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1943 年 12 月 30 日凌晨四点，滨北线 302 次列车正往前开。三等车厢的硬座上，坐着个中年男人。他个子中等，后背有点驼，这会儿正憋着气，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睡熟的日本兵。

男人双手被手铐紧锁，金属硌得手腕生疼，他却没心思管。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光，能看见那日本兵脑袋耷拉着，嘴角还流着口水，显然已睡沉。

这个男人叫姜荣泉，对面日本兵是佐佐木伍长，任务是把姜荣泉押到哈尔滨平房的 731 部队。731 部队这地方，中国人听了都怕。

姜荣泉心里清楚，这是他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要是列车到了哈尔滨，等着他的事，比死还吓人。

没多少人知道，这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男人，原本是山东省东平县的普通农民。为混口饭吃，他跟很多山东老乡一样，离开老家闯关东，一路到了东北。

在黑河那边的日本企业里，他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 放排、采碎石。天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直干到天黑，拿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

更让他害怕的是，在这儿人命根本不值钱。工友们常因为一点小事，比如动作慢了点、没听指挥，就被日本监工狠狠打一顿。

有的工友累到撑不住死了，有的生病没人管也死了，到最后连具完整尸体都找不到。过着这样的日子，姜荣泉看不到一点希望，心里总想着要逃出去。

到了 1941 年 8 月，有次偶然机会，姜荣泉听说苏联那边待遇好，至少能吃饱饭，不用像在这儿一样天天提心吊胆。

他抱着一丝希望，冒着生命危险从瑷珲偷偷越境，跑到了苏联。可等着他的不是好日子，而是苏联边防军的逮捕。

在审讯室里，苏军军官仔细问他的来历 —— 老家在哪儿、为啥来苏联、之前做什么。

等军官知道他是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压迫才逃过来的老百姓后，态度慢慢缓和。军官跟他说：“要是你愿意帮我们做事，去调查日军在黑河附近的飞机场和军警情况，我们不光能保证你有饭吃、有地方住，还能帮你成家立业。”

这话一说，姜荣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觉得有了盼头。

在苏联待的日子里，姜荣泉感受到了以前从没有过的尊重。苏军给的伙食不错，有面包，还有汤和肉，比他在日本企业当苦力时吃的强太多。

这样的待遇，让他对苏联人有了好感。

后来苏军提出，让他回黑河帮着搜集日军情报，姜荣泉立马答应，还说：“能为抗日出份力，我肯定愿意，没什么好犹豫的。”

之后，他被送到拉维申斯克的国境守备队，接受了十几天专门训练 —— 学怎么搜集情报、怎么观察日军动向、怎么跟联系人对接。

最后，他还领了活动经费和联系用的暗号、地址。

1943 年 9 月的一个深夜，在苏军帮助下，姜荣泉悄悄潜回黑河。他没敢直接进市区，怕被日军发现。

他先去了离日军机场较近的欧浦县齐扎街，找了家小旅店住下，然后偷偷观察日军的一举一动。

比如机场里有多少架飞机、日军换岗的时间、街上巡逻的军警有多少人，他都一一记在心里。

可黑河是边境要地，日军防守得特别严，街上到处都是密探，稍微有点异常就会被盯上。

按日军规定，本地人要实行 “联保”，就是几户人家绑在一起，只要有一户出事，其他几户都得受罚。

要是外来人，就会被密探紧紧跟着，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

姜荣泉刚在齐扎街露面没几天，就被密探注意到。到了 11 月 18 日，他正准备把搜集到的情报送出去时，被黑河宪兵分队的人抓了。

在宪兵队的审讯室里，姜荣泉遭了大罪，受的折磨不是人能扛的。日军怀疑他是苏联派来的间谍，还觉得他可能跟东北抗联有联系。

为让他开口说实话，日军什么酷刑都用上了 —— 灌辣椒水，呛得他差点窒息；上电刑，电流穿过身体时疼得他浑身抽搐。

审讯官一边拿皮鞭抽他，一边大喊：“快说！你是不是跟抗联有来往？苏联人到底给了你什么任务？不说就接着打！”

皮鞭一下下落在身上，疼得姜荣泉差点晕过去，可他咬着牙没松口。

他只承认自己确实在帮苏军收集情报，坚决说跟抗联没关系 —— 他知道，要是承认跟抗联有关，下场会更惨。

虽然姜荣泉交代了一部分情况，但日军审讯的人还是觉得，他 “思想偏向苏联，根本改不过来，要是放出去肯定是个隐患，太危险了”。

按日军的 “特别移送” 程序，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很快批了申请，要把姜荣泉送到 731 部队去。

这里得说一下，所谓 “特别移送”，是日军自己起的名字。其实就是把抓来的抗日志士、普通老百姓，偷偷送到 731 部队，当成 “实验材料” 做人体实验，最后把人折磨死。

在当时日军的档案里，这些被移送的人不叫 “人”，叫 “马路大”，意思是 “原木”。就跟木头一样，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

1943 年 12 月 29 日，黑河宪兵分队接到命令，要把姜荣泉押送到哈尔滨。

按规定，就算 “特别移送” 的人只有一个，也得派两个人押送。可那时候前线战事紧，又快到年关，日军手头上没人，最后只派了佐佐木伍长一个人负责押送。

出发前，佐佐木用电话跟哈尔滨宪兵队联系，没直接说押送的是 “人”，而是用暗语说 “送去一根原木”。

他还跟对方定好了交接的时间和地点。

他给姜荣泉戴上手铐后，怕被其他乘客看出不对劲，又在姜荣泉手上搭了件衣服，装成普通乘客的样子。

两人上了从黑河开往哈尔滨的 302 次列车，坐在三等车厢的 13 号车厢里。

一路上，佐佐木看得特别严，不让姜荣泉吃饭、喝水，连去厕所都不许，甚至不让他说话、往四周看。

为防止姜荣泉逃跑，佐佐木还把一只脚踩在姜荣泉的脚上，一刻都不敢放松。

列车开了 20 多个小时，到 12 月 30 日凌晨四点左右，终于到了绥化站。

这时候佐佐木已高度紧张了一整天，累得不行。而且离哈尔滨只剩三个小时车程，眼看就能完成任务，他的警惕性慢慢降了下来。

不知不觉，佐佐木就靠着座位打起了盹。

其实姜荣泉一直没放弃找逃跑的机会。他心里清楚，一旦被送到 731 部队，就再也别想活着出来。

他听说过，731 部队里的日军拿活人做实验，什么残忍手段都有 —— 把人当成 “实验品”，剥夺他们的名字，只给一个编号。

然后用来做细菌实验、活体解剖。

有档案记载，日军为拿到所谓 “准确实验数据”，做活体解剖时根本不给打麻药。

让受害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内脏被取出来，那种疼根本不是人能忍受的，比死还难受。

一想到这些，姜荣泉就更坚定了：必须逃出去，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这会儿看到佐佐木睡着了，姜荣泉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他悄悄看了看周围，其他乘客大多也在打瞌睡，没人注意到他们这边的情况。

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好在手铐是扣在前面的，他还有点活动空间。

他慢慢站起来，轻轻把佐佐木踩在自己脚上的脚推开。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悠悠地挪向车门。

刚好那时候列车停在绥化站，车门没锁死，他趁机悄悄溜下火车，顺着站台边的阴影赶紧躲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佐佐木猛地醒了过来。一看对面的姜荣泉没影了，顿时慌了神。

他赶紧去找列车乘警，两个人在车厢里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可连姜荣泉的影子都没找到。

等列车到了下一站白奎堡站，佐佐木立马跳下车，找了个电话亭向上司汇报情况。

他还联系了绥化宪兵队和当地的警护队分所，让他们赶紧组织人大规模搜查。

日军根据佐佐木描述的姜荣泉的样子，发了通缉令，上面写着：“身高大概 5 尺 3 寸（相当于现在的 1 米 7 左右），长脸，头发和眉毛都比较浓，胡子少，是黑色的，中等身材，后背有点驼；穿黑色衣服，戴棉帽，穿日式丫巴鞋，手上还戴着手铐。”

一时间，绥化地区到处都是日军搜查的人，可找了好几天，始终没找到姜荣泉。

其实姜荣泉逃下车后，凭着自己在东北多年的伐木经验，一路躲进了深山老林。

那时候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没衣服穿、没东西吃，只能靠找野果、剥树皮勉强填肚子。

而且他不敢白天出来，只能晚上活动，怕被日军搜捕到。

没人知道姜荣泉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档案里也没有关于他后续的记载。

但想想也能知道，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他想活下去肯定特别难 —— 冬天的深山里气温能降到零下几十度，没吃没穿，还得躲着日军的搜捕，每一步都充满危险。

但不管怎么说，姜荣泉能从日军的押送列车上逃出来，已经是个奇迹了。

吉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近 200 件关于 “特别移送” 的档案，根据这些档案记载，一共有 277 人被以 “特别移送” 的方式送到 731 部队。

而姜荣泉是目前有档案可查的、唯一一个在押送途中成功逃脱的人。

他的经历，不光让我们知道日军 “特别移送” 程序有多罪恶，也让我们亲眼见证 731 部队的残暴。

虽然那段历史已过去很多年，但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岁月。

更不能忘记像姜荣泉这样在苦难中挣扎、在绝望中反抗的无辜百姓。

他们的遭遇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得不容易，是无数人用苦难甚至生命换来的。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历史，警惕战争的阴影再次出现，才能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