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引起广泛关注和轰动的新闻。这则新闻报道的是发生在前一天（即5月11日下午4点）的一件事，内容讲的是五名涉及“许闻天案”的人被枪决的消息。最引人注目的是报纸上配发的五人照片，而新闻本身的内容反倒显得次要。照片中的五人，虽然即将面对枪决，但他们的表情却很平静，甚至带着笑容，似乎毫不畏惧死亡，给人一种英勇赴死的感觉。那么，除了是“许闻天案”的嫌疑人，这五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如此从容面对死亡呢？
这五人到底是谁呢？根据《新闻报》的报道和后来的查证，我们终于弄清了其中四人的身份，而另有一人的身份则一直不明确，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张达生是江苏人，曾在国民党鲁苏豫边区担任职务。1948年冬天，他在陈惕庐的介绍下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即“孙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1949年，他被处决时年仅41岁。
方志农是安徽萧县人，长期在南京的安徽中学教书。1949年，他在许闻天的引荐下加入了孙盟，并担任了秘书职务。牺牲时，他年仅35岁。
朱大同和张达生是同乡，曾担任过萧县的县长。1949年，他在张达生的推荐下加入了孙盟，负责兵运工作。他被枪决时42岁。
王文宗是江苏人，加入孙盟时正任职于江苏省训练团做科员，后来转到孙盟做文员。他在被枪决时年仅29岁。
《新闻报》指出，他们之所以被枪决，主要原因是“叛国通匪（通共）”、“出卖党国”、“组织非法团体”、“危害民族生存”等等。在这些人中，陈惕庐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许闻天案”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被定为“叛党祸国的首犯”，而他本人的身份却较为复杂，至今仍存有争议。 陈惕庐的身份确实令人费解。美国记者在拍摄即将被枪决的陈惕庐时，只用“正准备执行死刑的上海人”作为标注，这引发了很多猜测。不过，经过后来的求证，陈惕庐还有其他名字——陈资平、陈文政。因此，陈惕庐的背景显得更加复杂和神秘。根据党史资料，陈惕庐的经历可谓曲折。他在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党组织一起从事革命工作。但由于后期遭遇叛徒出卖，他一度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又重新加入国民党。到了1948年，陈惕庐与许闻天等人一起成立了孙盟，试图联系中共，策划国民党部队叛变，以支援解放军渡江。然而，他们的计划最终失败。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惕庐不卑不亢，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在临刑前，他留下了给妻儿的遗书，其中写道：“淑媛吾妻……太对不起你。” 然而，陈惕庐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枪决后，关于他的事情还在继续发酵。 陈惕庐等人被枪决后的10多天，上海解放了，遗憾的是，他们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天的到来。1950年，政府追认他们五人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家属获得了相关的证书。特别是陈惕庐的爱人，还得到了烈属证书（编号00253号）。对于陈惕庐的家属来说，这份证书不仅象征着光荣，也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因为这份证书是陈惕庐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然而，命运对陈惕庐的家人并不仁慈。1950年12月，陈惕庐的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陈惕庐的遗事并没有到此为止，13年后，政府竟然宣布撤销陈惕庐爱人所获得的烈属证书，理由是陈惕庐过去的历史不清，无法确认他是烈士。1981年，政府再次对陈惕庐的死做出定性：他不是叛徒，但也不享有烈士待遇。 对于这五名被枪决的人来说，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陈惕庐。虽然他确实有一段历史难以解释，但从他的最终行为来看，人们更愿意相信他是“浪子回头”，选择回归革命的队伍。尽管篇幅有限，不能详细讲述陈惕庐的更多事迹，但仅凭他临刑前高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以及给妻儿留下的遗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尽管他最终牺牲，但未能享受烈士待遇，依然令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