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仲夏，19岁的叶剑英踩着崎岖的山路离开雁洋虎形村，身后是潮湿的稻田与昏黄的油灯。谁也想不到，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会师……战争的硝烟把青年书生锻造成统帅，却也把他与故土的每一次相逢推得越来越远。
长征时，他在雪山草地上咬牙探路；延安窑洞内，他彻夜伏案编译《苏军作战原则》；抗日烽火中，他为新四军、八路军输出军政干部。战斗行程一万里，回乡行程却始终挂在心头。战友打趣，“老叶心里装着两地，一个是前线，一个是梅县。”
新中国成立后，满目疮痍需要重建。1951年开始，中央安排多路调研，叶剑英被点名跑遍华南。从广西柳州的山村到福建长汀的碉楼，他看见饥饿的孩童，也看见握紧锄头的农民。调查报告厚厚一摞，只有一句最醒目：“粮油布，命根子。”正因为如此，他格外惦记家乡的温饱。
1953年9月，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他乘吉普抵达梅县。没有欢迎横幅，只有乡亲们捧来的粗茶淡饭。县委汇报统购统销准备进度，他插话问：“松口圩今天猪肉几分钱一斤？孩子们有鞋穿吗？”随后，他拎着竹篮挤进菜市场，把油盐酱醋的价格写在袖珍本上。傍晚，县里领导陪去丙村中学，只见教室里灯光昏暗。他抬头看瓦片缝隙渗雨的痕迹，沉声说：“初中扩招翻一番，老师要从省城请，钱我去想办法。”半年后，省里拨款，丙村中学首栋宿舍楼在田埂边竖起。
长女叶楚梅曾说，父亲在家停留不到四十八小时，却记下二十多条意见。回到广州，他召集省财政、教育、水利三口处室开会，桌上一张手绘地图标着红圈，那是雁洋一带亟待修葺的山间公路。
时间来到1971年1月。福建前线视察完毕，他要求改道再回梅县。身边警卫提醒行程冲突，他摆手笑道：“回乡不需排场，多看几堵老墙就行。”此时的梅县，主干道依旧碎石坑洼，山头林木被过度砍伐。7日上午，地委篮球场临时会议，他环顾众人，开门见山：“山秃了，水库却空着，症结在干部思想。要让树木长起来，让水流得下去。”随后抛出三个关键词——造林、小水电、养路工。会后，各公社开始按山头划片植树，合水水库调度方案也因他的点拨而成型。
岁月再一次流逝。这期间，他主持外交，参与粉碎“四人帮”，操劳国策，却仍惦记家乡。1978年，第五个“计划”开局之年，叶剑英在北京的一个夜晚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梅县要等一条铁路，把经济命脉接出来。”
1980年5月9日，时年八十三岁的叶剑英乘专机抵达兴宁机场，同行的除家属外只有医务人员和秘书。他事先三令五申：不封路、不奏乐、三菜一汤已足够。汽车在虎形村口停下，老人拄着拐杖，望见熟悉的围龙屋墙脚新添了几株槟榔。乡亲们自发让出一条窄巷，他边走边向老表挥手，声音沙哑却有力：“各位，叶剑英回来报到喽！”
会场里，他第一句话便直击要害：“十年前答应诸位再回来看看，如今兑现。也想请大伙评一评，这些年有没有把故乡忘了？”台下掌声起伏不息。随后，他询问山区产值、学生升学率、乡卫生所药品储备。听到“去年人均口粮三百斤”“家家有缝纫机”时，他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听到“乡间公路多为土路，逢雨难行”时，眉头又锁起。
下午，他坚持进山。一路上，不时弯腰摸泥土湿度，抬头看林相密度。到半山腰，他停步，对县里干部说了一段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要向山进军，让所有光头山种上树；要向水要电，搞小水电站；要让货出得去，公路先硬底化，日后再争取铁路。”短短数句，把梅州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框架勾勒得清晰。
三天行程结束，叶剑英在村口同乡亲告别，他挥手朗声道：“乡亲们，革命打天下是交卷，建设富家乡才算及格。今后路子还长，靠你们接力。”乡亲们涌上前，却被他温和挡住，“礼物就别送了，把日子过好才是给叶剑英最大的礼。”一句朴素的话，把军中元帅与乡下老人拉到同一高度。
资料显示，1981年底，梅县地区新植树木七千余亩，小水电站开工十二座，雁洋镇到梅城的公路完成水泥硬化。干部们常说，“老帅那根拐杖像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动起来。”
回顾叶剑英半生，枪林弹雨考验的是胆魄，硝烟散尽检验的却是初心。从雪山到稻田，从延安到虎形村，他始终记得一句客家俗语：“禾苗抬头，莫忘荷锄人。”这句乡言，也许正是他对“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