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旗人”所喜爱。开封当时为河南巡抚衙门所在地，鼓子曲演唱活动非常盛行。

清乾隆年间，黄河泛滥成灾，开封一带受灾严重，鼓子曲艺人为谋生计，遂西逃至赊旗店，南阳一带。一些会唱鼓子曲的商人，亦西迁来赊旗店经商。当时的赊旗店正处于商业发展鼎盛期，店内七十二条街商铺林立，车来船往码头繁忙，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全赊旗店人口达十三万之众。

由山、陕商人集资兴建的雄伟壮丽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此外还建有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直隶等十多座会馆及大大小小数十座庙宇。这就为初来乍到的鼓子曲艺人和商人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鼓子曲传入赊旗店，始在茶馆演唱，由于鼓子曲不仅保留了明、清时期流传于中原的小曲，并从各地吸收了不少唱腔曲牌，其唱腔音乐之美，曲牌之丰富，当时其它曲种无可匹配。

一时，不管士农工商各业人等，争相传唱，不少人以会唱鼓子曲为荣。一些官宦富豪之家，亦争相培养供私人欣赏玩乐的曲子班。一些小财主亦不惜倾其家产，演唱曲子，招待曲友。演唱鼓子曲成为其时的一种文化时尚，身份的象征。

清末民初，踩高跷艺人把鼓子曲中易于传唱的曲子选出来，作踩高跷时唱曲用，后来有了生、旦、净、丑角之分。后又去掉高跷，搬上舞台，就成了今日“河南曲剧”的前身。因其来源于鼓子曲，民间就起名叫小调曲。为曲别故，民间改称鼓子曲为“大调曲”。

由清乾隆初传入到解放初，几百余年间，大调曲在赊旗店长唱不衰。解放前期，由于京汉铁路的开通，航道变浅，加之战火匪患等因素，赊旗店之商业已大不如前昔，但仍是方圆百里的商业中心。

其时赊旗店会唱大调曲的仍达数百人之多。社会上不论贫富，稍有一点身份的人多会演唱，只有会唱曲段之多少和演唱水平的高低之分，并涌现出不少名家高手。

其中如笔者的师傅王xx，曾任某单位钳工车间主任。他音乐天份高，造诣深，尤善弹奏古筝与三弦，其它乐器俱精。他的演奏讲究卡、打、颤、带，伴奏善于拉、托、送，按演唱者的话说，由他伴奏，唱着“得劲儿”。

在当时工厂内的工种有紧车工，慢钳工，吊儿朗当是电工之顺口溜。我参加工作后就分配跟着王师傅学钳工。钳工的自由支配时间很多，经常在车间内的考勤表上签到后，就被王师傅喊到去xxx单位洽谈业务为由出车间了。出车间后直接领着我到其家中。啊！家中早已高朋满座……

在这里流传演唱的大调曲曲目达约200余个之多，内容几乎涵括了历朝历代的名著，典故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历传统曲目，亦有一些有文化的曲友即兴创作的曲目。历史传统曲目以《红楼》，《三国》等四大曲目为主，这些丰富多彩的曲段大多文词讲究，雅俗共赏。

赊旗店当时大调曲演唱活动主要方式有三种；

其一是一些喜爱大调曲的店铺掌柜夜间在店铺门前摆上方桌、板凳、烟茶等，约请一班曲友围桌演唱，吸引众多大调曲爱好者围听(笔者少年间经常在北瓷器街北路西向北约50米现二旅社处）。既饱了自己的耳福，又壮了门店的人气和声威；

其二是曲友互访，相聚演唱，自娱自乐，吸引众多大调曲爱好者围听，特别是有好的件奏者，也正是在这种场合虚心学习，提高技艺；

其三是一些地方官员、富商，士绅或稍有地位的人，在家中有婚庆、祝寿等喜事之时，邀请一班曲友到家中演唱，参与演唱者均不收一分报酬和红包，仅只有烟酒茶饭招待而矣。

因为人们认为大调曲是高雅艺术，渗了钱字就辱了品格。这一点与其它作为谋生之艺的曲种、剧种截然不同，由此亦足见大调曲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大调曲曲友之间不论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与家境的贫富，一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亲如兄弟。但一些社会地位较低，家境较穷的曲友如不受邀请，则不会主动参加，这也是一种艺高品自高的自重意识。

赊旗店大调曲是南阳大调曲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东路唱法”中的主要代表。讲究古腔古韵，效法先人演唱风格，唱腔考究，要求严格，不能错一字一板，以会曲多，且善唱“武曲”而闻名，风格古朴大气；

而以南阳，邓县为代表的”西路唱法”则注重吸收各种民间小调及其它艺术，溶入大调曲的唱法中，演唱灵巧，善用花腔，以善唱“文曲”和各类生活段子而闻名。一个重继承，一个重革新，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因大调曲是知识阶层乐于参与的艺术活动，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演唱那些传统曲目，因而就发挥自己能编善写的优势，根据当时的时代生活，编写一些新曲且传唱，如清末民初广泛传唱的《马糊驴换老婆》、《小寡妇上坟》等曲目，因为唱的是人们身边的事，生活气息浓，为此人们特别爱听。

同时尽管赊旗店大调曲讲究古腔古韵，强调继承，但赊旗店是各地域商人聚居之地，各地域文化必然相互交融，名人在演唱时自然地要溶入家乡的一些乡音土韵和小调唱法，从而形成不同的风格。

正是这些不断丰富的曲目内容和革新的曲调唱腔，使赊旗店大调曲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当然还有社会、时代等综合因素，不再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