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1981年新华社发表《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前后城垣旧影
历史车轮碾压而过，裹挟着漫天飞尘，无情地扑向那些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城砖。那曾经恢宏矗立、环抱京华的城墙，在崩裂、倾颓，化作一地碎片和漫天飞扬的尘土。老北京们佝偻着背脊，在漫天灰沙中默默注视，眼神中盛满的哀伤，像是被碾碎的砖屑一般，无声地飘散在历史的风中。
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后，已经恢复旧称北京的城门城墙，即将大规模拆除的时候，力陈完整地保留旧都风貌、另辟新城的梁思成先生痛心疾首，指出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暴殄天物。为此，他专门上报中央说明其危害和负面效应。
1950年 梁思成
但在“'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改天换地”的年代里；在“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最高指示的感召下，即使梁先生用夕阳之下“银锭观山”这一“燕京八景”之一为例，透视什刹海之奇、西山之美，说明善加维护旧都原貌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所得到的只是当时的一位领导人，在无力挽回整个局面的形势下所回复梁先生的一句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城墙的存与废，已远远超出城市布局的讨论，成为一场关乎历史命运抉择的激烈争辩。梁思成、林徽因伉俪以令人动容的赤子之心，向时代发出痛切呼吁：“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他们反复递呈精心绘制的“梁陈方案”，力图使新城与古城如双生花般各自绽放——让新城舒展于老城之西，将古城连同城墙完整地封存进历史锦囊。
1950年 梁思成与林徽因
然而，历史的潮涌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向：时代意志更看重城墙阻碍交通、妨碍建设的一面，甚至将其视为陈旧思想象征而需破除的障碍物。这古老城墙，竟如阻挡新朝阳光的屏障，在“破旧立新”的洪流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湮灭的命运。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城墙，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1957年11月14日，《北京日报》3版 “...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交通流量的拥挤，我们拆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 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
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因为要拆除中华门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林徽因甚至说，“如果拆了这三个门，我就去上吊。”
可是还没等她上吊，一夜之间，这三座门已经没有了。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
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老北京城被以交通问题，修广场，建地铁，逐步全部拆除。
城墙的轰然倒塌，如同城市脊梁断裂的声响，昭示着某种无可挽回的丧失。那些曾经刻印在城砖上的名字、守护城门的兵士身影、在城墙根下悠闲下棋的老人，都随着砖石倾塌而散落于时间的废墟里了。
城墙不仅是石头的壁垒，它更如一条流淌的河，将历史、生活和集体记忆涓涓不息汇入城市血脉深处。一旦被拦腰截断，城市便似骤然失忆，失去了与过往对话的凭据，亦失去了沉淀在砖缝深处的文化密码。
城墙虽成往事，它那沉重又无声的消逝，却在我们心灵深处刻下了永恒印痕。这印痕，如一道深邃伤口，时时提醒着我们：在迈向未来的征途中，我们该以何等姿态去面对祖先的遗产？
城墙砖石之上，曾凝聚着与长城同源的精魂。长城砖石抵御着塞外的金戈铁马，而城墙的砖石则承载着千年的市声烟火与城市血脉。当人们铲向这文明的基石时，我们铲除的又岂止是物质的砖石？那是历史长河中一段无法续写的篇章，是城市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愈合的创口。
梁思成当年悲怆的呼喊穿越时空：“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城门几乎丧失殆尽，城墙只剩残缺的西南、东南一隅；城楼拆迁得七零八落，原址不存，另寻他处。十拆九散之后，仿佛是将逝病人的回光返照。
50年代忧心忡忡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很多年过去后北京市又提出了“夺回京都旧貌”！于是乎，北京城内大兴土木，在被拆除真文物旧址，建起假古董……
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中介者”，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城墙的消逝，如一面映照历史选择与遗憾的镜子：当发展与守护对峙时，那急促奔向未来的脚步，是否曾为身后被扬起的尘土而短暂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