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供养制度”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大特色，然而，我国并非全球范围内唯一实行“养作家”举措的国家。据媒体相关报道，在众多国家，供养作家早有先例。以法国为例，该国设有大量文化及文学艺术基金，专门用于扶持作家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在以色列，以色列希伯来作家协会依托国家财政支持，不仅创办纯文学杂志，还为作家们租赁住房，甚至开设咖啡馆，且咖啡馆的收益也归属于作家群体。
对于那些成就斐然、贡献突出的优秀作家，国家适当出资，帮助其拥有相对体面且安定的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做法。为作家营造和谐、宽松，至少达到小康水平的生活环境，有助于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全身心投入创作。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专业作家制度存在一定弊端，极易滋生作家的惰性。那么，该如何破除或防范供养制度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呢？合同制作家制度是否会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现行的专业作家制度虽能保障作家的基本生活，使其衣食无忧，但也仅止于此。常言有道：“悲愤出诗人。”有时，适度地让作家面临一定生活压力，对于其创作而言，或许并非坏事。
此外，在供养制度下，还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例如，作家能否依旧保持独立写作的个性？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否可被视作职务工作产品？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作家，稿费同样归其所有，在此情形下，是否还有持续供养的必要？
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我们还无法完全取消专业作家制度，毕竟我们不能任由作家毫无保障地成为自由职业者。
当下，许多报刊经营状况不佳，无名作家发表作品后，常遭遇报刊“遗忘”支付稿费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作为作家会员“娘家”的作家协会，是否应当伸出援手，协助作家讨要稿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