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史集萃丨浅谈北京的运河文化

浅谈北京的运河文化

北京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漕运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在隋唐时期，它也曾是南北大运河的北端点。自元大都成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首都之后，京杭大运河更是成为南北经济的大动脉、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对于保障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促进周边城乡发展与南北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形成深受漕运影响的北京地区社会生活特征与精神形态，产生了运河文化，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大观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段 左普 摄影

1．北京地区早期运河的形成与发展

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北京地区漕运的历史记载，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三年（37年），上谷郡太守王霸“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输之劳。事皆施行”。尽管史学界一直存在着“温水”是指温余水（今温榆河）还是“湿水”——漯水（今永定河）的争论，但这是有关北京地区漕运的最早记载，却是不争的事实。

东汉王霸“从温水漕”，还只是利用天然河道开发了漕运功能，三国时期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才是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专为打通北京地区物资供应的人工运河。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为了消灭占据辽东地区的乌丸（乌桓）政权，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修凿了一条运河以运送粮草。“凿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入泒水（今河北的大沙河），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今潮白河下游之北运河，古称笥沟），命泉州渠，以通海”。《水经注·鲍丘水》引陈寿《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顿扰边，将征之，从泃口凿渠，径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当时曹操所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利用了天然的滹沱河、泒水、潞河下游（笥沟）、鲍丘水（今潮河）河道，在其间开凿部分短程渠道加以沟通，从而使军粮可以从南向北用船运送。而在此之前，曹操已经成功开凿了今河北南部及今河南黄河以北的运河，当平虏、泉州二渠开凿成功后，曹军的运粮船可以自黄河北岸循漳河或白沟、清河，进入滹沱河，再通过潞河、鲍丘水进抵幽州。曹操所开凿的这些运河河段，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也依然断断续续地发挥着作用，为后来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隋朝建立后，南北方的经济交流与文化沟通更加紧密。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开凿了广通渠，引渭水自京师（今陕西西安）东至潼关入黄河，沟通了关中地区到洛阳的漕运，巩固了关中地区并为向黄河下游扩张准备了条件。开皇七年（587年），为发兵平灭江南的陈朝，又沿春秋时代的邗沟旧渎开凿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扬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了江、淮水系。隋炀帝即位以后，开始营建东都洛阳。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大业元年（605年）开凿通济渠，使黄河与淮河水系得以沟通。通过广通渠、通济渠和山阳渎，渭水、洛水、黄河、汴水、淮河、长江诸水系相连贯通，隋朝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统治得以加强。

南方既定，隋炀帝又积极准备发动辽东战役。《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四年（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以此作为调兵遣将、运送粮草的通道。从黄河算起，全长2000余里。其工程之浩大，到了妇孺皆役的程度。

作为永济渠的北段，隋唐时期的桑干河（今永定河）发挥了很好的漕运作用。当时的桑干河以流经今北京境内的北派河流——清泉水为主流，它紧挨着涿郡蓟城南边流过，大约沿今凉水河一线，在今武清县河西务以南、旧雍奴县以北接纳潞河，水清流深，水量相对稳定。隋永济渠沿曹操平虏渠入潞河之后，由于清泉水下游直通潞河，只要稍加疏凿，漕船便可以由潞河西北入清泉水，抵达蓟城之南。直到唐末、五代至辽初年间，桑干河主流由北派改徙南派之后，永济渠才不得不在今天津以西折入拒马河，至淤口关（今河北信安）后再北经永清县入桑干河，最后到达今北京丰台一带。永济渠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南北交通的时间，增加了漕运的规模和运力。当时循南北大运河自今江苏扬州到今北京，只需一个多月的时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及洛口（今河南巩义东南）诸仓米至涿郡（今北京），舳舻相次千余里”，船队的规模也已经十分庞大。如此一来，幽州地区和中原及南方经济发达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北京城历史地位的抬升和后来发展成为全国首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隋代开凿的永济渠位于

南北大运河的北段

北运河夏荷

刘海 摄影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在长江以南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南入钱塘江，抵达余杭（今浙江杭州）。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从北至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北至蓟城（今北京），西至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像一个侧卧的“人”字。南北大运河的凿通，对于带动沿岸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东西平衡及南北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以后五代时期，今北京所在的幽州地区处于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拉锯交战的中间地带，政局纷乱，战争频繁，经济发展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由于幽州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运河的功能却依然时断时续地保持着，从中原连通幽州地区的运河如同一只伸向北方的臂膀，牢牢地维系着中原政权的统治。

2．元代京杭大运河的浚通与繁荣

辽金以后，幽州从一个军事重镇和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开始向统一王朝的首都转变，运河的规模和功能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辽朝时，曾利用永定河故道疏浚、开挖了一条“萧后运粮河”，但由于文献缺失，有关其详细记载很少，只是从后人的记录中可以追寻一点踪迹。清代的《光绪顺天府志》称：“饮羊河在通州城南，与牧羊台近，或曰即萧后运粮河。久涸，惟地洼，河形犹存，夏则积潦成流。按窝头河即萧后运粮河也，然则，饮羊河亦即窝头河故道。”虽然无法具体得知其水路运输的规模、数量以及在其全部漕运物资中所占的比重，但它无疑是直接连通北京城和南北大运河工程的肇始之举。

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定都燕京，改称中都。从此，北京成为北部中国的首都，不但城市格局、宫殿、苑囿具备了古代都城的规模，为保证其物资供应的漕运事业也翻开了新的篇章。同辽代一样，金代的赋税漕粮也是从南边或辽东半岛而来，漕船到达今天津以后，仍循潞河（今北运河）到通州。通州，在金朝以前一直称潞县，天德三年（1151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说明这里早已是金中都的漕运枢纽。从通州到中都城里这一段路程，运输问题如何解决呢？由于都城人口和居民消费的增加，漕运所承载的物流规模已非前朝可比，特别需要开凿一条水量丰富的人工运河，使漕粮可直抵中都城里。卢沟河（今永定河）是当时流经北京地区的最大河流，因此成为开凿运河所需水源的首选。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年），决定导引卢沟河（今永定河）之水沟通中都漕运，“自金口（今石景山北麓）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口河。它自金口引古永定河水东出，向东南至今玉渊潭，转南大约由木樨地东南入金中都北护城河，再由此直达通州（因沿河建闸以节水流，故此段河道又名闸河）。原指望止于通州的漕船可以顺此河直入中都，但由于没能处理好古永定河的季节流量不均和泥沙含量过大的问题，金口河很快成了一条害河，每到雨季，洪水挟沙裹泥直往中都城而来，水量小的时候又浅涩不能胜舟。几次大险之后不得不将金口堵塞，河道也就随之废弃。

元朝建立后，在金中都的东北新修了规模宏伟的大都城。作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首都，大都城的物资需求日益庞大，而粮赋供给却几乎全部仰仗江南，因此漕粮运输任务更加繁重。在隋唐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元朝对大运河进一步裁弯取直，先后开凿了沟通永济渠和山东境内汶水、泗水的济州河、会通河，使其直达淮河与原山阳渎接通，同时大力发展海运。然而，所有的漕船仍是只能抵达通州。转陆路运输不仅运力有限，而且耗费巨大。如遇下雨泥泞、道路不平等情况，累死的骡马牲畜不可胜计。解决通州到大都城的运河问题迫在眉睫。

元朝杰出的水利专家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设计导引昌平白浮泉水西行，从上游绕过沙河、清河谷地，循西山麓转而东南，沿着平缓的坡降，汇集沿途泉流，聚入瓮山泊；再从瓮山泊扩浚长河、高梁河至和义门（今西直门）水关入大都城，汇入积水潭内；然后从积水潭出万宁桥，沿皇城东墙外南下出丽正门东水关，转而东南至文明门（今崇文门以北）外，与金代的闸河故道相接，下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即潞水，今北运河），全长200余里。这项水利工程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水源，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成为新的大运河终点。看到江南的漕船成群结队驶来，积水潭上桅杆林立、舳舻蔽水，忽必烈兴奋地将这条新的水道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旧貌 北京市政协供图

为保证行船快速通过，通惠河上设置了先进的闸坝。从白浮泉至通州高丽庄，沿河修建了11组共24座水闸。大致每十里设闸一组，通常每组上下两闸（有的为三闸），相距约一里，“上重置斗门，相互提阏，过舟止水”，两闸间河道蓄水，随着水涨船高，上行船驶过上闸，进入上游河段，和今天的“船闸”一样。每组船闸接连重复上述过程，形成梯级航道，使运船直达积水潭。这项水利科技成就，在13世纪的世界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通惠河的建成，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全面开通。这条南起浙江杭州，穿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直达北京的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成为元明清三朝的经济命脉、都城北京的生命线。京杭大运河这一伟大工程，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水利建设中的聪明才智，和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杰出的文化遗产。

3．明清时期北运河的由盛转衰

元代几十年可谓通惠河全盛时期。元末明初白浮瓮山河断流，水源日渐枯竭；加上明朝对京城进行改建，将积水潭往东一段河道圈入皇城，使漕船不能直接入城。而改在东便门外修建了大通桥闸，以它为通惠河的起点，由此通惠河又称大通河。由于水源不足，明代屡次加以疏浚而收效甚微，漕运问题只能是采取“舟车并进”。至清代，由于水源的进一步萎缩，通惠河只剩下“五闸二坝”起作用，通惠河入北运河的地点，又改到通州城北。但康熙至亁隆时期曾一度复兴：康熙时着手在大通桥下加筑了大通桥闸，控制水势；乾隆时下大力开发京西水利，收集西山玉泉诸水使河道水量充沛，航运能力大增；又疏浚了东护城河，在东直门、朝阳门外护城河桥下各置一闸，使入东直、朝阳门一带裕丰仓、海运仓、太平仓、禄米仓、万安仓等处的漕粮，可用驳船自大通桥沿东护城河直接浮运。直至道光年间还曾挑宽护城河及城内水道，使水势充盈，驳船可满载而行。咸丰、同治以后朝政腐败，河况日下，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河停运，海运和铁路的兴起逐渐代替了运河。至此，通惠河——北运河这条维系了京城700多年物质输送的大动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处 卓然 摄影

围绕其独特的交通功能以及北京突出的政治地位，运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特殊的历史意义，对于北京的成长产生了极为巨大和久远的影响，因而从大文化的角度说，运河的历史文化意义更高于其经济价值。

1．运河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

在很大程度上，隋唐之前的运河开凿史，就是一部为进兵北方开辟水上通道的历史。战争是政治的表现形式与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推进运河开凿的重要动力。曹操、隋炀帝等人开凿运河，几乎无一不与为军事服务为宗旨。到辽金时期，作为陪都的辽南京与作为北半个中国首都的金中都，都把完善运河交通水利系统作为稳定国都地位的重要措施。其后，运河对于巩固历史上的北京的政治地位，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自元代起及至明清，大运河充当了保障首都物资供应、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水上通道，因而也就成了巩固北京首都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古代北京，在城市内外生活着全国最多的官员、拱卫京城的庞大军队、颇为密集的消费型人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文士。在物产并不丰富的周边地区无法满足物资供应的情况下，运河就成为把江南财富源源不断运到北京的最重要的物资供应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城市的稳定与首都政治职能的正常发挥，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否则，北京的社会局面则难免陷于混乱。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六年（1470年）六月，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京城男女老幼饥饿无着、栖迟无所，啼号之声接于闾巷，四围州县的流民也被迫涌入京城谋生。而漕运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京城粮价的急剧抬升，“盖因漕运军士途中糜费，粮米至京则籴买，以足其数，遂使米价日增，而民食愈缺”。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朝廷多次把官仓的储备粮投入市场以平抑物价，依靠严刑制止奸贪之徒高价转卖牟利，并把赈济灾民不力的顺天府尹等降职停俸以示惩戒。此外，还将国子监的部分生员放归读书听用，由五城兵马司把数以万计的四方云游僧人逐还原籍，以减少京城人口对粮米的消耗。通过运河到达北京的漕粮在稳定社会政治局势方面的作用，在漕运不畅或遭逢大灾之年显得尤为突出。由此，清初学者孙承泽在所著《天府广记》中总结道：“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

运河对于北京的政治意义，更在于它大大增强了朝廷政令的通达以及对全国的控制能力。运河的开凿与维护，也是国家体现对相关地区政治影响的过程。疆域辽阔的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偏于国家版图的东北，但是由于有大运河，朝廷也就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可以及时掌控江南社会动态的通道。明成化七年（1471年）十月，奉命视察疏浚通惠河事宜的官员杨鼎、乔毅向皇帝报告：运河水路的畅通不仅便于漕粮进京，“天下百官之朝觐，四方外夷之贡献，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卸。此事举行，实天意畅快，人心欢悦，是以壮观我圣朝京师万万年太平之气象也”。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在地理位置与经济环境方面的弱点，通过陆路通道与运河系统构成的水陆交通网得到了有效弥补，漕运与交通的发达构成了增强区域联系以及文化认同的纽带，也是历史上的北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所在。明代的《博物策会》论述北京的地理形势，称其“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清康熙年间纂修的《大兴县志》中又进一步指出，“天津襟带河海，运道咽喉，转东南之粟以实天庾；通州屹为畿辅要地”。天津是东南漕粮转运到北京仓库的咽喉要道，通州一向是京畿重地，这都是漕运加强了与南方经济和政治联系，进而巩固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反映。

国画 通惠晨曦 2×10m

于永茂 郑山麓 李德福 作 王世征 题字

2．运河与北京文化中心的形成

运河对北京的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大运河京师文化的对外传播、南方士人的北上交流，促进了北京对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传播力以及北京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等方面。

大运河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治统一、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它，有着广泛的人员往返、书籍流通、生产技术的推广、艺术和思想的传播、生活习尚的交流融汇等等，既能将京城文化流传到全国各地，也使北京吸收各地文化元素，兼容并蓄集大成，从而形成引领文化潮流、对全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文化中心。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有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也是科举时代举行会试的地方。南方士子以此为契机到京师访学就试，不少人就是沿着运河从水路北上。如明代文学家袁中道，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从家乡湖北公安县进京参加次年的会试，在扬州的邵伯镇乘船，沿着大运河经高邮、宝应、怀安、宿迁一路北上。途中以及在京期间，他广泛游览运河沿岸以及北京内外的自然风光与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文笔绚烂的游记或记游诗。又如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国榷》的作者谈迁，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以幕僚的身份从浙江嘉兴到杭州，在杭州坐船沿着大运河到北京。顺治十三年（1656年）返回杭州时，走的仍然是大运河这条水路。记录谈迁行程的《北游录》，描绘了运河两岸的地理风物，留下了他在京期间拜访藏书之家、考察文物古迹、寻找明代史料的足迹。其中关于运河沿线天气变化、河面封冻与解冻日期、北京西山的动植物状况、左安门外崇善寺海棠开花情形以及与京城士绅文人交游活动等记载，不仅成为今人探求明清时期环境变迁的宝贵资料，也是当时京城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从通州登岸入京，又从这里搭乘回空的漕船返回故里。在元、明、清三代，像袁中道、谈迁这样在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的文人学者不计其数。由此，在他们笔下产生的有关运河和京城的文化篇章又不知有多少！

3．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对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为一条贯通南北、连接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轴线，沿岸孕育了众多举世闻名的文化名胜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运河也因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和中华文明的象征。

运河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个文化体系，它以庞大的、跨流域的复合水利工程为载体，并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它随所经地区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由于行业因素的影响而带上相应的行业特色。运河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物质方面的，包括运河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等；非物质方面的，包括漕渠名称、相关地名、漕运制度及管理方法、水利技术及前人的经验、智慧、相关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文献、习俗、俚语、民间文艺、传说故事等。

北京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繁荣互为表里。早在元代，随着通惠河和海子码头的建设，其沿岸就成为元大都城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围绕水运特征出现了颇具南北交融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象。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传统商业格局、什刹海周边的码头水市风貌一直延续至今。白浮泉及其引水渠、通惠河水道（包括城中段的玉河等）、坝河、沿河附近的仓场（南新仓、神木厂等）、闸坝（广源闸、庆丰闸等）、码头（积水潭、高碑店、张家湾）等，都成为存留至今的珍贵历史遗迹。

今日漕运码头 刘海 摄影

漕运兴盛带动了大运河沿线一批城镇的发展，通州作为连接东南地区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北京之间的漕运枢纽，维系着国都的经济命脉，成为北京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漕运终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它的繁荣，并以它为中心，带动了周围若干与漕运相关的码头城镇的发展。在明朝人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记载，明代“通州城北五里有黄船埠，黄船千艘常泊于此。河水萦回，官柳民田，阴森掩映，为八景之一”。明清以后渐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明代扩建的通州新城外砖内土、高大坚固，并将原本不在城里的大运西仓、西南仓也括入其中并驻兵戍守，显示了通州“左辅雄藩，京畿重镇”的特殊地位。清代通州城城根宽三丈四尺，顶宽二丈三尺，城身外高三丈四尺，内高二丈三尺至三丈不等，显得更加气派巍峨。城里官衙林立，大小官衙多至二十个，有州衙署、仓场总督衙门、通永道衙门、户部坐粮厅署、漕运厅署、大运西仓监督署、大运中仓监督署、东路厅署、理事厅署、州同署、州判署等。州治的空间布局完全符合前堂后寝、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要求，成为通州不同于普通州县的象征。

城内大街小巷商铺密集，18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对通州有三大印象：商业网点渗入街坊，“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和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特别兴旺”；临街店铺都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幌子；各种货品极为丰富，有来自南方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也有蒙古的皮货、东北的药材甚至西洋的布匹……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记载了通州市面的繁华：“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通州南面不远的张家湾，潞河和浑河（今永定河）交汇于此，水面辽阔，是京东第一大天然水港。每当冰雪消融、春江水暖，通州城外的北运河上就是一片船桅林立、舳舻连绵的景象。负责漕粮检验和收储的官员敲锣打鼓、乘船坐轿、前呼后拥地分批前往码头验收漕粮，各等小吏、经纪等穿梭吆喝，把头、扛夫、水脚等则像蚁群般忙碌地装卸、搬运、入仓……蒋一葵形容这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曹代萧诗：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其笔下的张家湾，是一个集漕运码头、游览休闲于一体的富庶之地。

明清时期，不仅不断扩建和修缮河道、码头等设施，还陆续建立起包括漕运总督（清代别称漕台）、漕运组织、漕粮制度和仓储制度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漕运制度体系，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完善并得以充分的发挥。明清时期，通惠河沿岸风帆云影的旖旎风光和大通桥码头、通州码头的热闹景象，都曾是京城文化的重要标志。今高碑店附近的庆丰、郊亭二闸间水面高阔，风光秀美，更是京城百姓休闲游赏的好地方。每当风和日丽，通惠河畔游人荟萃。震钧《天咫偶闻》说，二闸“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准河上”。到东便门外“逛二闸”，是当时京城人的游乐时尚。高碑店龙王庙的庙会更是当时著名的民俗盛会。

庆丰闸（二闸）遗址

刘明月 摄影

运河文化历经几度兴衰，在清末铁路交通的兴起取代了漕运的地位之后，运河已不再是北京城须臾不可离开的经济命脉。水运的削弱直接导致运河相关城镇的萎缩和沿途风光的不再。但尽管如此，大运河在元明清三代的兴盛，为北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北京的地域文化注入了鲜明的特色。

比如，如今西城区什刹海周边蜚声中外的名胜古迹和传统街巷格局、东城区和朝阳区通惠河沿岸的仓场、闸坝、码头遗址等，都是元代以来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曾经排列运河沿岸大大小小的众多仓库，至今仍留有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仓廒遗迹，成为当今北京珍贵的旅游资源；有的虽只留在了地片或街巷的名称中，但同样成为北京悠久历史的无形注脚。

曾经作为运河终点的通州，更是因运河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通州境内的燃灯佛舍利塔、通州文庙、通州衙署遗址、贡院遗址、工部分司遗址、嘉靖寺遗址、天后宫、东八里桥以及通州古城等，都是运河留下的历史烙印。

除了有形的文化遗产之外，由运河带来的曲艺、京剧等文学艺术，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放河灯、舞龙、高跷、运河号子等民风民俗以及民谣之类，对北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巨大作用。举凡文学艺术、水利文献与科技成就、法律典章与治河经验、历史人物的事迹及其思想、民俗民谣等，都可以列入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它们同样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元素，北京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运河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当代致力于发掘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创建地方文化品牌的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发表于2013年）

吴文涛，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