占籍是江苏上元人，后到云南做官，也就把一家人都带到了云南。
杨家最先落户在云南建水县，后迁至云南蒙自县。其父名叫紀元，号晓亭，母亲姓尹。杨增新一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长杨增龄，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人，后任宣威州学正；其弟杨增炳，毕业于乡学，后任四川候补道，参议院议员等职。杨增新兄、弟均先后去世。
杨增新“幼极聪慧，天资高朗，卓荦有大志，由国学生中试”。1888（光绪十四年），杨增新24岁时，参加了云南乡试，中得了举人。第二年他又赴北京参加会试，中得二甲第二十七名进士。后其“因家境寒苦，请求外放，派赴甘肃”。
1889年（光绪十五年），25岁的杨增新中得进士后，奉旨外派到甘肃，先后任天水县知事、河州（今临夏）知州。
史载，杨增新“光绪末年调任甘肃提学使兼学堂总办以及高等学堂监督等职。 杨增新出生在云南蒙自莫别村，他中得进士、奉派去甘肃上任之前，他回了一趟云南蒙自家乡完婚。
由于家贫，没有路费。杨增新从云南到兰州雇不起车轿，只得雇了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他牵着毛驴，“太太骑在上面，就这样经由四川走到天水。”只是在到了天水税务局门前歇息时，偶然遇见了一位老相识送了他一笔路费，他才得以乘着驿车，到达兰州。到兰州不久，杨增新被任命为渭源县知事，实际负责平远县的工作。但他还未上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增新便被宁夏将军钟泰调去勤王。
狮子山下的云南蒙自莫别村
云南蒙自莫别村的杨增新故居，现已建成“守望天山：杨增新纪念馆”！
二、初抵甘肃，调去“勤王”
1889年（光绪十五年），杨增新初入仕途，便出任了渭源、天水、中卫县知事，虽然任职时间都不长，却展露出杨增新过人的治事智慧及才华。
杨增新在任职期间，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一年。丁忧期间，杨增新提着小篮去集市购买菜食，俨然一幅农家田园生活情态。
1894年（光绪十九年），杨增新丁忧期满返回兰州后重归到陕甘总督制下。
张大军先生的《新疆风暴七十年》中说：宁夏将军钟泰奉命募军勤王，他知道杨增新精明干练，便让他负责全军的营务兼管带一个营。杨增新白天操练士兵，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整理书写文书。“裁决如流，钟大赖之。”后来，战争议和成功，战事结束，军队返回兰州。杨增新又出任了宁夏中卫县知事。
中卫县的民族、宗教、教派成分复杂，对于刚入仕途的杨增新来说，及时、果断、稳妥的处理“河湟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问题，让社会尽快安定下来，是需要一定的治事才华和智慧的。杨增新在源短时间内，便解决了中卫县十分棘手的教派纷争问题，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了下来。中卫县的巨大变化很快引起原新疆巡抚、后升任陕甘总督陶模的注意和器重。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宁夏将军钟泰的极力保荐。由此，杨增新很快被提升为营务总督。
杨增新认为，中卫县的经济落后，教派纷争，皆源于文化的落后。文化落后又因为教育的落后，民众愚昧，民智不开，根本原因仍在于教育的落后。于是，杨增新身兼数职，兴办书院，教授当地回、汉士绅子弟入学就读。一时间，中卫县尊师重教、兴办教育蔚然成风。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陕甘总督撤销了深受“河湟事变”影响的民生凋敝的中卫县，杨增新亦重新返回省府，旋即被提升为河州知府。
此时，河州回乱初平，“荆天棘地，百废待兴”。当时在河州驻扎的军队有魏中丞的湘军、牛总兵的豫军、陕甘固原提督雷正绾的部队、甘州提督董福祥的部队，驻兵总人数加起来，不下数百营，成了河州很大的治安隐患。杨增新周旋于几支部队之间，并没有厚此薄彼，使得军民和谐，相安无事。尤其在处理汉回纠纷矛盾时，杨增新的处事均能让各方接受且满意。
河州原有一个荒芜已久的凤林书院，杨增新便捐出自己的俸银对其进行修葺，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后来，他又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邀请当地的饱学之士前来任教，极大改变并营造起河州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
杨增新在河州一干就是五年，竟赢得了“杨青天”的美名。河州乡民争着给他立“德政碑”、建生祠。《新疆风暴七十年》说：“杨氏治河州简直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恩威并进，爱民如子，尤其办学校，兴道路，浚水渠，垦荒地，河州民众咸德弗替。”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由于杨增新政绩突出，才智卓越，很快就升任道台。当时各省均在厉行新政，陕甘总督松蕃便委派杨增新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去考察学务，并聘请教员来甘肃创办高等学堂，接着又创办了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等学堂。创办这些学堂，杨增新均亲自编写章程、拟定规则，规定课程，筹划训练，处理人事。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杨增新不仅表现出出色的治事才能，而且还各种事务应对自如，有条不紊。由此，甘肃省教育的繁荣均得益于杨增新当年的悉心筹划。当时，杨增新身兼各学堂的总办，且兼办统捐，巡警等职，兼管九项差事。每天身上并排带着九枚印章，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印章，并且还接待宾客，亲自书写文书，处理政务，迅速、快捷，桌案上从不留有积压的文牍。闲暇时间，他还去书院讲学、读书。当时杨增新时值壮年，精力过人，且勤政、爱民，遂得以很快提升。
原本大度豁达、处事严谨、勤快，廉洁自持，大公无私，且有着很好声望的杨增新在甘肃政界是有着一个很好前景的，但这一切却因为陕甘总督升允的上任而改变了。升允身边围着一群嫉贤妒能的小人，他们对杨增新大肆诋毁。所以升允对杨增新极不信任，逐渐对立起来。杨增新非常苦闷，无所事事，慢慢郁闷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与杨增新同在甘肃为官后调去新疆任藩司的王树枏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情况，遂向时任新疆巡抚的联魁积极建言，将精明干练、学养超群的杨增新奏调来新疆。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枏，乃是一位史学大家，亦是《新疆图志》的实际总纂。
当时，杨增新已在甘肃为官十八年，多年的历练使杨增新练就了一幅豁达大度的性格。在杨增新看来，既然在甘肃郁郁不得志，何不如去新疆发展呢？
次年，杨增新以解送军饷之名来到新疆，从此亦开始了他在新疆纵横捭阖的三十年。
三、新疆都督与督军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杨增新以解饷之名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这一年，杨增新44岁。
杨增新到新疆后，先以道员留新候补，任陆军学堂总办都练公所参议官。当时，清廷正在诏令各省督抚积极保荐才智优异的官吏，以图刷新吏治。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新疆巡抚联魁推荐杨增新应昭。联魁推荐杨增新的理由是：
“平日读书研究经史，不为浮靡无用之学。居官以爱民为本，历任繁剧，忠信明决，确有政绩可指。吏治实擅专长，而又留心时务，淹贯中西，洵为经世有用之才。”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杨增新被任命为阿克苏兵备道，尚未到任。九月，清廷要昭见杨增新，如此杨增新赶赴北京，面见两宫太后。两宫太后询问杨增新有关新疆的事情，杨增新均对答如流，见解不凡。于是，两宫太后夸奖杨增新的才能，吏部当时给杨增新的评价是：
“该员年力精强，才识干练，起家牧令，卓著循声。在陇有年，情形熟悉。询以边务事宜，言之均得体要。洵称关外得力要员。”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杨增新马上会被重用，但最后仍被遣往新疆，仅是在军机处挂了个号，让其仍回阿克苏任上。杨增新“治阿一如治甘时，吏畏民怀，庶绩咸熙”。很快，杨增新便于1911年（宣统三年）三月调镇迪道兼提法使，成了新疆最有权势的人。
杨增新身处新疆的一个大变局时代。当时中国的清政府即将瓦解，中华民国即将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来地扭扭捏捏，终于没能赶上辛亥革命风暴来临的速度，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轰然倒塌，统治中国269年的清朝政府瞬间瓦解。
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二个月的11月9日，武昌革命党人即派刘先俊等人潜入新疆迪化策动起义。由于时间仓促，起义消息泄露，事情不密，为人告密，义旗一举，便被袁大化扑灭，并将29岁的刘先俊等和134人处死，余党竞相逃往伊犁，迪化起义失败。
尽管以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毕竟敲响了清朝统治新疆的丧钟，也为新疆伊犁起义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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