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丧父、靠庶母纺线活命，穷得只剩一支笔，竟一路写到直隶总督，却在民国成立当天关门写旧诗——陈夔龙这命，到底算赢还是输？
1948年8月17日，上海法租界一栋老洋房里，91岁的老爷子把笔搁在《花近楼诗存》最后一页，咳了两声，对厨子说“今天不煮粥了”，躺下就再没醒。床头还摊着一张没写完的小楷：“宣统三十七年……”那年，其实早就叫民国三十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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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回听这名字，是去年在杭州南山坡闲逛，看一块修得过分精致的墓碑，旁边导游对一群穿汉服的妹子喊：“这是西湖新十五景，清朝最后一个总督，大诗人！”我心里翻白眼：总督？怎么不课本里见。回来翻资料，越翻越像看爽文反转：穷孩子→进士→封疆大吏→亡国→躲进租界写诗→复辟失败→混成文化地标。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裂缝上，咔咔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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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点低到尘埃。贵阳老宅是租的，父亲早亡，庶母姜氏靠纺线供他读书，夜里怕费油，就借月光背书。1875年乡试中举，1886年进士，同届里有康有为。别人搞维新，他守旧；别人要废科举，他写折子哭谏：八股若亡，人心必散。慈禧看完只批仨字——“知道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他任顺天府尹，城门楼子被轰烂，别人跑，他凑钱、募工、自己监工，三个月把正阳门修好，顺带把使馆区洋人的屎尿也安排人清走。上边夸他“能干”，下边骂他“汉奸”，他统统折起来塞袖筒，回家继续写“同光体”小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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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他52岁，升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人管半个北中国，人生顶流。可顶流才两年，武昌枪响。他上折子称病，把总督大印往桌上一扣，溜了。上海租界里置洋房，门口挂“庸庵”俩字，翻译过来就是——废宅。废宅每天干的事：抄古书、印贵州乡贤残稿、请客吃腊肉饭、听京戏。有人拉他去民国政府当官，给月薪八百大洋，他笑说：“我一条辫子在，脑袋去不了。”1917年张勋复辟，他连夜剃胡子进京，被封弼德院顾问，结果复辟12天散伙，他又把胡子留起来，继续当遗老。遗老们组“逸社”，轮流做东，酒令必须押“平水韵”，输的人掏钱给溥仪汇生活费。这一掏就掏到1945年，溥仪早成伪满傀儡，他们还在上海弄堂里凑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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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过账：他后半生零收入，全靠前半任上攒的养廉银、卖字、卖收藏。最阔时，一副对联能换二十袋洋面粉；最惨时，家里厨子偷腊肉去黑市换香烟。可他把钱撒得心甘情愿：印郑珍诗集倒贴三千两；修杭州祖坟花掉五根金条；给落魄翰林买药煎人参，眼都不眨。有人骂他败家，他说：“银钱生不带来，诗卷可死而同穴。”后来果然，陪葬就一套《梦蕉亭杂记》手稿，别的全被子孙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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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他坟被铲平，碑当台阶石；2005年西湖景区翻新，又把他请回来，描金描玉，成打卡点。导游词里说他“民族诗人”，没人提他反对废科举、反对共和。历史像抹腻子，一刮一涂，光滑得能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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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还是觉得，这老头活得像一面裂缝镜子，照见读书人的软和硬：软在不肯剪辫子，硬在给家乡印书砸锅卖铁；软在复辟做梦，硬在穷也不给日本人写字。他知道自己可笑，临终诗里写“庸庵负手看残棋”，一句负手，把尴尬全揽怀里。棋输了，人散了，他还在原地整理棋子，怕乱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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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人人喊“上岸”，他却主动跳船，抱着一块叫“旧世界”的木板，在新浪潮里漂成孤岛。岛很小，却足够放下一张书桌、一盏油灯、一条不肯剪的辫子。值不值？他懒得回答，只把问题留给后来人：你敢为一句“我喜欢”穷一辈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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