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城市题材小说的兴起和农村题材小说的衰弱已形成一种鲜明的比照。农村题材小说似乎像一株成熟太久的老玉米，春华已逝，秋实累累，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思想探索，亦或艺术表现形式，好像再难以有什么新的招数、新的突破，特别是在人物塑造方面，冯幺爸、陈奂生的时代已经远去，真实而鲜活的新的农民形象却寥若晨星。正是在这样一个寂寞的背景上，一批新的农村题材作家正在悄悄崛起，谭文峰就是其中的一位。生长在晋南土地上的谭文峰，没有在艺术上去闯一条新路的勇气和“野心”，他走的是一条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之路。但谭文峰毕竟是新时期文学熏陶出来的新一代作家，他的思想视野更开阔一些，艺术洞察力也更深入一些，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意无意借鉴、吸收了一些新的、现代的东西，他的小说看似质朴、温情、平静，但内里却波涛涌动、龙蛇变幻，构成了一种朴素、沉重、蕴藉的创作特征。但这些似乎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一般作家都可以努力达到的。我以为谭文峰最突出的艺术追求，是在他的人物塑造方面。他笔下的人物，逼真、鲜活、强烈，饱含着浓重的泥土气息和时代特征，有着很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有的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如《扶贫纪事》中的小林，《乡殇》里的张书记，《走过乡村》中的倪豆豆等。我们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可以感受到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敏锐的思想穿透力和在形象塑造上的苦心探索及较强的表现功力。谭文峰在艺术上的准备并不充分，也缺乏艺术探索的自觉，这形成了他创作上的诸多粗糙（譬如作品构思、语言运用方面）现象，和在艺术表现方式方法上的不够开放与多样，但他在人物塑造上的追求与实践，却是独到的、成功的。特别是在人物塑造问题越来越被淡化和忽略的今天，谭文峰的追求便显示了独特的价值。重振农村题材小说的对策有许多种，而重视人物塑造、努力写出历史转型期间农村中新的人物形象来，给农村题材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新的形象，新的色彩，我以为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谭文峰的创作是在继承前辈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新的超越，他对依然固守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是颇有启迪的。

在人物塑造这一重要的文学课题上，谭文峰有自己成熟的、独特的“人物观”。他认为作品中的每个人物，既是单个的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生命的个体人，又是处于社会网络中与周围环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人。因此，在创作一篇作品时，安排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关系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微观的小环境，他总是苦心孤诣，反复斟酌。安排人物、刻画人物，是谭文峰创作的“基点”。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创作时说：“实际上，他只不过以杰出的创作才能，把复辟时代和七月王朝时期的一切社会阶级的众多代表人物集中在一起，但其中每个典型却都是独立存在的，有如天上的某颗星星独立于别的星星而存在一样。”（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见《“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446页）这位西方的现代作家，此处谈到了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谈到了典型人物的独立性和社会性，虽然算不得新颖，但却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谭文峰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往往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或典型性，成为某种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所组成的“共同体”，又恰恰是生活中某个现实环境的概括和浓缩，从而使作品中的艺术环境也具有了典型性。其实，真实的社会生活绝不像文学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单纯，那样集中、那样强烈，它依然需要作家有一双披沙拣金的慧眼，有一种打碎重建的艺术能力。这并不容易。

在谭文峰发表的十几个中短篇小说里，除《烽火纪事》外，都是反映当前的农村现实生活的，且作者往往从正面切入，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尖锐矛盾和一些重大社会问题，表现了农村现实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而这些，作者往往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同的人物所构成的独特环境来实现的。在《扶贫纪事》里，有三组人物，一组是从县里下到村里，名曰扶贫实则休闲的干部老张和老李，一组是愚昧、保守、不接受新事物的村民，另一组就是企图在扶贫中有所作为的年轻干部小林。从这三组人物关系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所营造的这一艺术世界，正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和重建，它概括了中国目前扶贫工作的基本矛盾，表现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老张和老李这两个下乡干部，具有很强的艺术概括性。老张职务高，年龄大，提着药锅子下乡，热衷于在山村的新鲜空气中做气功，说是扶贫实质上是来修身养性的。老李有一套跟群众打成一片的下乡艺术，他提议的引水工程，是靠了工作之便，再加上送礼说情，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是一种典型的“输血”扶贫，在村人心目中，却被当作“救星”来崇拜。老张老李对小林的“烟草扶贫”计划，不仅袖手旁观，不予支持，而且指责为“不切实际”、“极左作风”。数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竟产生大批像老张、老李这样的干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小林来说，更强大、更可怕的阻力自广大的村民，包括村委干部。在开始研究烟叶计划时，村干部议论纷纷，采用开水下种，村民们骂声连天；烟草移栽、间苗，更是交差应付；烘烤烟叶过程中，村民们撵走技术员、阻碍建烤房。在种烟草的整个工作中，小林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他面对的是全体村民的保守、愚昧、狡猾、懒惰。小林尽管有村长的同情、协助，有柳治国精神上的援助，但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他是孤独的、软弱的，小林在柳坪村败得很惨。作者写村民，没有着力去写某一个人，而是塑造了村民的群体形象，通过刻画村民们的集体舆论与集体行为，更显示了蕴藏在社会底层的历史惰性力。如果说《扶贫纪事》侧重揭示的是农民身上的历史反动性的话，那么，《扶贫纪事》的姐妹篇《窝头故事》，则倾力表现了改革的艰难更多地来自官僚体制本身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窝头故事》的典型环境，也是由不同人物的组合、纠葛构成的。小说中也是三组人物，一组是极度贫困的农民，但本篇中的农民是积极的，他们急切期望改变现状，主动配合小林寻找煤源；一组是窝头乡的新任乡长小林；另一组是从县到乡层层官员们。小说的主要矛盾是小林同官僚阶层的矛盾。乡政府里，党委书记大赵长期养病在家；副书记小赵对上级的不提拨满腹怨言，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副乡长老崔，心思全在调出窝头上，做和尚连钟也不想撞了。乡政府几近成了喝酒、下棋、“拱猪”、“垒长城”的俱乐部。在乡干部的眼睛里，小林无异于一个“神经病”、“异教徒”。当小林找到煤，寻求县里的支持时，从县长到计委主任、矿管局长、银行行长……都客客气气，都爱莫能助，一言以蔽之：没有钱。这便是今天的社会环境，这便是一个“改革者”所必须面对的官僚体制。谭文峰通过精心地安排人物、刻画人物，把一幅逼真的现实图画呈现给我们。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小林，这是一个理想型的人物，他的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他的执著是建立在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感之上。但由于他的年轻、幼稚、不谙民情，他的扶贫以失败告终，在窝头乡，面对乡政府的贫穷、瘫痪，面对县里的高高在上，他在乡文书刘焕的“点拨”下，第一次使用了乡长的权势和手腕，从铁矿厂几乎是“敲诈”来几万元钱，使他的改革计划终于得以启动。为了民众的事业，他采取了“敲诈”手段，目的达到了，但内心却有一种“很重很重的失落感”，严酷的现实动摇了他的做人准则。小林代表着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良知，是民族的脊梁式人物。在谭文峰的这两篇小说中，是支撑整个小说框架的基石。

谭文峰的作品，对现实中阴暗、丑恶、虚假的一面的揭示，是淋漓尽致、毫不留情的，但他的作品却没有给人灰暗、绝望的感觉。我们总是从沉重的背景上，依稀看到遥遥的曙光，从荒凉的群山间，感受到隐藏着的勃勃生机，形成了谭文峰沉重而激越、严峻而温暖的创作基调，而这种基调的传达，也是依赖了作者精心的人物安排的。再以《扶贫纪事》为例，整个作品浓笔重彩地描写了不觉悟的村民群像，另外两个扶贫干部的精神状态，背景是沉郁的。而小林这一方呢？村长的同情和协助，柳治国精神上的支持，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无疑强化了正面的力量，使我们感受到了严酷现实中的希望之光。《窝头故事》的环境也很悲凉，但小林的改革并非单枪匹马，他有村民的依赖和拥护。他有乡文书刘焕的“点拨”，再加上手中的权力，因此小林是自信的。特别是小说中几次描写的那悲壮而执著的黄河“大合哭”，结尾处壮观的大河行船情景，更给小说平添了一股激越的阳刚之气。两部小说中，作者刻画了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个是有知识、有思想，但因家庭成份变得木讷而冷漠的柳治国，另一个是外表猥琐丑陋、但内心洞若观火的刘焕。这两个人物身上，积淀了太多的社会历史内涵，凝聚了很高的精神能量，颇有点古典文学里那类“世外高人”的韵味。把作品写得悲而不伤、哀而不怨，这是谭文峰的社会观、人生观的自然表露。

在塑造人物上，当代作家有过许多探索，也曾走过许多弯路。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又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对这些理论，我们不能说不熟悉，但却在创作中往往背离了这些理论的要义。我以为谭文峰塑造的人物，真实地表现了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展示了人的性格、心灵中的各个层面，恰当地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才使这些人物具有了较强的理性涵盖力，具有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仲夏的秋》里的女主人公秋，就是一个集社会性、现实性、自然性等为一体的真实丰满的人物。这是一个漂亮、文静、善良的年轻少妇，她有一个忠厚而能干的丈夫芒，有一个平静舒适的家庭，她只想恪守妇道，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但当丈夫长期外出，年轻、洒脱、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夏闯进她的生活中时，她一步一步地做了夏的感情俘虏，在夏那里，她体验到一种全新的感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而在理智上，她十分惧怕村人的议论、公公的抗议，不愿做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就在秋的痛苦和忏悔中，夏也要去南方闯世界，她没有缠住夏不肯放手，也没有产生“私奔”的念头，而是有情有义地与夏忍痛诀别，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轨道中去。首先，秋是一个现实的人，她是依靠丈夫生活的，丈夫为了她活得更美好才去南方做工的，她决不可能嫁给穿着“我没有钱”的文化衫的夏。这是经济性对秋的制约。同时她又是一个自然的人，在夏蓬勃的生命与丰富的精神世界面前，她不由自主放纵了自己，在同夏的生活、结合中她体验到了真正的自我。但她更是一个社会的人，她惧怕舆论、惧怕公公，惧怕现实环境被打破，内心早给自己判了“不干不净”的罪名，这也正是她不能舍弃芒而追求夏的根源。社会性与自然性，经济性与文化性，感性与理性，现实与梦想等等，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秋的身上，但真正支配秋的最终行为的，还是最现实、最强大的社会性。

《走过乡村》中的主角倪豆豆，我以为是谭文峰塑造人物中的一个新的拓展，新的进步。倪豆豆的性格、心理并不复杂，她是作为一个“大自然的女儿”的形象去刻画的，可以说，她是古老、淳朴乡村的一种象征。这样的形象，在谭文峰的作品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倪豆豆是一个有点“怪癖”的女孩子，她生来就不会哭，而只会笑，喜欢赤身裸体地躺在河边的花草丛中，她不愿意上学而喜爱劳动，浑身洋溢着无穷的力量和青春的魅力。当她被企业家倪土改强奸后，她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灿烂的笑容”，执拗地要去告状。她认为，父母生下我，就不能让人糟践。亲人、乡邻在背地里与倪土改签订了“私了”协议，倪土改带倪豆豆去县城做“人流”，倪豆豆在医院趁乱逃走，她不做手术，为的是留下告状的证据。倪豆豆全然不顾村人的议论、愤怒，也不理会父亲、哥哥们暗地里的阴谋，更不设想状告倪土改能否成功。她的思维是单线式的，被人糟践，就要告状，告倒坏人，保护好人。倪豆豆自然告不倒倪土改，也自然没有好结局，但我们从倪豆豆这一人物身上，却可以领悟到许多许多。倪豆豆是大自然的女儿，她的身上没有太厚的文化积淀，单纯、赤诚、执拗，这正是中国古老农村的品格。但在越来越变幻莫测的现实面前，在为富不仁而丑恶的所谓企业家面前，在变得越来越自私、贪婪的村民甚至父亲和兄长面前，倪豆豆变成了一只软弱、可怜的羔羊，她维护自身、向邪恶挑战的行为，显得那样苍白而可笑。倪豆豆是农业文明的一个象征形象，是中国农村走向工业文明的牺牲品。倪豆豆是“大自然的女儿”，是一个较纯粹的“自然人”，但在工业时代所特有的以人欲为轴心的“社会性”面前，她是不堪一击的，注定没有好命运的。《走过乡村》实质上表现的是，中国农民身上所保留的自然天性同工业时代的“社会性”的尖锐矛盾，以及这种“自然天性”的历史性消亡。

谭文峰从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社会性的角度去观照人、表现人，同时也从人的具体生存状态去把握人、刻画人，使他的人物既有较强的普遍性，又有坚实的现实依据。《乡殇》里的乡话务员唐姐，是一个立足城乡交界线上的农村姑娘，她一心想跳出农门，追求理想的爱情和生活，但由于清高孤僻，守身如玉，她的梦想总不能实现。为了转户，她违心地献身于乡领导，表面故作风骚、曲意逢迎，内心里却饮恨啜泣，机关算尽。我们可以批评、甚至指责唐姐的软弱、放浪，工于心计，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生存所迫。因为跳出农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她没有任何资本，只有委身权势，换取一张转户的“通行证”。是现实处境，改变了她的人生，扭曲了她的灵魂，我们不能不为这个清高、要强，但最终理想幻灭的农村姑娘洒一掬同情之泪。

同一部小说中的乡秘书老陈，在乡府大院干了几十年，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如一头老黄牛，在抗洪保坝中，决然地推开年轻人，挺身下水去砍堵坝的大树，结果身受重伤，成了一个植物人，这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了。但同样是老陈，对社会满腹牢骚，在转户问题上煞费苦心，甚至去耍小聪明。因为生活对他太不公平，干了几十年还是无职无衔，老婆疾病缠身，家里还有几亩地需要侍弄，老陈一面是劳模、英雄，一面是活得很难的乡干，生活迫使他牢骚太盛，迫使他去搞一点小动作，我们该理解、原谅老陈。谭文峰是历经生活磨练的人，他设身处地去体验、理解他的人物的个体生存，使他的人物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

敢于把人物截然对立的二重、甚至多重性格组合到一个人物身上，使形象本身具有较强的内在张力和丰赡的社会内涵，是谭文峰塑造人物中常用的艺术表现方法。刻画人物的多重性格，这对一般作家来说并不困难，最困难的是要把相互矛盾的两极性格“安置”在一个人身上，又要使这两极性格既对立、又统一，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有机的人物形象来。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谭文峰是有较强的表现能力和一种“弄险”精神的。

《乡殇》中的乡党委书记张书记，是谭文峰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也是近年来农村题材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典型。在洪山乡，张书记是一个有能力、有魄力有威望的党委书记。他关心国内外大事，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他颇懂领导艺术，做工作有胆略、有手腕，虑事周全；他对事业忠心耿耿，关键时刻勇于献身。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中，张书记无疑是一个优秀领导了。但另一方面，他对农民采用违背法律、政策的高压、强迫手段，如随意捉人、铐人，强迫妇女做绝育手术；在对待下级干部上，高高在上，常常玩弄权术；特别是在对待唐姐这件事上，他利用权势，占有弱女，表面应承办事，实则玩弄花招，为了保护自己，宁愿弱者受罚。他压根没有把唐姐的感情、人格放在心上。这俨然又是一个封建家长和“暴君”的形象了。在张书记身上，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等等，奇妙地结合着，而这两极性格的源头，就是张书记身上固有的“农民性”。

正如谭文峰所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基层干部是农民出身。他们身上集中着同农民一样鲜明而又复杂的善与恶，美与丑。”（谭文峰：《走不出生命的沉重》，《山西文学》1993年11、12期）张书记本质上还是一个有着封建意识的党的书记。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把乡府大院以及整个洪山乡，看作一个大家庭，而他是“父母官”，他对自己的“封土”和乡民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努力学习，严于律己，勤奋工作，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庭。作为一家之长，他认为自己有绝对权威，可以随意支配、主宰他的臣民的命运，他弄弄权术，玩玩女人，整治村民，在他都是很正常的事。他很看重传种接代的事，当儿子小青牺牲后，他万念俱灰，认为这是老天对他的报应，更凸现了他的农民意识。在张书记这一形象身上，不管他的性格多么复杂、矛盾，支配、制约他的性格的，是他灵魂深处的农民性，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那种“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的性格中的“定性”。

谭文峰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多数都有这种对立而统一的特征。如《仲夏的秋》中的夏，他一方面有点玩世不恭，另一方面也有自己很执著的人生理想，这正是今天新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再如《走过乡村》里那位企业家倪土改，作者看来是把他作为一个“恶”的形象塑造的，他横行乡里，狂妄贪婪，玩弄女性；但也有善的一面，敢于冒险，乐善好施，有时也不乏同情心，在性格的深处，依然有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再如《烽火纪事·铜炮壳》所刻画的年轻媳妇敦子，她精心奉伺着流落隐藏在她家里的四个国民党兵士，但这些兵士竟像野兽一样占有了她，她悲痛愤怒，引燃柴火想熏死他们，可这四个兵士当晚摸进日军总部，杀死很多鬼子，他们自己也悲壮而死。于是敦子理解、原谅了他们，并转而变成一种同情和崇敬，埋葬他们留下的铜炮壳凝聚了她全部的感情。在敦子恨与敬的矛盾感情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乡村妇女淳朴的品德和一个女性博大的爱心。读谭文峰的作品，你总会被他的人物所感动、所震撼，其原因我想就在于作者不仅抓住了人物性格中的高山大河般林林总总的景观，而且艺术地揭示了人物意识领域那个主宰人的精神幽灵。

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谭文峰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对女性的塑造可谓情有独钟，他刻画的女性多是乡村女子和少妇，她们总是年轻漂亮、淳朴善良、散发着乡野的气息和蓬勃的生命力。她们在农村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从开始走向觉醒，自主自立，转而又陷入困惑，跌进逆境，甚至被摧残、被毁灭。揭示了农村迈向工业化、现代化，所必然经历的曲折、苦难历程，农村女性为历史的前进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春》里的秀秀和《山雾》里的满儿，都是在农村变革初期开始觉醒而自立的；到《处女》中的玉花和《秋惑》中的英妮，她们执着地追求一种理想的爱情，生活回报给她们的却往往是幻灭。至《乡殇》里的唐姐、《仲夏的秋》里的秋、《走过乡村》里的倪豆豆，她们的命运就更坎坷、黯淡。作者对这些美好的女性满怀同情与敬意，赋予她们乡村、土地般的品格，无可奈何地展示了她们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种种悲剧命运，谱写出一曲曲深情悲怆的挽歌。

塑造人物这一文学课题，如同人物性格本身一样，是一个十分复杂、广阔的领域，在这一领域永远有用武之地。发展变动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层出不穷的新的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作家塑造人物的观念、手法，也会不断丰富、刷新，为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提供更先进的方式方法。譬如在人物类型上，作家们已创造出许多种，有性格人物，有心理人物，还有精神典型，象征形象等等，走进艺术长廊，环视群星璀灿般的一个个典型，我们就会觉得，谭文峰的“人物观”还显得不够开放，他塑造的人物类型还不够多样，他该探索的领域还有很多很多。

1995年6月

（原文发表于《山西文学》1995年8月号，收入文学评论专著《永驻的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