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传承｜从武王墩到马王堆
元旦期间，恰逢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展厅
完成新一轮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升级并未变动展陈内容，
而主要在于展柜玻璃的更换，
旨在为观众提供更清晰、纯粹的观赏体验。
与此同时，不久前在国家博物馆隆重展出的“武王墩”考古特展，也吸引了广泛关注。
作为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楚国墓葬，
武王墩（即末代楚王考烈王之陵）的出土文物
为我理解楚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
尽管我曾多次参观马王堆汉墓陈列，
但此次在听完有关武王墩的学术讲座后，
再度走进展厅，却获得了全新的视角。
湖南长沙作为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即便到了汉代，
受封于此的长沙国依然深深浸润着楚风楚韵。
值得注意的是，马王堆汉墓包含三座墓葬，
而武王墩目前仅发掘了主墓。
尽管二者在年代、等级与墓主身份存在差异
却仍能清晰辨识出马王堆文物中流动的楚文化基因。
本文即尝试将这两处
时代不同、地域相关的考古发现进行初步对比，
透过器物造型、纹饰与工艺的异同，
探寻楚文化在汉初的延续与演变，
并进一步观察从战国至汉代，
生活方式、信仰观念与艺术表达之间的承袭与新变。
考烈王（熊完）是楚国末代君主，
战国七雄之一的首领，地位相当于“王”级
楚文化鼎盛期代表，反映晚期楚国王室葬制
马王堆汉墓群
是由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家属利苍妻辛追
其子利豨共同组成，
诸侯国下的列侯侯爵，属高级贵族。
汉初文化但长沙国地处楚故地，深受楚文化遗风影响
楚考烈王墓出土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簋、编钟
应符合战国诸侯王“钟鸣鼎食”的礼制规模
目前已见的青铜器形制雄伟、纹饰精细，
体现楚国晚期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马王堆汉墓青铜器数量较少，
以日用器为主（如鼎、壶、镜），礼器功能减弱。
最具特色的是漆木礼器如漆鼎、漆钫，
反映汉代“重漆轻铜”的转变。
出土“轪侯家”铭文器物，凸显墓主列侯身份
楚考烈王墓，漆器亦为楚文化核心遗产，
有彩绘漆木器、乐器（如瑟、鼓），
纹饰可能更侧重楚地龙、凤、变形纹。
马王堆漆器极为发达（约500件），
色彩鲜艳（红黑为主），纹样灵动（云气、神兽），
兼具楚风与汉初新样式。
出土彩绘漆棺、漆屏风等，展现汉代漆艺巅峰。
楚考烈王墓丝织品可能因保存条件所限
较少存世但楚国丝织原本发达见于江陵马山楚墓。
马堆汉墓，出土素纱襌衣（仅49克）、
印花敷彩纱袍等丝织品技术精湛，体现汉代纺织成就
服饰款式仍保留楚地深衣制式，
但纹样融入云纹、吉祥文字等汉风元素。
马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竹简
内容涵盖《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
及医药、天文等，反映汉初思想融合与知识体系。
通过对比可见，马王堆汉墓虽在时代晚于楚考烈王墓
且墓主政治地位低于楚王，
但其文物深刻体现了楚文化在汉代的延续与演变
例如漆器工艺、丝织技术、灵魂观念等
均脱胎于楚文化，又融入汉帝国的统一风格。
而楚考烈王墓则承载了战国楚文化纯粹性与王权气魄
二者共同构成楚汉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链。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辛追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偶人 镇墓俑 马王堆汉墓墓道
铁夯锤是古代墓葬营造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
尤其用于夯实高大的封土堆与地下墓室的基础，
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墓葬能否跨越千年而保存至今
以马王堆汉墓为例一号墓封土原高应远高现存高度
其顶部与东、南两侧已遭破坏，现最高处仅余约7.8米
二号墓封土保存相对完整，
底径约31米，高约5米，顶部呈圆平状。
三号墓封土损毁严重，形状与高度已难复原，
仅能从残余部分测得最高约7.8米。
这些封土的原有高度与形态，
均依赖铁夯锤等工具层层夯筑而成。
类似的施工痕迹亦见于其他重要遗址：
安徽武王墩楚王陵的墓坑壁上已发现明显的夯窝，
证实其使用同类夯筑工艺；远在北方燕国琉璃河遗址
大型建筑基址中也保留了清晰的夯筑夯窝遗存，
说明此类技术在南北地区均广泛用于高等级土木工程
由此可见，从战国楚墓到汉代诸侯陵，
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
夯筑工具与工艺贯穿了中国古代大型建筑的营造体系
成为追溯工程技术发展与文明传播的重要实物线索。
是汉代筑墓工程中使用的典型工具。
它以整木削制为柄，前端嵌装凹字形铁刃，
整体构造简洁而富有力学智慧。
其设计尤为精妙锸的左肩呈三角形突起，
可作为脚踏之处，便于发力下刺；
右肩则略低于左侧，如此能在夯土时分散压力，
避免木柄开裂，同时也更符合人体发力习惯。
我们今天所见多为残存的下半部分，
但其形制仍清晰可辨。
有趣的是，这种工具并非汉代独有
它实际继承自更古老的农耕文明。
我们熟知大禹治水形象中，大禹手中持正是这类农具
从史前水利楚汉墓葬，从传说叙事到考古实物，
木柄铁刃锸不仅是一种生产工具，
也成为贯穿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技术生产工具。
在马王堆汉墓的文物中，竹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这种以竹篾编织成器古老手艺，至少自先秦一脉相承
至汉代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普及程度与功能多样性，恰如今天的塑料制品一般
成为支撑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
与先秦时期相比，汉代的竹编工艺更趋精细
应用场景也更为丰富。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
它既用于仓储与运输（如竹笥、竹筐）
也见于家居起居（如竹席、竹帘）；
既作为文房用具（竹简、竹箧），
也承担礼仪与丧葬功能竹俑、竹编漆器胎底
这些物件跨越了贵贱与雅俗，
在王室贵族与平民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即使埋藏两千余年，
这些竹编器物仍以其严谨编织结构、规整肌理纹样
向我们传递着汉代匠人手艺温度与设计智慧
它们不像青铜器那般庄严，
也不似玉器那样高贵，却以最质朴的方式，
见证并参与了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现场。
从先秦的初步发展，到汉代的广泛运用，
竹编工艺的延续与演变，
正是这些寻常却不可缺少的日常之物，
默默编织着文明的肌理，
连接着古今之间最真实的生活记忆。
湖北省博物馆藏
武王墩考烈王墓出土兵器相对较少但是依旧能够
通过湖北地区出土兵器来与马王堆汉墓相对比。
楚考烈王陵（武王墩）出土了超过两百八十件木俑，
此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均为其中体量较大、
保存相对完整的代表。这些木俑身份、职能与排列方式
目前仍处于初步整理阶段，同出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
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歌舞、伎乐等活动的明器化呈现。
则得益于数十年来持续而细致整理、修复与研究工作
已逐渐从静默的陪葬品转化为可被“阅读”的社会资料
其表面的彩绘依然鲜丽，服饰的纹样与形制清晰可辨
尤其是其中不同仆役的职责分工、乐舞俑特定类别，
都已形成较为清晰体系性认识这些成果并非一蹴而就
正是几十年间一代代学者与修复师接力钻研、耐心复原的结晶。
两处墓葬的木俑，仿佛分别停在时间轴的两端
一端是新近面世、尚裹挟着历史迷雾的战国楚俑，
等待被解读；另一端则是经过长期学术梳理、
已被逐渐嵌入汉代社会生活图景中汉初木俑
它们共同诉说着古代丧葬制度与身份象征的变迁，
也生动体现了考古学从“出土”到“解读”、
从“实物”到“历史”的漫长而严谨的旅程。
这类铜薰灯，在战国楚地贵族阶层中备受青睐，
其出土范围跨越荆州、荆门等多处楚文化核心区域，
足见其流行之广。它们不仅是一件器物，
更生动映射出楚人生活中对气息与洁净的讲究
无论是祭祀宴饮时的焚香增仪、沐浴前后的香氛萦绕
还是夏秋时节驱避蚊虫的实际需要，
皆可通过这一缕香烟得以满足。
尤为重要的是，在楚考烈王墓中，
此类铜薰灯并非单独出现，而是以组合器具形式出土
这一发现具有特殊的考古学价值，
它不仅印证了此类器物在王室日常中的实际使用场景
更因其结构的完整性，
为学界探究当时的烟灰收集方式与内部设计
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参考，
使我们能更具体地复原两千多年前楚人
“炉香静逐游丝转”的生活画面。
到了西汉时期的马王堆汉墓，
这类用于熏香、洁净的器物在材质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青铜逐渐被陶器、竹编等材料所替代。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资源获取、
工艺发展及时代审美的演进，
也体现了汉初贵族在延续楚地生活传统同时
所进行的本土化适应与创新。
尽管材质不同，其核心功能却一脉相承
陶薰炉依然用于焚香添雅，竹熏笼照样服务起居暖衣
这些器物虽不再以青铜铸造，
却依然出现在轪侯家族的日常与丧仪中，
说明楚人重视香氛、崇尚洁净的生活习惯，
已被汉代贵族接纳并融入他们的生活体系之中。
这种“材质变而功用存”的现象，
正是文化传承中一种常见的延续方式
外在形式因时代而更新，内在需求与仪式感跨越朝代
悄然沉淀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
武王墩楚墓铜编钟两套共23件，是礼乐制度重要乐器
编钟音域宽广、音色清脆，
展现了战国时期青铜铸造工艺与音乐表现力的结合。
石编磬一套20件与编钟配合用通过敲击发出清脆声响
用于增强音乐的节奏感和层次感，
体现了战国时期打击乐器的制作水平。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乐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
是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乐器组合最完整的墓葬之一
这些乐器主要集中在墓室的北侧和西侧，
考古学家根据布局判断，北室承担着“乐府”的职能，
西室则可能是乐舞出行的场景再现。
乐器组合以丝竹类乐器为主，
取代了早期楚墓中常见的大型编钟组合，
反映了战国晚期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武王墩楚墓中竽 10余件套，属于吹管乐器。
竽在古代被誉为“五音之长”，常作为乐队中核心乐器
其出土为研究古代吹奏乐器的形制演变和
演奏技法提供了珍贵样本。
武王墩出土漆木瑟50余件套，
是目前出土数量最多的战国时期瑟。
部分瑟长度超过2米。
跟湖北出土对比春秋时期就有超过两米的瑟发现，
这些瑟的弦柱位置保留完好，虽丝弦已腐朽，
但为研究战国时期弦乐器的
制作工艺、演奏方式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考烈王墓已发现的13种植物遗存，
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楚人饮食与丧仪的理解
谷物以水稻为主，粟、黍为辅
均包裹于树叶中随葬，可能象征“饭含”之礼
瓜果中有葫芦子、甜瓜子，以及梅、李、枣、栗等。
大量梅子与兽骨同出，
推测用作去腥提味的烹饪佐料。
香料类如姜与花椒，前者应为调味之用，
后者可能兼具防腐、驱蚊的葬仪功能。
在武王墩东1室的青铜器与漆木器内，
发现的动物遗存达17种之多。
其中既有符合周代礼制规定的牛、猪、羊等祭祀用牲
也包括鹿类及当地鱼类等具有江淮地区特色的动物。
这些动物在埋藏前均按礼制进行肢解处理，
体现出战国末年楚国在沿袭周礼的同时，
仍保留地方性习俗的丧葬用牲制度。
这些动植物组合，
不仅印证了楚国贵族对周代礼制的延续，
也凸显出江淮地区独特的物产结构与饮食偏好。
马王堆汉墓显得精致融合的“五味调和”
与之相应，马王堆轪侯家族的饮食体系
则呈现出更系统、更精细的特点。
根据出土遣策与实物可知，
其粮食结构包括稻、麦、黍、粟、豆等多种谷物，
肉类涵盖家养畜禽与野外猎获，蔬果种类亦十分丰富
体现出对优质食材的广泛选取与利用。
尤其突出的是其成熟的烹饪理念
主食已有“熟饭”与“黏饭”之分，
如稻饭、黍饭、黍枣黏饭等，制作趋于精细。
调味方面广泛使用豆豉姜酱花椒等，追求“五味调和”
反映了汉代饮食文化在融合基础上的艺术化提升。
两相比较，可见从战国至西汉，
高等级贵族在饮食层面均注重礼仪、地域性与精致化
楚墓中的梅、姜、花椒等调料，
在汉墓中进一步融入日常烹饪体系；
周礼用牲传统虽渐淡化，
但对食物层级与搭配的讲究一脉相承。
这些沉睡千年的植物种子、动物骨骼与文字记录，
不仅揭示出古代贵族的物质生活面貌，
也为我们理解从楚到汉的文化延续与变迁，
提供了至为鲜活的食物史视角。
这也是新时代精细化的考古工作成果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