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稻孙其人并不为当今学界所熟悉，更有甚者，学人有的不知道在历史上曾有过钱稻孙这样一个人物。
何天伊曾撰文指出：《中国医籍大辞典》的编撰者不知钱稻孙其人，在介绍日本人鲇川静所著的《中医治疗经验》节译本时，将钱稻孙节译误为“钱稻孙节”译。
出身名门，青年时已学贯中西
说起钱稻孙，因他本人历史不光彩，尽管是一个大翻译家，但在解放以后一点也不著名。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出身官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钱振常是清代同治举人，曾担任礼部主事，做过绍兴龙山书院山长（院长），晚年湛深经学，精于考据。
钱稻孙小时候随祖父学习传统经学，后因其父在清末曾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0年随着钱氏家族留日求学大军进入日本庆应义熟小学学习，毕业后升入成城学校，后又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完整地接受了日本的基础教育，之后便赴欧洲留学，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
其父是清末比较开明的外交家钱恂（1853—1927），于旧学新知都有所了解，曾任中国驻日、英、法、德、俄、荷、意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武昌起义后，钱恂领导了湖州光复活动，任湖州军政分局民政长。
母亲是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
是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最早把欧洲神话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学术成绩不菲，堪称翻译大家
钱稻孙早年翻译的《神曲一脔》，被视为我国欧洲中古文学翻译的开拓者，他也是国内翻译介绍但丁第一人。
1921年，钱稻孙以离骚体翻译的《神曲一脔》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出版。
他的译文读来极有韵味，并且进行了极具趣味和知识性的诠释，介绍了许多意大利乃至西方文化，被有人称为20世纪早期“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中的一枝奇葩”。其实钱稻孙最大的翻译成就则是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
翻译界有人士认为：钱稻孙有着深厚的日本语言和文字功底，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不在周作人之下。
因此，他译出了《万叶集选》，受到中日学界的一致好评。所译《东亚乐器考》，难度甚大，而钱译之精妙，被一些学者称为“不可思议”。
所译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的作品，是公认的艰深难译的日本古典名著。钱稻孙译文则被认为“化俗为雅，俗中有雅”。
要说钱稻孙的成就，除了翻译方面以外，他在音乐、医学、历史等学科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如前面提到的《东亚乐器考》，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东方各民族的音乐和东方文化史的极具参考价值的书籍。
早期关于史学、考古学的译著，如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原田淑人的《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之关系》，另外还撰写有《东方文化史丛考》、《日支交涉史话》等研究论文，在学术界都极具开创价值。
相识多为俊杰，却独与周作人为伍
钱稻孙1911年回国后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主事，同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日籍教授做课堂翻译。日籍教授回国后，即在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课，以后又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日文和日本史；
后升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后又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是位备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学者、翻译家。
他交游甚广，早年在教育部时和鲁迅是同事，两人交往颇多，关系密切。鲁迅在他日记中多次提到与钱稻孙一起吃饭喝酒，游逛琉璃厂书肆，互赠书籍等等。在鲁迅任教育部佥事的日记中，像这样记述他与钱稻孙的活动比比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一起设计了中华民国的国徽。
1912年8月周树人、许寿裳、钱稻孙三人接受负责设计国徽的任务。他们三人中许寿裳长于政治与哲学研究；
鲁迅对历史、文学极有造诣；钱稻孙是长于绘画。三人配合，甚为得体。
1912年8月28日鲁迅日记中记录：“同拟国徽告成，以交范总长。一为十二章，一为旗鉴，并简章二，共四图。”
国徽的图案为钱稻孙所绘，说明文字出自鲁迅手笔。随着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钱稻孙和鲁迅交往也渐渐地少了，倒是他的叔叔钱玄同又成为鲁迅的亲密朋友。
1938年5月5日，由李公朴、胡风、光未然、胡绳、金仲华、阳翰笙等人参加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和钱稻孙：
“请缘鸣鼓而攻之，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借示精神制裁。”
这是针对周作人和钱稻孙参加了1938年2月9日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有着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国内文化界对其首次声讨。
在此之前，钱稻孙就已经是北平地区有数的文化汉奸，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大、清华等校教授、学者及其他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南下，开展抗敌救国活动。
与之相反，钱稻孙迅速投入日军的怀抱，连像周作人那样的“矜持”都没有表现一下。钱稻孙先后担任了伪北京大学秘书长、伪北京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替日本占领者网罗文化界人士，替他们开展奴化教育。
在充当汉奸期间，钱稻孙很多时候与周作人“同台表演”，如1941年钱稻孙和周作人一起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并一同前往汤岛第一军医院、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周作人还向两处捐款各500元。
在整个沦陷时期，钱稻孙很“活跃”。他在伪北京大学任职时，曾以伪北京大学校长身份“诱聘”陈寅恪，因为陈寅恪痛斥而遭拒；他还跑到天津想拉拢准备南下的郑天挺、罗常培、罗庸等，也遭到了严词拒绝。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日本侵略者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如组建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报国会”，在会上，发表为侵略者歌功颂德的言辞。另外，他还出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华北编译所”审稿委员、伪华北作家协会委员等职。
钱稻孙的附逆行径遭到文化界、学术界同人的鄙视，也使他从此身败名裂，在抗战胜利以后，钱稻孙与周作人的人生轨迹就极为相似——都被判刑入狱，释放后从事翻译工作。1966年，钱稻孙去世。
纵观钱稻孙一生，尽管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更是留下珍品译作的大翻译家，但在抗战时投靠日本侵略者，又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的汉奸，为学界所不齿，为历史所唾弃，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