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巷口的早餐摊，凌晨四点半就亮灯了。
摊主叫阿芳，五十三岁，摊子不大，一口大锅、一张案板、几张塑料凳，卖了十几年。包子是现包的，豆浆是现磨的，茶叶蛋每天早上现煮，煮七分钟，不多不少，蛋黄刚好凝住，咬开还是溏心的边。
熟客都知道一个细节：阿芳每天开摊，第一锅蛋总要多煮一个，单独放在一个小白碗里，搁在保温桶最里面。有人问她是不是给自己留的早饭，她笑笑，不说话，收摊的时候，那个蛋总是不见了。
有人猜是留给孙子的，有人猜是留给哪个老主顾的。猜了几年，没人猜中。
三年前的那个早上，阿芳的儿子小峰出门前站在摊子边，抓了一个茶叶蛋，边剥边说："妈，明天还给我留一个，要跟今天一样，七分钟的。"
那天小峰去送外卖，再也没有回来。一场车祸，把一个十九岁的早上，永远停在了那句"明天还给我留一个"上。
从第二天起，阿芳的摊子照常四点半亮灯，第一锅蛋照常多煮一个，放在小白碗里，搁在保温桶最里面。
她不是不知道人已经走了。她比谁都清楚。可她说，摊子还在，日子还得过，蛋还得煮——她儿子最后一次跟她说的话，就是明天要一个蛋。她要是哪天不煮了，那句话就真的没人接了。
这个蛋每天的去处也不一样。有时候收摊时，她站在摊子边，慢慢剥开，自己吃掉，吃得很慢，像在替一个人把这顿早饭吃完。有时候，有个上学路过的小学生多看两眼，她就把蛋递过去，说："拿着，刚煮的，七分钟的，可香了。"
小学生后来长高了，上中学了，不再走这条路了，蛋还是每天多煮一个。
巷子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没人再问，也没人劝她"想开点"。一个卖了十几年早餐的女人，不需要别人教她怎么想开。她每天四点半起床，烧水、和面、煮蛋，把日子过得滚烫，这本身就是她想开的方式。
其实小峰还在的时候，摊子上的活有一半是他的。他早上五点起床，帮阿芳摆凳子、搬保温桶，摆完了才抓个蛋赶去送单。有个老主顾记得，小峰走的那年夏天，阿芳有一次忙不过来，蛋煮老了，客人抱怨了一句，小峰站在旁边脸都红了，说我妈的蛋从来不煮老，今天是我起晚了。后来这个老主顾每天来，都多买一个包子，放在一边不吃，结账时说"给孩子留的"，阿芳从来不接这个话，只是把包子收下，放在小白碗旁边。
冬天的时候，巷口卖姜汤的大爷每天收摊前，都会给阿芳端一碗热姜汤，不说话，放下就走。阿芳也不说谢，第二天多煮一个蛋放在姜汤摊的凳子上。大爷的摊子后来不摆了，蛋还是多煮一个。巷子里的人就是这样，不问、不劝，只是用自己的方式，陪一个人把日子过下去。
去年冬天特别冷，有一天阿芳病了，发烧，摊子破天荒没开。第二天她退了烧，第一件事就是去开摊，邻居说你歇两天吧，她摇头，说不行，今天的蛋还没煮。
邻居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突然明白，阿芳守的根本不是一个摊子。她守的是一个约定，一个只有她一个人还在赴的约。
今年秋天，巷口要拆迁的消息传来了，摊子可能要搬。阿芳不慌，她说搬到哪儿都行，只要还能出摊，蛋就能接着煮。她算过，从小峰走的那天到现在，那个小白碗里的蛋，已经煮了一千多个了。
一千多个蛋，没有一个等到过要等的人。
有人问她，要是摊子搬走了，小白碗还留吗？她想了想，说留。碗可以换，地方可以搬，蛋不能停。停了，就等于承认那个人真的不会回来了。而她不承认，她只是每天早上，多煮一个蛋而已。
但阿芳说，她从来没觉得这是在白等。她说，你每天早上多煮一个蛋，就等于每天早上都还有一个人要吃饭，家里就还不算空。
收摊的时候，她照例把那个蛋剥开，坐在塑料凳上，慢慢吃完。巷子里的灯一盏盏暗下去，她的摊子最后熄灯。
有些告别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前的一束花，只剩每天多煮的一个鸡蛋，和一个永远说不出口的句子：
儿子，妈今天的蛋，还是七分钟的，你要是回来，趁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