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心，其实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留意了。
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仅21岁的左宗棠第一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在他所写的《燕台杂感》组成诗里，早已对新疆设省、开屯等一系列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北京的时候，左宗棠还特意结识了以研究西北历史着称的学者徐松，并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关于新疆的珍贵资料。
对左宗棠来说，科举简直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死路。
左宗棠三次会试不获，即打算放弃科举这条路了，他开始广泛阅读书籍。在那段时间里，他花了不少心思，认真研究关于新疆问题的专著，比如《西域图志》。
道光年间，陶澍和林则徐这两位重要的大臣，对于左宗棠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陶澍对他的赏识，让还只是个青年的左宗棠早早就接触到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稿，从而对国家的边疆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在湘江上的那次偶遇，面对林则徐，谈起西域的局势，林则徐那句“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更是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后续探索的动力。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以武力占领了新疆伊犁，那时候左宗棠正担任陕甘总督。早就察觉到沙俄的扩张野心，他在给准备请假返回湘中的部将刘锦棠写的信里提到：“俄人占领黑龙江北部，局势逐渐紧迫，现又盯上我们的西部边疆，谋划已久，行动也快得令人措手不及，不能不赶紧做好防备。”
两年之后，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面对新疆一再被蚕食的局势，左宗棠拿起笔，写下一份非常有见地的奏章，递交给总理衙门。他觉得，沙俄占领伊犁，“恐怕用笔墨也难以辩说清楚”，归根到底，只能靠武力或者借助武力的力量，把它夺回来。
可是那时关外各军的准备状况，真是糟透了，兵力薄弱，又杂乱无章，沉迷在吃饭睡觉中，也没有统一指挥，士气低落，根本达不到“守住要地”的水准。
再者，作为进攻通道和前线基地的河西走廊，早就被搞得面目全非，受到很大的破坏。
左宗棠没有回避问题，把那些不利的情况说明白之后，他又很有远见地提出了一套用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策略：在“兵事”这块，他认为要打破俄国的侵略阴谋，首先得稳固南疆（回部）。想要收回伊犁，必须先拿下乌鲁木齐；在“饷事”方面呢，得“另行筹措实饷”，开辟新渠道，还要在肃州建立粮台。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节省开支，统一调配，把各军的专门饷银合成一体，按轻重缓急合理分配，多的少的都考虑到。
当时清朝当权的人对新疆的情况知道得不多，甚至连阿古柏入侵的原因和现状都搞不清楚；至于沙俄想要扩张的野心，直到俄军彻底占领伊犁之后，他们才惊觉事态的严重性。
可是，正当左宗棠一心想用武力把新疆收回来时，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也随之爆发了。
自从新疆开始被蚕食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暂时放弃关外，集中力量整治关内”。而李鸿章则更加激进，他主张停止撤回西北那些“已经出塞和还未出塞的各路军队”，并且提出“暂停撤回这部分的军饷，把这些都作为海防费用来统一管理”。
李鸿章的解释是，新疆靠近俄国，南接英属印度，“就是想复兴，也断然不能长久守住”，再加上现有中国的实力，其实还比不上专心打理西域的条件。
因为李鸿章和他的一帮人不断鼓吹，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这些声音特别响亮，满天飞。
这个时候，左宗棠属于少数派，不过他的骨气可算挺硬的。
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宗棠站出来，递交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详细讲清了双方的形势，还提出了应对的策略。
对于李鸿章那种认为牺牲“塞防”就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左宗棠很明确地指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君臣谋议政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这“并重”不是在讲平均分配，而是讲究事的轻重缓急和资源的多少。
面对那些说“新疆无用”或者“得不偿失”的无稽之谈，左宗棠坚决反驳，强调国家的领土大小不能随便让人；新疆绝不是“万里穷荒”，绝不可以拿任何借口让侵略者欺负和霸占。
至于李鸿章那帮人吹嘘的“派兵必败”，左宗棠回击得气势十足：“不用管贼军多么凶猛，也得问问自己官军到底强不强？”
把前面那些话说清楚了以后，左宗棠立马展现出强硬派的架势，他建议朝廷赶紧换人，把金顺派上前线，顶替景廉，还要把负责西征粮台、又跟袁保恒“同仇敌忾”但又“各行其事”的人调走，要组建一个协调统一、权威十足、执行高效的指挥体系。
左宗棠关于边防的主张，得到了当时正执掌朝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这么一来，慈禧终于下了决心，在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权他全面负责募兵、筹措军费和指挥作战，同时还明确规定镇迪道归陕甘总督管辖。
用武力把新疆收回来，那可是左宗棠一辈子最令人振奋、最令人敬佩的事情。
可是后人又有几个人去深挖过，这个豪情满满的英雄壮举背后，究竟掺杂着多少心酸和苦难？这才是让左宗棠以及他的将领们，最令人敬佩和叹服的地方。
一得朝廷的命令一下来，众人都得为大家的利益着想（左宗棠）危机四伏。
这是左宗棠领兵西征时的真实境况，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困难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站在他背后的“官员”，个个都是期待他失败的政敌，回头看历史上收复失地的战争，估计还没有像左宗棠这样孤立无援的；第二，国家财政紧张，钱都不够用，要筹军费还得费尽心思，加上军粮难以保障，路途又遥远崎岖，想办粮草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一不留神就可能走投无路；第三，驻扎新疆的匪首阿古柏，素以“凶猛善战”闻名，还跟英俄等国暗中勾结，遇到如此强敌，再加上距离遥远，稍有差池，就可能出乱子，甚至引发大败退。
虽说这些困难险阻挺让人心头沉重，但左宗棠到了每个地方，展现出来的却是晚清第一刚强人物那种坚韧不拔、厉害到令人敬畏的精神，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一直挖苦左宗棠手底下没有好兵精将，挺不讲义气的事是，眼看得要打新疆，李鸿章不但不打算帮忙，反倒用尽官场手段，把原本在西北的刘铭传的铭军、宋庆毅的军队调到内陆，想在兵力上给左宗棠制造点麻烦。
对于这个，左宗棠可没放在心上，他那一套挑选将领、用兵打仗的办法，可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有一整套自己的套路。
左宗棠挑将，看中的是志趣相投，不怕牺牲，也不贪财。他率领的西征大军中，三位主要将领：北路的金顺、南路的张曜，以及中路的刘锦棠，都是如此。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就有些差了点儿，李鸿章的淮军将领更是难堪。
对于边关的战事，左宗棠也知道顺应时势，他的观点是西征的兵力，“讲究精锐，不讲人数”，毕竟“路途遥远，运输困难，不能靠庞大的兵力”。
实话说，兵将方面的难题，对于当时的左宗棠来说，即使有人插手搞些阻挠，基本上也没多大麻烦。
实打实让人头疼的，可还是军饷那点事。
左宗棠带领的西征部队，一年花掉的军费大约八百万两，可实际上朝廷只批了五百多万两，那可是光在账面上说说而已。从“海防”这个话题出来以后，李鸿章一直在搞小动作，各省和关口的军费资助，原本都指向西征的饷银（那会儿，军费部分是靠海关税和各省的厘金来凑的），结果一下子缩水了整整一半，也就剩两百多万两左右了。
没办法，左宗棠只得忍着朝野上下的批评，硬着头皮想办法向外国借钱，支持西征。当时，西部陕甘一带没有外国商人的办事机构，要借款的话，他只好请东部的两江帮忙做代理，到上海的洋商那里谈钱。
那会儿，两江总督是沈葆桢，这人是在左宗棠推荐他担任船政大臣之后，提拔上来的。有这段官场关系，他按理说应该心怀感激左宗棠，对左宗棠现在的急事，也应该尽力帮助才对。
谁也没想到，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他代理借款的请求，还写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奏折，坚决反对左宗棠借款去西征。
沈葆桢反对的原因是，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高：“如今用一千万按照台湾成立的案子八厘的利率起息，十年内还清，算下来利息差不多要六百万，难不成等于一年军费白花了？”
沈葆桢的态度表明，他已经不再维护和左宗棠的旧情，反而选择了支持李鸿章那边。
因为沈葆桢引发的反对声浪，引来了不少非议，虽然当时清廷已经同意了借款一千万两的方案，左宗棠为了不打击西征士气，只能自己承担压力，要求把借款数额改成四百万两。
慈禧有时候还是挺有气魄、会看的。看到左宗棠为了西征操心挺在行，难处也不少，清廷最后想出了个折衷办法：“既然该督负责肃清西路，筹备大量资金又算得了什么，便让他充实运用，这样才能保证任务完成。特准从户部库存的四成洋税中拨出两百万两银子，还让他借用五百万两洋款，各省提前解缴三百万两协饷，总共也就一千万两左右。”
左宗棠一听到这个上谕，忍不住就泪水直流。
军饷稳定了，左宗棠心里更踏实了，随即在准备粮草、运输、军需补给这些重点环节上下了不少功夫。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时机成熟之际，左宗棠深谋远虑，制定了两条关键的战略方针，着手收复新疆。
第一步，想要收复新疆，得先从北边打起，再往南推进。
第二条：向西出发，不能太急，得慢慢走，快打快赢没那么容易。
光绪二年（1876年）夏天，西征大军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左宗棠在肃州指挥，刘锦棠和金顺分别带兵出关，分两路行动。
八月，刘锦棠两路大军携手作战，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占领了乌鲁木齐外围关键据点古牧地，帮凶阿古柏的白彦虎选择了弃城而逃。刘锦棠兵锋所向，无血战便收复了北疆的重要城市。
看到西征大军顺利平定北疆，左宗棠就安排了三路出击的战役部署，金顺继续守住乌鲁木齐，刘锦棠则担任前线总指挥，率领军队攻向南疆的重要城市达坂、托克逊和吐鲁番。
就在达坂—吐鲁番的战役赢得大胜，西征军准备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整个南疆时，从浙江传来一宗冤案，意外搅乱了左宗棠的布局，差点儿把西征的大事“弄砸”了。
这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挺能展现左宗棠西征的真正情况——表面上大军所向披靡，但背后其实是非常艰难不易的事儿！
左宗棠西征的军饷，虽然经过东拼西凑，算是有着落，但实际上可没那么简单。那时候，西征的军费很大一部分一直靠东南各省支撑，可李鸿章势力一挡，拨解就不能按定额进行，唯独浙江还算是个例外，这个省的西征协饷，一直都能按时足额交齐，从未拖拉。
你说浙江为什么老是那么配合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浙江对于西征这事相当重视，政府和百姓都挺支持的。再者，浙江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战区，能更好地协调和提供支援，加上他们对国家大局挺认同，撑起这份责任感挺强的。再说了，当地的富商和士绅们也愿意出力，觉得参加国家大事是光荣事，所以就一直挺配合的了。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浚曾经是左宗棠的部署，李鸿章的势力染指不到这里。
就在西征大军节节取胜的时候，光绪二年九月，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清政府下令浙江巡抚杨昌浚把葛品莲的尸棺和所有检验资料一块押送北京。到了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杨昌浚就因为这件事被撤职了。
杨昌浚一被革职，浙江巡抚的职位就换成了李鸿章淮系的官员。这样一来，原本按时足额发放的浙江军饷，立马就被给切断了。
在左宗棠准备西征之前，账面上显示有一千万两的军饷，可等到收复新疆第二阶段战役告一段落时，那原本应到位的五百万两借款依旧杳无音信。不光如此，各个省份的协饷也出了大问题，当年的协饷一直到四月份，总共才收了不到三十万两，算下来，每个月也就寥寥几万两左右。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笔超过三千多万两的欠款悬在左宗棠头上。这是在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在陕甘平乱时，清朝多年前一直拖欠未付的军饷。
欠的军饷已经拖到了这个地步，想必没有办法再发放了吧，指挥官们的士气只会受到影响，西征的队伍也会随之崩溃，收复新疆的战役恐怕就会功亏一篑。
还算走运的是，在西征危在旦夕之际，负责帮左宗棠凑款的胡雪岩，经过一番折腾，终于从汇丰银行贷到五百万两“救命钱”。
胡雪岩帮左宗棠借钱的时候，大家最抱怨的也是利息太高，几乎相当于高利贷。不过放在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管胡雪岩有没有私心为自己谋点利益，不能否认的是，他在整体的西征战局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的努力，或许就没有最后一段收复南疆的胜利。
还有那些誓言不贪财、誓死奋战的西征指挥官们。
当时传开了一种说法，认定西征要收复新疆，只有左宗棠和他麾下的将领们愿意上阵，也只有他们才能打赢这场仗。要是换成曾国藩的湘军，或者李鸿章掌控的淮军，估计不但难以发动这场战役，胜利也会变得更难拿下。
这种说法确实不是乱讲的。
瞧瞧西征那些将领们的最终归宿，真是一目了然。
左宗棠打赢了西征回来，在京城买不了房子，后来拼了命一直到死也没放弃。反正我们不多说了，主要还是说说他手底下那几位将领的事儿。
西征北路军的统帅金顺，后来当了伊犁将军。这职位向来是军中大肥缺，历任伊犁将军的人都靠天高皇帝远，拼尽全力搞钱，离开的时候都是用大车拉着私财走。但金顺倒是个特别的例外，光绪十一年（1885年），金顺奉旨进京，途中病逝在肃州。《清史稿》说：“身后没有一分钱，几乎没有用来殓葬。”
西征南路军的统帅张曜，后来当了山东巡抚，还曾担任过海军帮办大臣。在山东巡抚的任期里，为了弥补部队在新疆战役里的欠账，他曾经向德国洋行借了七十四万七千多两银子，这笔巨款一直拖到他在光绪十七年病逝都没还完。张曜自己一分钱私房钱都没有，死的时候也没能心满意足。
史书上说，张曜为人廉洁正直，这点儿都不容易做到。在管军、带官的岗位上干了将近四十年，期间一分钱私产都没有，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安葬。身边的官吏们看了都很感动，哭得都忍不住，声都发抖了。
在西征过程中，担任中路军统帅的刘锦棠，也是第一任新疆巡抚。在新疆当巡抚期间，他非常希望能解决西征时拖欠的军饷问题，可那些通信、汇兑、递送之类的条件都很落后，导致许多军饷不能及时送到士兵们手里。刘锦棠没有私吞这些银子，心里非常清楚。在光绪十三年，他辞职回老家看望祖母时，把所有的银子都用马车送到了新疆蕃库。
甲午年间，中日交战爆发，清朝下旨让刘锦棠进京。他带病前行，刚到县城时，忽然中风，被左右搀扶回家，不久之后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史书记载：“及公去世，家中人打开他的竹匣子，里面存放的赠物只有几件，奏折也只剩下一堆残页。归乡后生活简朴，房屋空荡荡的，完全不像达官贵人的模样。”
西征军的副帅兼营务总管刘典，在西征期间镇守兰州。那会儿军饷供应一塌糊涂，他却率先树立节俭的榜样，为整个军队做好表率。每天靠着七百两银子来维持营务，撑到最后，直到把新疆收复回来。
光绪四年，刘典在兰州督署去世，身上连一点财产都没有，全家老小都没有着落。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老泪纵横，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未为了私事动用公款的习惯，他特意从自己积攒的养廉银里拿出了六千两，用来办丧事和养家。这也是左宗棠生平中，帮个人出的钱最多的一次。
左宗棠的这四位部下，一生都过得清廉简朴，临终之前也是一样，连给自己买副棺材的钱都没有。
可怜乎！
悲壮乎！
感叹乎！
当年西征收回新疆，正是因为那份壮志未酬的悲壮，才让我军在危难关头依然不倒，横扫敌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