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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大清惨败，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割让的是台湾与辽东半岛。之后，沙俄与法、德一起逼迫日本还辽，日本让步。清政府另支付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此后，沙俄凭借还辽有功，于1897年12月抢占旅顺口。次年3月，又以德国已租借了胶州湾为借口，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租期为25年，1923年3月27日到期后，双方可商定续约。

沙俄强租旅大的行径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辛丑年间，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又以平息义和团运动及护路为由，既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行动，又独自出动17万大军占领东北。俄国的野心激起了同样觊觎东北的日本强烈愤恨，日本海军进攻旅顺港与朝鲜仁川港，日俄战争爆发，打了不到一年，沙俄海陆军皆大败，被迫将辽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权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旅大（关东州）租借地，两是南满铁路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由于旅大租借地与南满铁路使用权将分别于1923年与1928年到期，日本各界以为伤亡近20万大军，耗资15亿日元，未曾获得沙俄一分一毫的战争赔偿，背负了巨额的债务，只有得到这么一点利益，那也太不合算了。为此，日本各地曾发生大规模暴动，许多买了国债的民众纷纷上街纵火或捣毁当地的警察机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获利的机会来了。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夺去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当然，仅有这一些，日本仍不能满足。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二十一条”。此后,中日两国经过长达3个月25轮外交谈判，5月7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辅之以武力恫吓,迫使袁世凯接受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史称“中日民四条约”。“民四条约”涉及旅大与南满铁路的内容有：日本拥有旅大的租借权由原与俄国约定的25年改为99年，直至1997年归还、日本拥有的南满铁路等使用权也由25年改为99年，一直要到2002年才能归中国所有。但由于“中日民四条约”仅有十一条，也就是说日本的要求被袁世凯打了个对折，日本因此对袁十分不满，开始策动中国国内的地方势力反对袁世凯，梁启超还有蔡锷等的反袁背后都有日本人活动的影子。日本希望中国越乱越好，最好四分五裂。最后袁世凯在中外的一片反对声中黯然离世。

由于日本在中国既占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又抢占胶州湾，吃相实在太难看，引起了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的不满与警惕。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就是美国及欧洲列强欲限制日本，维护欧美各国在华利益，确立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地区新秩序的一次会议。北洋政府的外交代表团乘机提案，要修正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国际间立于“平等地位”。这时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指的就是“中日民四条约”。最终北洋政府的外交代表团借助国际社会的干预，才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废除了“民四条约”的部分条款，成功收回了山东主权。可以说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九国公约》，是对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大打击。但是“民四条约”中的其他条款，如涉及旅大租借地与南满铁路等条款当时并没有能力加以废除，但是北洋政府以袁世凯签约时没有经过国会批准为由，并不承认该条约的合法性。

1923年3月10日，关东州（旅大）25年租期将到之时。北洋政府曾照会日本当局，宣布“民四条约”废止，这是近代中国以国际法为依据宣告废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过，虽然北洋政府宣告废止，但日本拒不承认“民四条约”作废，明确拒绝与中方“协商接收旅大，并筹废约后善后办法”。由于日本态度强硬，中国国力孱弱，内部又纷争不已，北洋政府无力坚持与日本进行交涉，废约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1927年，国民革命军打垮关内的北洋政府，定都南京。因国民政府的先驱孙中山曾明确提出要废除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内河通航权、收回租界、实现关税自主等纲领。所以国民政府倡导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革命外交与修约外交，陆续收回了九江、汉口等地的租界，在恢复关税自主权等方面也取得较大成就。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收回旅大作为对日“修约”的核心目标之一，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就废除“民四条约”和收回旅大进行谈判。对此，日本的态度异常强硬，坚决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坚持认为“民四条约”是合法有效的，旅大租借期应至1997年。日本当局将旅大及其南满铁路等视为其在东北利益的“生命线”，根本不容讨论。

但是南京政府决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还是引起了日本警觉，担心长此以往，其在中国、犹其是在东北攫取的权益或将不保，于是1928年4月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山东，阻碍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武力阻止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其实当时革命外交的最大动作还是1929年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复苏联占有的中东路。结果苏联出兵攻入中国，东北军惨败。此后双方和谈，中东路维持现状。革命外交遭遇重大挫折。巨大的实力差距迫使蒋介石等不得不冷静下来，暂缓革命外交动作。但革命外交已使西方列强普遍对南京政府抱有反感，为了保住在华利益，美、英、法等国在中东路战争中几乎全部支持苏联。欧美列强认为：1922年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是以遏制日本、苏联为目的并“保护”中国的，但中国以武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为破坏了这一体系。西方的态度及东北军在中东路战争中糟糕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给日本关东军以鼓励，为其发动9.18事变，凭武力占领全东北埋下了伏笔。

9.18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事件，也绝不是关东军基层军官的暴走所能解释的。关东军参谋策划的事变得到了日本军部某些高官的暗中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不仅要求收回旅大租借地与南满铁路等，而且张学良的东北军还多次限制和驱逐日本和朝鲜开拓团，禁止民众出借或出售土地给日本移民，自建铁路从东西两线包围了南满铁路，造成南满铁路亏损，张学良还大力建造葫芦岛港，欲取代日本占据的大连港。对日本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等等。

中国地方当局在自己国土上的建设行为居然招来了日本的不满与威胁，这真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满铁高层甚至恐吓中方铁路管理人员：日本军队已经失去了耐心，考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了。其实早在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已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日本十分不满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及中国民众自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因此急切地需要扶植一个新的亲日政府以取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1931年初因蒋介石在南京扣押胡汉民而造成的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对峙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大力支持汪精卫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粤派人士另立广东国民政府。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与粤派频繁接触，向粤方提供军事顾问、武器装备及经济支持，并计划联合阎锡山等北方势力共同牵制南京的中央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

1931年5月，广州政府宣布组成粤桂北伐军，共两个集团军，粤军150个团，桂军70个团。与中央军在湖南激战。同时西北军石友三的部队，也在日军的支持下发动叛变，被广州国民政府封为第三集团军，总兵力达到13万人，占领石家庄和平汉铁路沿线，开始攻击平津。阎锡山晋绥军也在日军的护送下经大连回到山西，策动叛变，出兵河北。眼看华北大乱，蒋介石立刻通电张学良入关武力调停，东北军在原12万部队的基础上又增派5万人入关，在山西、河北和平津与晋绥军和石友三的部队激战数月。8月，石友三部队遭到失败，汪精卫和华北日军下令石友三的部队和晋绥军要接着跟东北军打，战事处于焦灼状态。

东北军主力入关以后。在东北兵力空虚，只有约二十万军队分散在各驻地，这就为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快速夺取东北创造了良机。关东军在制造9.18事变时特意设计了栽赃中国军队炸毁日本拥有的南满铁路这一安排，试图将9.18事变打扮成中东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舆论认为是中国再次撕毁不平等条约以武力收回铁路，从而将侵略偷天换日成日本保护所谓正当权益的合法军事行动，而这个设计，在9.18事变初期，真相并不广为人知的情况下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总而言之，9.18事变发生之际，正是中国内部四分五裂，争斗不已，日本又不断插手其间，混水摸鱼；中部地区又遭遇空前水灾，可谓内忧外患交相而至，难以合力抵御日本入侵。而日本也正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国内民生艰难，矛盾丛生，急需一场对外战争以转移民众视线，于是关东军的军事冒险不仅得到军部的支持，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事后认可。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仍保持清醒，认为日本以武力解决悬案，强占东北，无异于吞下了一颗炸弹。可惜币原外相的高见，又有几个日本人听得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