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陈炯明是个背叛孙中山的“反革命者”，尤其是1922年那场“炮轰总统府”事件，更成了“叛变”的标志。但历史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事实上，陈炯明并非靠孙中山起家的军人。他早年是广东谘议局议员，倡导地方自治，是一位清廉、严于律己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对他也非常欣赏，曾公开表示：“陈不好女色，不贪享乐，能吃苦耐劳，我也不如。”
两人最初因共同推动《临时约法》的恢复而走到一起。然而，他们对于“民主”与“统一”的理解，天差地别。
孙中山坚持以中央集权方式统一全国，认为革命必须集中力量，由党组织领导，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路线。他把人民比作“无知可怜的幼儿”，而革命党则是“保姆”，需要指导民众成长。
而陈炯明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主张先实现“联省自治”，各地搞好地方民主制度，再通过和平协商实现国家统一。他认为，权力若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只会把民主变成空壳。他公开反对党员效忠“党魁”的做法，称其与封建的“君臣关系”无异。
两人的分歧逐渐扩大。1921年，孙中山以200多名旧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记名投票下自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坚决反对，认为这不合法，“这是用一个非法政府去反对另一个非法政府”。
更大的矛盾爆发于**“北伐”问题**。孙中山主张以武力推翻北洋政府统一全国，而陈炯明则认为此时战乱不断，民生艰难，不宜再兴兵动武。他强调“先搞好地方政制，再谈统一”，而不是“打着统一的旗号去制造更多战乱”。
据当时不少外媒、外交档案记录，当孙中山发现陈不支持北伐后，两人关系迅速恶化。陈的亲信邓铿被暗杀，有外国情报指向孙的阵营。陈不动声色，却也加深了防备。
1922年6月，局势彻底失控。当时陈炯明并没有下令发动政变，而是他的下属叶举等人担心北伐失败，将广州拖入战乱，自行包围总统府。炮轰发生前，叶举甚至通过电话提醒孙中山尽快离开。而孙中山随后登上“永丰舰”逃离，却在炮舰上亲自下令向广州开炮，这也让他被讽为“孙大炮”。
历史讽刺的是，这场被视为“陈叛变”的事件，其实真正开炮的是孙中山。事后，胡适甚至评论说：“远处失了全国人心，近处失了广东人心。”
陈炯明虽然夺回广州，却并未穷追猛打，反而安排孙中山安全离粤。此举被后人认为**“救了孙中山一命”**。
决裂之后，曾有人撮合和解。孙中山表示，只要陈写封“悔过信”，便可既往不咎。陈炯明当即回绝：**“我无过，何来悔过？”**他始终坚持自己走的是和平建设之路，而非权力斗争。
后来的历史，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统一全国，陈炯明的路线失败，也被长期打上“叛徒”标签。但如今重新回看，那是一场理念之争，不是忠奸之别。
章太炎曾为陈炯明作挽联，写道：
“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谁是谁非？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场政变的背后，也许不是权谋，而是两种国家道路的选择与碰撞。
有些答案，时代不必回答，每个人的心里早已有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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