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是一位集大成而又开新风的关键人物。其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深刻影响了明清以降数百年的艺坛走向。作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行楷长卷《龙神感应记》，是董其昌晚年炉火纯青时期的力作，堪称其书法美学思想——“平淡天真”、“以奇为正”、“生秀古淡”——在实践中的一次圆满呈现。此卷不仅是一件精妙的书法艺术品，亦是研究董其昌晚年心境、书学渊源及其对晋唐法度深入理解与化用的珍贵标本。
《龙神感应记》的内容，系董其昌为记述当时山东地方官员祷雨获应、修建龙神庙之事而撰文并书。这使得作品兼具了实用性（纪事）与艺术性（书法创作）。在创作心态上，董其昌并非仅仅是抄录一篇应酬文字，而是将之视为一次严肃的艺术表达。晚年的董其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仕途已达顶峰，但于政治已少热衷，更多精力倾注于书画艺术与禅悦之思。其书风至此阶段，早已褪去早年对米芾、颜真卿等前贤形迹的刻意追摹，进入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化境。此卷正是这种境界的绝佳体现：笔触从容淡定，气息贯通全卷，在看似平和的挥洒中，蕴含着极深的技术功底与美学追求。
从用笔上看，《龙神感应记》集中展现了董其昌行楷书的典型特征。他深谙晋人笔法，尤其得益于对《淳化阁帖》的终生临习与对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争座位帖》等经典的深刻领悟。其用笔以中锋为主，侧锋取妍为辅，线条清润饱满，富有弹性。起笔多露锋轻入，含蓄而不尖刻；行笔过程提拔起伏微妙，节奏舒缓自然，如行云流水；收笔则或稳健顿驻，或轻盈带出，意态悠然。董其昌特善用“虚灵”之笔，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常有细若游丝却劲挺不断的牵丝引带，这些飞白与游丝并非刻意为之，而是笔锋在快速、自信的运动中自然生发的结果，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气韵与整体感。这种对笔锋精妙绝伦的控制能力，非数十年沉酣于墨池者不能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转折处的处理，方圆兼济，外柔内刚，既见王羲之的流转，又存颜真卿的骨力，但都已化为己有，不露痕迹。
在结体与章法上，此卷堪称董其昌“以奇为正”理论的完美演绎。其字形结构，大抵源于米芾的欹侧取势，但较米书更为内敛、平和。字的重心往往不作平稳安排，而是通过笔画的长短、粗细、角度的微妙变化，造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看似随意摆布，实则险峻中复归平正，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自足而富有姿态的生命体。通观全卷，字的大小、疏密、浓淡、燥润，参差错落，变化无穷，却又被一种内在的、舒缓的韵律所统摄，形成一种“似攲反正”的和谐整体。这种章法并非事先精密设计，而是董其昌在书写过程中，依据文意、笔势与当下心境自然生发、随机调整的结果，充满了“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机趣，这正是其推崇的南宗禅“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悟性在书法上的体现。
墨法的运用，是董其昌书法的一大特色，在此卷中亦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喜用淡墨，自称“字之妙处，全在能用淡墨。” 《龙神感应记》中，墨色层次丰富，从清透淡雅到浓重沉厚，过渡自然。随着书写的进行，墨由润而渐枯，产生出千变万化的飞白效果，与滋润的笔画形成鲜明对比，犹如绘画中的“干湿浓淡”，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现力和音乐般的节奏感。这种对墨色的敏感与掌控，无疑得益于他作为一代绘画宗师的深厚修养，真正实现了“书画同源”在实践层面的高度融合。
从风格渊源与美学追求来看，《龙神感应记》是董其昌晚年书风定型后的典范。其艺术理想，根植于对晋唐，特别是二王风韵的追慕，但他反对机械模拟，主张“拆骨还父，拆肉还母”，得其神髓而后出以己意。此卷中，王羲之的萧散简远、颜真卿的宽博圆厚、米芾的跌宕奇崛、杨凝式的疏朗空灵，种种古典元素都被他吸收、消化，最终熔铸成一种属于自己的、格调高雅的“董体”风貌：清新淡雅，从容秀润，飘逸中见沉着，平淡处显奇崛。这种“淡”，并非寡淡无味，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后的醇厚与深邃，是技术极度纯熟后向精神境界的升华。它不追求视觉的强烈冲击，而是以一种含蓄、内敛、耐人寻味的方式，传达出一种文人雅士的超脱心境与书卷之气。
此外，作为一件长卷形制作品，《龙神感应记》在整体气韵的把握上尤见功力。全卷行气贯通，如涓涓清泉，潺湲而下，无丝毫窒碍停滞之感。观者展卷细览，仿佛能跟随书者的呼吸与笔锋的起伏，进入一个宁静、超逸而又生机盎然的艺术世界。这种贯穿始终的“气”，是董其昌书法精神的命脉，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至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