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初秋，我们踏入了徽州师专的校门。
行政楼前人潮涌动。
有热情接待新生的学长。
有满怀憧憬的我们。
还有殷殷相送的家长们。
小广场前一字排开的桌椅上。
桌椅旁立着白底红字的牌子。
上面写着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中文系、化学系、英语系、政史系、旅游系。
我们大多是定向生。
一纸协议早把未来锚定在家乡的初中。
可年少的心，总还藏着几分对远方的憧憬。
我挤过攒动的人头，在生物系的桌前签了名。
我领了宿舍钥匙和一沓印着校徽的饭票。
刚从登记台走出，我就遇见了陈秀丽。
看见她，我便想起我们来徽州师专报到路上的相遇。
我们一同坐上大巴车。
遇到塌方，一同下车，又一同换乘拖拉机，一路颠簸坎坷。（1989年，去徽州师专报到，一辆三轮车带着我跳出了“农门”！）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们准时抵达了学校。
“你报到了吗？”我问她。
“报到过了。不过我们化学系的手续还挺麻烦，要填三张表呢。对了，你的宿舍在哪？”
“4号楼三楼，311宿舍。那你们呢？”
“5号楼，就在你们隔壁呢。”
话音刚落，几个穿着化学系系服的学长就围了过来。
他们胸前都骄傲地别着徽州师专的校徽。
在傍晚的夕阳照射下，校徽闪闪发光。
唉，我们的校徽还没有发。
若是发了，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别着校徽在校园里意气风发地行走。
在那一刻，我真切地觉得，自己终于跳出了农门，成了一名响当当的大专生。
“学妹，我们帮你拎上去吧，5号楼的楼梯陡，小心崴脚。”
学长们热情地说道。
我看着她被簇拥在中间，像被一群蝴蝶围着的花。
她的父亲跟在后面，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袋子上印着褪色的“化肥”二字。
他脚步匆匆，脸上却漾着幸福的笑意。
临转身时，陈秀丽回头冲我挥手。
红绳系着的马尾辫甩过肩头。
声音被风送过来：
“以后我们都是隔壁，要常常联系啊！”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枇杷树的浓荫里。
头顶的枇杷树叶沙沙作响，像藏着无数句没说出口的话。
父亲在身后催我：“快点吧，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和父亲拖着行李往4号楼走去。
铁架子床的宿舍里，已经到了几个同学。
大家七嘴八舌地自我介绍，口音南腔北调。
安庆的同学带着软糯的尾音。
歙县的同学说着带着土味的方言。
南陵的同学嗓门洪亮。
铜陵的同学手里还攥着一包没吃完的生姜。
说着说着，有人从床底摸出一台单卡录音机。
按下播放键，崔健沙哑的歌声便飘了出来：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天南海北的乡音混着《一无所有》的旋律，叽叽喳喳的，像一场热闹的雀鸣。
他们在入学第一天就聊起了未来。
有人说要回县城中学教生物。
有人想试试考专升本。
还有人盼着能分到离家近的乡镇。
下铺的黄山市本地同学没来报到，床铺空着。
父亲便把草席铺在下铺，直接睡在了床板上。
我睡在上铺，翻来覆去睡不着。
陈秀丽的影子总在眼前晃。
她笑起来弯起的眉眼。
挥手时扬起的马尾。
还有那句“要常常联系”的叮嘱。
这些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窗外的蝉鸣渐渐歇了。
风吹过枇杷树叶的沙沙声，陪着我熬过漫漫长夜。
第二天，我打算带父亲去屯溪老街逛一逛。
父亲却说不去了，回家还要割稻子。
他匆匆买了车票，便踏上了归途。
开学那段日子，我们并没有正式上课。
我们集中在大教室里看电视。
这样的集中学习大概持续了半个月，之后才开始正式上课。
师专老师和高中老师截然不同，讲课的内容也大相径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亚军老师。
他讲课生动形象，总能把枯燥的知识点讲得趣味盎然。
我们还走进了实验室。
这是我在高中时从未有过的体验。
高中时老师只讲实验步骤。
到了师专，哪怕是一朵花，我们都要亲手解剖开来观察。
记得学校的枇杷树是在冬天开花的。
我们把枇杷花剥开，在解剖镜下细细研究它的花蕊与结构。
可我的心思，并不完全在学习上。
因为我心里总记挂着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陈秀丽。
我总忍不住在课间往5号楼的方向张望。
我的目光像长了触角，越过5号楼女生宿舍的各楼层走廊的栏杆。
栏杆上晾着她们的被子。
走廊的顶上还挂着五彩斑斓的大衫小衣。
我心里总揣着一个期待。
我期待着在这走廊上，能突然看见她的身影。
明明她就在隔壁宿舍，我为什么总见不到她呢？
直到有一天。
我们在黎阳电影院看完电影。
一路说说笑笑，我们沿着戴镇路往学校走。
快到校门时，突然发现马路旁边开着一家理发店。
建国突然说：“我们理个发吧。”
我摸了摸自己乱糟糟的头发，也觉得确实该剪了，便跟着他走进了店里。
一踏进理发店，我就看见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正忙前忙后。
她朝我走过来，问道：“洗头吗？”
这声音好熟悉，我抬头一看，居然是陈秀丽。
我惊讶地问：“你怎么到这儿来当理发师了？”
“把头低下来。”
我把两只手扶住洗脸盆的两边，把头低了下去。
她伸手拿起一块肥皂，在我头上细细打了一遍皂沫。
随即她便用手在我头上轻轻摩挲起来。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手掌的温度。
我甚至能闻到她说话时，唇边拂过来的淡淡气息。
看样子，她大概只会洗头，并不会理发。
理发的时候，我盯着面前的镜子。
透过镜子，我看见她在店里来回忙碌。
她不停地招呼进店的客人。
她用那双刚刚洗过我头发的手，又去给建国洗了一个头。
回去的路上，建国忽然问我：“怎么，你认识她？”
我点点头，轻声说：“嗯，同一天来学校报到的。”
建国咧嘴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长得真漂亮，把她追到手吧，听说毕业以后找女朋友可难了。”
可是我们都是定向生。
从哪里来，终究要回哪里去。
就算把她追到手，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从那以后，不管头发长不长，我都会经常光顾那家理发店。
每次去都一样，她总是先笑着和我打招呼。
她再让我躺下来，把头靠在面盆上。
接着她开始给我打肥皂、冲洗，双手在我头上轻轻揉搓。
在徽州师专读书，我们每个月都有19块5的饭票补助。
那时候开销不大，节省着花，足够让自己吃饱肚子。
后来我才知道，陈秀丽在这家理发店帮忙洗头，是因为她还有个正在读高中的弟弟。
她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
看来她还真是不容易啊。
大家都在师专里尽情享受青春，她却这么早就扛起了生活的担子。
这让我对她更加敬重。
可突然有一天，我再去理发店的时候，却发现她不在了。
我急忙问老板，老板说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上班了。
这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得我心里满是失意。
后来我便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她。
再次见到她，是在学校的阅览室。
徽州师专的阅览室挨着篮球场。
午后的风里，总飘着篮球撞击篮板的砰砰声。
墙边的格子柜里，图书杂志平平整整地码着。
大门入口处的报架上夹着《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徽州师专校报》。
我刚转过书架的拐角，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她正站在靠窗的阅览桌前，手里捧着一本杂志。
阳光透过玻璃窗，在她的发梢上镀了一层金边。
而她的身边，坐着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的男生。
男生正低头和她说着什么。
陈秀丽听得认真，时不时点点头，指尖不时轻轻敲着桌面，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我的脚步顿住了。
窗外的枇杷树的枝叶，又一次沙沙地响了起来。
那个男生是谁？
我忽然记起，刚进师专大门时，簇拥着陈秀丽的几位中文系的师兄里，就有一个是他。
他戴着金丝眼镜，模样俊朗，一看就是斯文的读书人。
我低头打量了一下瘦小的自己，心里又泛起几分自卑。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踉跄着走出学校阅览室的大门。
只记得那天的风很大。
风吹得地上的枇杷树叶在路面上杂乱无章地翻滚。
我心里乱糟糟的。
我忍不住胡思乱想。
那个中文系的师兄，是她的男朋友吗？
想看她时总是见不到她，不想看的，我偏偏又能看到。
又一天，在食堂里，我看见她打了一块钱的红烧大排，和那位中文系的师兄相对而坐。
中文系的师兄会把自己碗里的青菜夹给她。
她笑着把大排上的瘦肉剔下来递过去。
我端着两毛钱的土豆肉片。
我远远地坐在角落，假装低头扒饭。
我的余光却离不开那个熟悉的身影。
墙上的广播喇叭里，正播放着《渴望》的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好困惑啊，好困惑，我真的好困惑！
教学楼四楼的电视播放室，是我再一次偶见他们的另一个场所。
每晚七点，18寸的“熊猫”牌彩电前总会挤满人。
《围城》里唐晓芙的身影一出现，教室里就会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我常常坐在后排，缩在人群里，看着陈秀丽和中文系的师兄并肩站着。
中文系的师兄会给她递上擦汗的手帕，会在她笑起来时温柔地看着她。
有一次她回头张望，似乎在找空位，恰好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撞。
我慌忙移开视线。
我的心脏却像被鼓槌重重敲了一下，咚咚地跳个不停。
等再回头时，只见她正与中文系的师兄并肩坐在一起，专注地看着电视。
后来我听说，那位中文系的师兄是黄山市本地人，家境殷实。
我暗自揣测，陈秀丽和他处朋友，多半是不想回到宣城的农村。
她盼着能留在城里工作生活。
再说那个男生又那样俊朗，她怎么会不动心呢？
而我们的交集，始终停留在普通熟识的问候。
在实验楼门口遇见时，她会笑着说“生物系的同学，又去抓蟾蜍做标本呀”。
在办公楼领取菜票时，她会主动打招呼“听说食堂明天又会烧红烧大排”。
我总是努力笑着回应。
二年级的一天，我又在阅览室遇见了她。
我像往常一样先拿了一本杂志。
我坐下来静静翻看时，突然发现她就坐在我的对面。
她的眼睛是不是有一点红肿？
她手里拿着书，并没怎么看。
她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一副心事重重的悲伤模样。
她走出阅览室的时候，我悄悄跟在她身后。
然后我假装不经意地碰见她，轻声问：
“你怎么了？过得还好吗？”
她看见是我，眼角挤出一丝笑意，轻声答道：“很好的，你也好吧，大家都会好的。”
说完她便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前走。
天上挂着一轮苍白的月亮。
月光照在她的身上，也照在我的身上。
她心思沉重，我的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
后来我听说，那个中文系的师兄和她分了手——毕业即分手。
中文系师兄虽是黄山市本地人，但他将来也没有能力把定向生的她调到黄山市。
毕业前夕，学校的公告栏公布了我们部分学生的分配信息。
有的同学成绩优秀，作为选调生留在了各市的大城市里。
而我们，从哪里来，便只能回哪里去。
我想陈秀丽大概和我一样吧。
我要回我的水东镇，她要回到她的宁国塔湾。
我们都要去农村中学任教，这是我们的宿命。
如果可以自己选志愿，我肯定会不顾一切去宁国的塔湾，和她去同一所学校。
所有一切美好的愿望和想念，都会因为这一场毕业，被冲散在各奔东西的风里。
在新安江边，我再次遇见了陈秀丽，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好像已经从失恋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她脸色不再苍白，头发也留成了柔顺的披肩长发。
她看见我，笑着和我打招呼。
她依旧洋溢着满满的青春气息。
我望着她和其他女孩子在江边拍照留影、嘻嘻哈哈的模样，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
我们一起坐着大巴车，又换乘拖拉机，一路颠簸赶往徽州师专报到的日子。
我想，那就是我们那时的模样。
心中的那份爱恋，还没来得及表白，就已注定走向结束的命运。
只因为毕业后，我们终究要各奔东西！
正当我心思重重的时候，建国突然拍了拍我：“看镜头！”
咔嚓一声，他为我拍下了一张留影。
数年后，我又翻出徽州师专的老照片，
我打开了那张我在新安江边的留影。
我忽然发现照片背景的一角，有个披肩发的女生正望着我笑。
影像虽然模糊，我却一眼认出，她就是陈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