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这本《解开我的谜语：西方现代诗人廿二家》读起来真是过瘾——尽管在我以往的阅读经验里，现代诗歌类作品几乎为零，也几乎没有听过他写的这二十二位诗人。
跟随作者，从狄金森开始，霍普金斯、兰波、庞德、佩索阿、曼德尔施塔姆、聂鲁达、策兰……那些全世界鼎鼎有名而我还比较陌生的名字，以及他们精彩的人生、璀璨的诗篇，无一不吸引着我想更深入走进他们的世界。
这本书的成功之处，或许也正是文学评论写作值得学习之处。
我觉得，至少包括这三个要素：对评论对象的熟稔，使用词语的技巧，高质量的思考。
对评论对象的熟悉，是一篇评论的基础。
整本书读下来，凌越不仅对每位诗人的生平和作品如数家珍，更对诗人的文学风格、流派、与其他诗人的关系等等信手拈来，更重要的是，在诗人如繁星一般的诗歌天空里，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准确定位每位诗人的位置。
因而，他笔下的这些诗人们，才会在如此简短的篇幅里，凸显如此明亮的色彩。
如狄金森，作者从她成年后终日身穿白衣、完全隐居在房间里不出门的独特个性入手，带出对她诗歌特点的论断：
从外部世界的撤离，势必从客观上积聚了内在力量，狄金森的许多诗都善于从很小的事件和细节入手，通过精神力量的参与，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抵达世界的核心地带，通常这地带涉及生命与死亡、爱情与永生、宗教与灵魂、自然与艺术等永恒的主题。
单是突兀地看这一段话，可能会有种大而空的感觉，而在充分了解诗人生平之后再看到这样的评价，便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曼德尔施塔姆：石头，一个诗人的隐喻》一文中，作者从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遭际说到现实与诗歌之间非常复杂的对应关系，并结合我国经历过特殊时期作家们的写作，指出“最终考验作家的是使用词语的技巧”。
书本身正是这一观点的注脚。
你看他写斯蒂芬·克莱恩：“他的诗虽然都很短小，但支撑每首诗的框架往往由地平线构成，如此也就轻易触及宇宙”，诗—框架—地平线—宇宙，这样的词语搭配在一起，产生的效果简直令人惊叹。
再如写阿赫玛托娃：“当阿赫玛托娃专注地书写她个人的命运时，就算她待在室内，也是在那同一片暗黑的天空下，就算她为自己和情人的命运而吟唱，也是在描写历史巨轮上那一颗颗铮亮的螺帽。”如此奇特的比喻，如此强悍的形容！
又如写到读者会被巴列霍诗歌的情感强度感染，而忽略了他语言的粗率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确像他估计的那样，被他情感的旋风席卷到精神那可怕的地狱，在惊惧中根本没有时间和心境去挑剔沿途的风景和脚下砖石是否排列得考究。”
那些寻常的词语，经作者组合之后，给人带来一种陌生而炫目的美感。
或许，只因作者自己，就是诗人。
词语的精准、比喻的精美，说到底也只是姣好的面容，真正打动人的是强悍的内核，是“所有这些思考都是高质量的”（作者评论茨维塔耶娃用语）。
凌越作为评论家的本色与风采，在书中也一览无余。
我们会觉得“诗”这种高雅艺术，是远离世俗生活的，更是不能沾染“铜臭”的，但从史蒂文斯那里，作者提醒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一般来讲，世俗生活和诗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史蒂文斯却将这种'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不仅没有被自己成功的世俗事业拖入泥潭，反而以较高的职业收入为保证，使自己的纯诗追求更为纯粹——他根本无须利用诗歌来为自己赚取名利。
我们也会认为“诗”属于远方，而我们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每天重复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完全没有诗意，但作者用佩索阿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告诉我们：
真正的聪明人，都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的壮景，无须同任何人说话，无须了解任何阅读的方法，他仅仅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五种感官，还有一颗灵魂里纯真的悲哀。
我们还会有种错觉，那些经历过命运强烈起伏、被现实无情摧残过的诗人，更有机会留下动人的诗篇，在谈及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告诉我们：
诗人唯一真正需要对抗的是陈词滥调，而不是被虚妄的激情所诱导的人们以为的那样是败坏的政府和险恶的时局。
去年曾读过一位诗人的长诗，最终为了凑字数，很冠冕地找借口说：诗是最高级的语言艺术，任何解读和评论都有可能是误读，甚至是亵渎。
没想到在这本书里竟找到知音了，凌越也认为：“有关诗的评论，从本质上看可能就是一种冒犯，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莽撞行为。”
把他这段话放在最后吧！您会看见，深邃的思考、绝妙的形容和高超的用词技巧合而为一时，是怎样迷人的表达：
诗有一种奇特的封闭性，它顺便将自己的秘密锁闭其中。而所有谈论它的声音都像试图拿取瓷器的手——颤抖的，有些肮脏，怀着一望可知的急切的动机，当你似乎有所得时，那件瓷器却在悄悄碎裂。糟糕的批评得到的必定是一堆被粗暴的意义碾碎的瓦砾，好一点的批评也只是一种小心的擦拭——以瓷器的完好为前提，擦亮诗本身的神秘之光。
且让我，缩回那还在颤抖的、有些肮脏的手。
202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