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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第 110 篇文章

在19世纪初的美国，新生的共和政体如同襁褓中的婴儿，既充满蓬勃的生命力，又面临着诸多未知的挑战。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执政时期，美国不仅在对外事务中与英国爆发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更在内部遭遇了一场足以动摇联邦根基的政治危机——“副总统阿伦·伯尔叛国案”。

阿伦·伯尔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既是独立战争中的英勇战士，又是美国竞选政治的“鼻祖”；既曾距离总统宝座仅一步之遥，又最终因涉嫌叛国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轨迹，堪称美国早期政治混乱与活力的缩影。

伯尔的军事生涯始于独立战争。1775年，北美殖民地爆发反抗英国的起义，年仅19岁的伯尔毅然投身军旅，加入了远征加拿大的队伍。在1776年的魁北克战役中，他表现英勇，冒着英军的炮火抢救伤员，因战功被提拔为上尉；1779年，他又在纽约州的蒙哥马利堡战役中击退英军，成为军中闻名的“猛将”。但长期的战争让他厌倦了军旅生活，同年，他以健康为由退出军队，转而攻读法律，为日后的政治生涯铺路。

美国独立后，伯尔凭借出色的口才与社交能力，迅速在纽约州的政坛崭露头角。当时的美国政坛正逐渐分裂为两大党派，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发展工商业；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则倾向于维护州权，重视农业利益。伯尔选择加入民主共和党，但很快与联邦党的汉密尔顿结下了梁子，两人不仅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更在个人野心与权力争夺中互为对手。汉密尔顿曾在私人信件中评价伯尔“野心勃勃却毫无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伯尔也认为汉密尔顿处处排挤自己，阻碍他的政治前途。

真正让两人矛盾激化的，是美国早期的总统选举制度。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对总统选举的规定极为简略，总统与副总统由选举人团投票选出，得票最多者当选总统，得票第二者当选副总统，并未明确要求总统与副总统来自同一党派。这种制度设计，在1796年的首次总统选举中就暴露出隐患，联邦党候选人约翰·亚当斯当选总统，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当选副总统，形成了“跨党派执政”的局面，两人在任期内矛盾不断，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而1800年的总统选举，更是将这种制度缺陷推向了极致。这一次，民主共和党推出杰斐逊与伯尔作为候选人，联邦党则继续推举亚当斯。最终，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显示，杰斐逊与伯尔均获得73票，亚当斯仅获63票。按照宪法规定，两人得票相同，需由众议院进行投票，从两人中选出总统。这一结果让伯尔看到了翻盘的希望，他本是民主共和党内定的副总统候选人，却在得票持平后拒绝退出，试图争取联邦党人的支持，角逐总统职位。

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激进民主”理念深恶痛绝，认为他若当选会动摇联邦政府的权威。联邦党参议员蒂莫西·皮克林甚至直言：“伯尔虽无原则，但至少可以被我们控制；杰斐逊则是一头无法驯服的野兽。”联邦党议员塞缪尔·艾米斯更是公开表示将投票支持伯尔。

就在伯尔即将得偿所愿之际，汉密尔顿站了出来。尽管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也是政治对手，但他认为伯尔“野心远超杰斐逊，且毫无道德底线，若当选总统必致联邦分裂”。他连夜写信给众议院的联邦党议员，劝说他们放弃伯尔，支持杰斐逊。最终，经过36轮投票，杰斐逊以微弱优势胜出，当选总统，伯尔则被迫出任副总统。

这次选举风波让伯尔对汉密尔顿的恨意达到了顶点，但他并未立即发作。直到1804年，伯尔以副总统身份竞选纽约州州长。纽约是伯尔的故乡，也是美国当时的政治重镇，若能当选州长，他有望在1808年再次角逐总统。然而，汉密尔顿再次从中作梗，他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伯尔“品行不端，不配担任州长”，甚至公开称伯尔“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下，伯尔以微弱劣势落选。

接连两次被汉密尔顿阻挠，伯尔再也无法抑制怒火。按照当时美国南方贵族的传统，他向汉密尔顿发出了“决斗挑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决斗被视为维护个人荣誉的合法方式，许多政客都曾参与其中。1804年7月11日，两人在新泽西州的威霍肯渡口展开决斗。汉密尔顿在决斗前曾暗中决定放空枪，以示对决斗制度的反对；但伯尔却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子弹击中了汉密尔顿的腹部，导致其次日死亡。

汉密尔顿之死在美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美国宪法的奠基人”，他的去世让联邦党人悲痛不已，也让伯尔彻底失去了政治盟友。更重要的是，这场决斗暴露了美国早期选举制度的严重缺陷，总统与副总统来自同一党派却互相倾轧，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国国会在1804年通过了《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对总统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之前的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是一起选举的，得票第一的当选总统，得票第二的当选副总统，这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会带来一个恶劣的影响，就是总统和副总统之间会存在争斗，毕竟这样的话，总统与副总统都是能力很强的人，否则也不会进入竞选人名单，就如一虎一豹，长期运行下去，很可能会撕裂美国的政局。最重要的是，总统和副总统有极大的可能并非出于一个党派，这就更激发了双方未来可能发生的矛盾。

因此，在这次修正案后，副总统就基本成了一个摆设，如果说之前是两个党派各选出两名候选人去竞争，那么现在就是类似一个套餐，捆绑销售，两个党派的两个人被捆绑在了一起，其中一人若是当选总统，则另一名自然就成为副总统。

美国的副总统基本没啥用，他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总统的第一继承人，比如总统在任期内被弹劾，或被刺杀，或死于意外事故，那么副总统就接替原总统的位置，代替他行驶职能，直到下一次竞选。副总统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决定性的一票，一般情况下，他在参议院内没有投票权，但是当参议院投票结果持平的时候，比如50票对50票，副总统就可以投出他那关键性的一票。

美国总统一般都会选一个能力远远不如自己，而且没啥威望的人来和自己一起竞选，因为这样，总统任职后就会降低被弹劾的概率，因为若是一旦被弹劾下来，那么接替他的就是副总统。人民在弹劾之前就会仔细掂量，若是弹劾掉这个讨厌的总统，那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没有能力的副总统，既然这样的话，那干脆等他任期结束吧。

基本上，美国副总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最著名的副总统还属罗斯福当选总统时期的杜鲁门。罗斯福在任期内病逝，因此杜鲁门自然而然就成了总统，但是当我们看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早期是一个农民，而且在初期并没有太大的威严，甚至麦克阿瑟都不将他放在眼里。

汉密尔顿死后，伯尔的政治生涯急转直下。尽管他仍担任副总统职务，但民主共和党内部早已将他排挤在外，杰斐逊从一开始就看不起伯尔，认为他“野心过重，不可信任”，在1804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时，杰斐逊选择了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作为新的副总统候选人，彻底抛弃了伯尔。1805年3月，伯尔的副总统任期结束，他正式告别了华盛顿的政治舞台，转而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西部的广袤土地。

当时的美国西部（今美国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开发初期，局势混乱。西班牙仍控制着墨西哥、佛罗里达等北美殖民地，与美国的边界纠纷不断；西部各州的居民对联邦政府也多有不满，认为联邦政府忽视了西部的经济发展。伯尔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开始与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威尔金森秘密接触。

威尔金森是美国西部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也是西班牙的秘密代理人，长期向西班牙提供美国的军事情报。两人一拍即合，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首先，组织一支武装力量，入侵西班牙控制的墨西哥，建立一个独立的“西部共和国”；其次，争取英国的支持，说服美国西部各州脱离联邦，加入这个新共和国。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伯尔开始四处奔走。1806年，他前往西部的肯塔基州、田纳西州等地，招募志愿者，筹集资金。他对外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帮助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但私下里却对支持者承诺：“一旦成功，我们将拥有一片比美国东部更富饶的土地，不受联邦政府的束缚。”同时，他还秘密会晤了英国驻美公使安东尼·梅里，请求英国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伯尔对梅里说：“西部各州早已厌倦联邦政府的统治，只要英国支持，我可以在六个月内带领他们脱离美国。”梅里虽对伯尔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仍表示将向英国政府汇报，等待进一步指示。

然而，伯尔的计划很快就泄露了。1806年11月，一位名叫塞缪尔·奥格登的商人向杰斐逊总统写信，揭露了伯尔的“叛国阴谋”。杰斐逊得知后极为震怒，他刚刚结束与英国的战争，正致力于巩固联邦统一，伯尔的分裂计划无疑是对联邦政府的公然挑战。1807年1月10日，杰斐逊政府正式签发通缉令，指控伯尔“涉嫌叛国，意图分裂联邦”，要求各地执法人员立即逮捕伯尔。

面对通缉，伯尔的反应颇为反常。他先是主动向肯塔基州的联邦法院自首，声称自己“无罪”，只是“计划在西部开垦土地”。由于当时没有确凿证据，法院最终宣布伯尔无罪释放。几天后，伯尔又在田纳西州自首，结果再次被无罪释放。这种“自首–释放”的循环，让杰斐逊更加坚信伯尔“心存侥幸，试图逃避惩罚”。1807年2月，联邦政府签发了第三道通缉令，悬赏5000美元捉拿伯尔。2月20日，当伯尔试图逃往西班牙控制的佛罗里达时，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湾被执法人员抓获，随后被押往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等待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

此时的伯尔早已众叛亲离。联邦党人因汉密尔顿之死对他恨之入骨，拒绝为他提供帮助；民主共和党人则视他为“联邦的叛徒”，巴不得将他绳之以法；甚至他的同谋威尔金森也为了自保，倒戈相向。威尔金森在得知伯尔被捕后，立即向杰斐逊政府提交了一封“检举信”，声称自己是“为了搜集证据才假意配合伯尔”，并附上了一封据称是伯尔写给自己的“密信”，作为伯尔叛国的“证据”。杰斐逊总统更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伯尔的叛国行为证据确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一时间，伯尔仿佛成了全美国的“公敌”，所有人都认为他必将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