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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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言：
在晚清历史上，左宗棠与沈葆桢均是十分显赫的人物。
作为成就沈葆桢“中国近代海军之父”美名的左宗棠，早年对沈葆桢是极为欣赏与信任的，曾经向朝廷力荐其出山，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这成就了沈葆桢此后一生的功业与后世美名。
在这一点上，说左宗棠是沈葆桢的人生伯乐，也不算为过。
事实上，沈葆桢也的确没有辜负左宗棠的重托。
此外，沈葆桢一生为官十分清廉，办事不惧艰难，颇有其泰山岳丈林则徐的遗风，可以说人品与人格上也无多少瑕疵。
那么，为什么到了后来让左宗棠对其十分不满呢？到最后干脆与之绝交，不再往来，以至连沈葆桢去世时，左宗棠连个挽联也不曾送与他。
关于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烟云，孰是孰非，笔者今天就以此文用史料说话，将其抽丝剥茧，一一道来，以供喜欢清史人物的读友们阅览，感受晚清历史上著名人物之间恩怨与喜恶。
在晚清历史上，沈葆桢虽然名气与功业不及左宗棠，然而曾、左、胡、张、李以降，他是不输其他任何之人的。
作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沈葆桢在中国海军史上占据着重要而显赫的一页。
他一生只活了59岁，然而功业甚大，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干臣、能臣。
那么，他一生与左宗棠有哪些交情？为何二人之间的友谊到后来彻底“翻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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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葆桢的出身与早期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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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我国晚清时期的民族英雄，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海军历史上享有“中国近代海军之父”的美名。
沈葆桢，字幼丹，1820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一个书香之家。其父沈廷枫为当地一位举人，以教书授徒为业。其母林惠，系近代名满天下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妹，因此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亲外甥。
1839年，即林则徐去广东禁烟的这一年，已是秀才的沈葆桢娶了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为妻，这样沈葆桢又成了林则徐的女婿。
沈葆桢自小读书很有天份，颇得其父的器重与喜爱。
1832年，即道光十二年，时年45岁的沈廷枫去京师参加会试，同时带上了时年12岁的沈葆桢。到了南京，沈廷枫便将沈葆桢留在了江苏南京，以便让其舅舅、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林则徐对其学业指点一二。
年仅12岁的沈葆桢，便这样留在了舅舅林则徐的府上。
小小年几的沈葆桢自小少年老成，学习之余常常帮助舅舅林则徐抄写一些公文信函。
一天晚上，夜已深。从外面办事回来的林则徐进门后，见沈葆桢的房间灯仍然亮着，于是好奇地走了过去。当林则徐走近时，发现沈葆桢还在一丝不苟抄写公文。于是，建议他睡去，明天接着再抄。
但是，小小年几的沈葆桢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任务，今天的事要今天办完，休息方才安心。林则徐听后大为赞赏，没想到一个12岁的孩子竟有如此毅力与自律，自此便重视起了这个孩子，认为他日后必可成才。
图：林则徐画像
果不所料，三年多后，年仅16岁的沈葆桢便考中了秀才。1840年，时年20岁的他又考中了举人，成了福建省一名十分年轻的地方举人。
此后沈葆桢两次进京会试，均告失利。但他并不气馁，一面在家乡福州协助其父教学，一面温习功课。
1847年，即道光二十七年，在其第三次进京会试时，以二甲第三十九名终于一举高中，成为了大清历史上有名的“丁未科进士”龙虎榜中的一员。
这一年与沈葆桢一同中进士、在日后比较有名的人物还有张之万、庞钟璐、李鸿章、沈桂芬、徐树铭、郭嵩焘、马新贻、刘鸿恩等人。
1855年，即咸丰五年，在翰林院与国史馆编修、监察御史等岗位上锻炼七年多后，沈葆桢终于获得了外放任地方官员实缺的机会——出任江西省九江知府。次年转任广信府(即今天九江上饶市)知府。
此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早已爆发，江西成了内乱的重灾区。
1856年秋的一天，沈葆桢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出城征办军粮、军饷。
不料弋阳失守，一时之间广信危在旦夕。
此时城中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沈葆桢的夫人林普晴以及几百名守城官兵。面对太平军的蜂拥而至，城内一时人心惶惶，不少官员携家眷仓惶出逃。
城中无主帅，有人劝沈夫人林普晴赶快出城避难，然后再没法与丈夫会合。
林普晴不愧为林则徐的女儿，她坚定地道：
“你们可以逃命，我不能去，我决心与广信城同在。”
为了表示白天己心意之坚，她指着院中的水井道：
“倘若城破，这里就是我的安身之处。”
林普晴亲自上城与守军头领布置城防，一面鼓舞守军将士。守军借助广信城高大的城墙坚守，林普晴则率城中妇女为城上守军做饭送饭，守城官兵深受感动，都誓死守城，坚决与城共存亡。
守城的危机关头，林普晴咬中指，以手指蘸鲜血向广信不远的玉山镇总兵饶廷发去了一封紧急求援信。
玉山镇总兵饶廷发收到林普晴的求援血书后，大为感动，当即抽调数千兵马，星夜驰援广信。
与此同时，正在外募兵筹饷的沈葆桢闻讯后也率兵赶回广信。
三支人马里应外合，在广信城外激战七天七夜，终于解除了广信城被围。
经此一战，沈葆桢名声大震，朝野交口称赞。
1861年，经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举荐，朝廷升任沈葆桢为江西巡抚。
就这样，沈葆桢从一个地方四品知府，越级跳过了地方按察使、布政使等历练岗位，一跃成了大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
然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位上干的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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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宗棠“四顾茅庐”，力请沈葆桢出山；
图：左宗棠历史画像
1866年，即同治五年。
这一年的九月，时任闽浙总督之职的左宗棠接到朝廷新的任命，准备调其出任陕甘总督，处理西北回民起事形成的乱局。
此时，左宗棠被朝廷诏受闽浙总督才不过三年零五个月。
说是三年有余，其实左宗棠到达福州接下总督之印视事，不过才一年零两个月。
因为自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有一股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的率领下在浙江、福建两省一路流串作战，仍然攻城掠地，势力并未被清军所肃清。直到1865年12月，汪海洋战死于广东嘉应州，太平军在东南的战事才宣告全部平息。
1865年4月，左宗棠才正式来到福州，开始受印视事，为恢复战乱后留下满目疮痍的福建各州县的百姓生产生活。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一切都还来不及展开与落实，就收到了朝廷新的调令任免。
此时，左宗棠已经54岁，尚年富力强。
一向以国事为重的左宗棠，没有向朝廷讲任何条件与困难，决心率军去西北平定内乱，稳固国家西北大局。
可是，他有一件重要的大事，心中一直放不下——那就是已经造好地址，即将上马建设的福州船政局以及尚在筹备的“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
这件事之所以在他心中特别重要，是因为大清这些年来，有海无防，屡受西方列强侵扰。
这是他的心病。大清一天不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东南沿海就一天不得安宁，他左宗棠就不能安心一天。
可是，对于这些，自己的一切计划与设想都还只是一纸蓝图，来不及施实了。
更何况，这次西北一去，何日返回内陆，他也不清楚。
因为左宗棠此去西北，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宏愿，就是收复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大清中央政权的广袤新疆。
当然，这要在他去西北后，先平定陕甘内乱，在西北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军事经济大后方。
此次左宗棠调离福建后，接替他的新任闽浙总督将是原漕运总督吴棠。
对吴棠这个人，左宗棠虽与之无人生交集，但是也有一些了解。
此人以举人身份捐纳出仕为官，因早年在慈禧太后还只是宫中一秀女时，叶赫那拉·杏贞因其父病逝，她与妹妹在运父灵框回籍，途经天津河道时，时为清河县知县的吴棠“误送”了一笔200两银两给她姐妹俩。
杏贞姐妹俩记下了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及至杏贞上位成了慈禧太后后，她便报恩，大力提拔吴棠。所以，此后吴棠一路官运亨通，不到几年便成了封疆大吏，位至地方巡抚、总督。
但是，吴棠是一名守旧派官员，对洋务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不看好当时朝廷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他人还未到福州接印上任，便对其他人说：
“船政未必成，虽成亦有何益？”
吴棠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左宗棠忧心忡忡，因此很不放心将船政大事与建立新式海军学堂的交付于他。
所以，他必须要赶在离开福州时，确定这一人选。
想来想去，有一个人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他认为膺受此大事者非福州两榜进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本人不可。
那为何左宗棠要执意选择沈葆桢为自己船政事业的接班人呢？
其原因有三：
一、此人要有足够的资历与声望，以便在日后船政建设上不至于被新来的闽浙总督吴棠所压制与掣肘，使得船政事业半途而废。
二、此人要与自己有一定的渊源和良好关系，日后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以便船政局的建设能按照自己既有规划进行，不至于走样。
三、此人要有一定的担当与魄力，并且热心支持洋务运动，能够不避艰险持续地建设大清海军船政事业。
此时，左宗棠环顾朝野，只有沈葆桢一人完美合符以上这些条件。
左宗棠对身边的人讲道：
“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三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而已，其人为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
更为有利的是，沈葆桢本人正好辞职丁忧在家，为母守孝已经有近2年了，守孝期即将结束，可以重新出来为朝廷办事了。
于是，左宗棠决定亲自前去福州宫巷沈葆桢府上拜访他，劝他出来接替自己在福建主办的船政建设。
当左宗棠亲自到访沈葆桢府上后说明来意，力劝其出来主持福州船政建设时，不料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为由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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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左宗棠只好隔了些时日再去拜访，劝其出山。
但是，沈葆桢还是拒绝了左宗棠的邀请。
沈葆桢两次拒绝，让左宗棠意识到他的拒绝，并不真的是什么“丁忧守制期，不便出来办事”。
因为沈葆桢27个月的“丁忧”假期已经结束了，此时出山任事，并非“夺情”。
那么，沈葆桢不愿出来接任福州船政建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沈葆桢在其后来的《船政任事日期折》中讲述了此事。其中主要有这么几个难处：
一、船政是个全新的事业，不在现成的行政序列之中，不论是职位名分还是庞大的建设经费，朝廷会有多大的支持，这很难预测；
二、船政办在自己的家乡，难免与地方很多人员沾亲带故，到时难以应对各种请托攀附；
三、聘请洋人作教官，给予他们相当高的待遇，定会遭到嫉恨与非议，而自己又没有左宗棠那么高的威望，恐怕无法服众。
面对沈葆桢的拒绝，左宗棠并未放弃。他上奏朝廷，请求皇上“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同时又建议朝廷特命总理船政，朝廷颁发关防，凡涉及船政之事，皆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以解后顾之忧。
左宗棠为了船政事业，其心不可谓不诚。
当左宗棠第三次拜访沈葆桢时，将专奏事权、财权、人事权一一向其详述。他告诉沈葆桢：
“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船政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
沈葆桢内心有所动，然仍未应允下来。
当左宗棠离开宫巷沈宅后，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老先生也出来劝导他道：
“左公移督陕甘，船政之成败非其责矣，犹谆谆此者，为国家耳！汝何得畏难？倘奉旨允行，请释服后莅事可也！”
未到一月，当左宗棠再一次来到沈葆桢府邸劝说时，沈葆桢终于下定决心，决计不畏艰难，接过左宗棠移交的这副千钓重担，办好福州船政事业。
有了沈葆桢的接替，左宗棠总算可以安心离开福州了。
1866年10月，左宗棠乘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承载他梦想的地方，前往西北陕甘平乱。
关于船政事业移交沈葆桢一事上，在四年后的1870年，即同治九年，他的一封家书中，左宗棠再一次回忆了此事。他写道：
“吾移督关陇，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吾概不以介意。
“天下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吾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
由此可见，左宗棠在中途离开福州时，内心有多艰难！
早在1849年冬，林则徐与左宗棠长湖南湘江上有一次著名的“湘江夜话”。
在这次见面中，林则徐将自己积累收集的西北边疆塞防资料全部托付给了左宗棠。临别之际，时年64岁的林则徐对左宗棠道：
“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之洋夷，能御之者或有其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关于这段历史，作为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比谁都清楚。
此时，虽然林公林则徐已经去世十六年了，但言尤在耳，左宗棠的家国情怀以及无危担当，怎不激起沈葆桢内心强烈的共呜！
事实上，在船政事业上，沈葆桢也的确没有辜负左宗棠的重托。
那么，既然这样，为何左宗棠在晚年还是与沈葆桢绝交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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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葆桢在船政建设中，因为李鸿章之故，引起了左宗棠的不快；
图：沈葆桢画像
同治六年(即1867年)六月，沈葆桢正式就任总理船政大臣。
任上八年中，他办海军新式学堂，建福州船厂，造国产军舰，引进西方人才与技术，向英国选派输送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
一系引的洋务举措，取得了远超当时左宗棠离开福州时的设想，沈葆桢对大清海防海军建设可谓厥功至伟。
沈葆桢上任后，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卑二人为正副监督，总揽一切船政事务，开足马力生产货轮与军舰。
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便制成了大清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顺利下水，这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首次自行建造的大型货轮。此后，沈葆桢以船厂为家，使得福州船政局平均每年制造3艘轮船。
到1874年2月，福州船政局一共自行建造轮船15艘。
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福州船政局一跃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
他的这一成绩，就连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也钦佩不已，在信函中称赞沈葆桢为中国造船事业的“开山之祖”。
由于在船政事业上建设有功，沈葆桢的仕途亦更上一层楼。
1874年，沈葆桢被朝廷委任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因处理日本人侵略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有功，1875年初，沈葆桢奉旨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
至此，沈葆桢达到了个人事业上的顶峰。
回溯源头，他这一切的成就与功业，都与左宗棠四顾宫巷沈府有密切的关联。
对于这一切，远在西北甘肃兰州的左宗棠本应该欣慰欣喜，然而沈葆桢向李鸿章的靠拢引起了左宗棠极大的不满与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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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沈葆桢与左宗棠渐行渐远，终至绝交，不再来往；
图：左宗棠戎装画像
1867年，即同治六年。就在左宗棠离闽赴陕不久，由李鸿章主导的北洋水师海防建设也开始了。
如此一来，大清的南洋水师与北洋水师先后开展了起来。
由于李鸿章与沈葆桢为道光二十七年同年进士，是为“同年”，所以二人交情一向不错。
1870年后，李鸿章借口北洋水师有拱卫京师之重责，宜优先于南洋水师建设。李在书信征得沈葆桢的个人同意后，上书朝廷，奏请朝廷将福州船政局建造的部分军舰、轮船划归北洋水师装备入列，朝廷下旨准奏。
左宗棠自1859年4月率领一支“楚军”出山后，与后来自建一支淮军的李鸿章一向龃龉甚多，加之左宗棠很是鄙视李鸿章的为官为人之道，所以二人之间几乎处处不对付，互为不满。
左宗棠闻听沈葆桢将福州船政局所造轮船优先划拔给了李鸿章主导的北洋水师，自然内心极为不悦，认为沈葆桢背叛了自己的信任与建设强大福建水师的承诺。
自此，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信任便产生了巨大的裂痕。
如果说这件事，左宗棠在内心还能隐忍，不好明面上与沈葆桢决裂。那么接下来的一件事，让左宗棠对沈葆桢彻底失望了。
1875年2月，朝廷在“海防派”与“塞防派”经过激烈交锋争论后，最后慈禧太后一锤定音，支持并赞同了左宗棠的意见——“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由此，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统帅，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成功且辉煌的收复新疆国土的战争。
但是，收复新疆最大的困难便是朝廷没钱，只能拿出区区500万两白银给左宗棠。
这点军饷，估计连6万大军在开拔的路上就会消耗一空，更别谈什么战争时的粮草后勤供给了。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收复新疆这16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左宗棠早己抱定必胜信念，决不会半途而废，而何况朝野有不少政敌等着看他左宗棠的笑话。
左宗棠自青年时代起，一向便是立定志向从不会瞻前顾后的人，他有一股倔强之劲，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狠劲与毅力。
他已经在慈禧太后面前许下了收复新疆“以五年为期”的庄严承诺。
于是，他只好设法自筹军费。
朝廷下旨准其向中外借款，再凑足1000万两。同时向各省协饷500万两，共凑足前期军费计白银2000万两。
左宗棠只好委托浙江杭巨富、自己的老朋友胡雪岩向外国银行借款，后面再由朝廷户部分期偿还本息。
可是，左宗棠此举遭到了朝廷中不少人的反对，表示借外国洋人的钱挥师新疆打仗，风险巨大，万一失败，不仅新疆这个地方收不回来，反而让朝廷欠下洋人巨额的债务。
这些人中，就有沈葆桢。
这让远在甘肃肃州(即今天酒泉市及周边部分县区)的左宗棠深感意外。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曾经信任力荐过的沈葆桢会反对自己为收复新疆而向外国银行借款。
说来，左宗棠的这一想法还是受沈葆桢的启发。
1874年2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朝廷钦差大臣身份，奔赴台湾，处理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在处理善后中，沈葆桢富有远见的向朝廷提出：让台湾从福建省划出，成立单独的台湾省，建立单独的海防与福建遥相呼应。
但是，若要单独建省，朝廷需要拿出一大笔费用用于台湾防务。
此时的大清，国库在不断的对外赔款中，早已经财尽力绝，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沈葆桢向朝廷建议可以先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以后再由台湾赋税收入逐年偿还。
由于大清当时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没有批准沈葆桢的这一建议。
左宗棠万万没想法，自己借鉴他沈葆桢的成例，他却竟也跳出来加以反对。
这让左宗棠既伤心也气愤。
此时的左宗棠仍然希望维护昔日的友情与由林则徐在世时串连起的他与沈葆桢的同门渊源之谊，他不想与沈葆桢决裂。
于是，左宗棠又去信向沈葆桢解释说明并争取他的支持。
收到左宗棠的来信后，此时正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表示同意为胡雪岩的借款，以两江三省地区的海关税收入替其担保签字。
可是，等到了签字的这一天，沈葆桢又反悔了，认为这有害两江地区财政，会加重当地百姓的负担，于是拒绝了签字担保。
在西北前线眼巴巴望着这批借款以作应紧军饷的左宗棠，终于对沈葆桢彻底失望了。
在他看来，沈葆桢在这过程中肯定又受到了李鸿章等反对派的影响，才导致其中途再次变卦。
自此以后，左宗棠再也不与沈葆桢通信往来。
后来，左宗棠通过胡雪岩的长袖善舞与良好的个人商誉，好不容易分三次于1877年、1878年、1881年向外国银行借到1375万两银子，度过了西征收复新疆最艰难的时刻。
胡雪岩以此功劳，后被朝廷授予从二品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成为晚清历史上著名的“红顶商人”。
1879年12月18日，即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六，沈葆桢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享年59岁。
图：沈葆桢铜像
此时，还在西北征战的左宗棠早已于1878年1月2日收复了除尚被沙俄强占的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
当左宗棠闻讯沈葆桢病逝于南京时，他沉默良久，一言不发。这位大清楹联圣手，更没动笔给沈葆桢写下任何一幅挽联。
也许，在他看来，1877年时，他们二人之间几十年的交谊早已划上了句话。(全文终)
——青峰，2025年6月27日写于鄂西宜昌市
附本文写作参阅及引述史料出处之书目：
1、《林则徐传》，作者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左文襄公全集》书信卷，作者左宗棠，岳麓书社，2014年版；
3、《胡林翼文集》书信卷，作者胡林翼，岳麓书社出版，2015年版；
4、《左宗棠全传》，作者秦翰才，中华书局，2021年版；
5、《左宗棠传》，作者左景伊，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6、《清史稿·沈葆桢传》书卷第五十三，作者赵尔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