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语文课本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经典和文选读本。
在古代，语文教育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文史哲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将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小学称为“国语”，中学仍称为“国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的教育需求，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发布了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首次出现了“语文课本”的字样。这一时期的语文课本不再使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而是改称为“语文课本”。
语文学科的历史并不长，自清末癸卯学制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大概只有120年；“语文”一词并非新中国才有，但其作为学科名称的流行也只有70多年。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文教育，只是语文在学校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文史哲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的，学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文选读本。作为启蒙的读物是“三百千千”，蒙学之后要学习“四书五经”。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从日本引人新式课程和教材，才有“国文”一科，但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
文言文艰深难懂，与口语脱节，不易学习，有很大的局限性，成为现代社会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最大障碍。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唱“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于是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小学学的叫“国语”，中学学的仍叫“国文”。
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课程要改造，教材也要革新，当时主持这项工作、同时负责语文课程教材编订的叶圣陶（1894—1988）经过多方研究，提出并决定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从此以后，语文课程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教材的名字也变成了“语文课本”，规整为一个统编版本，而且至今未变。
这些便是语文学科和“语文”二字演进的简单过程，也是“语文人”众所周知的常识。这里就谈谈叶圣陶改“国语”和“国文”为“语文”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及时向全国供应符合新中国需要的课本，无疑是学校教育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为此，1949年4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由叶圣陶领导开国教科书的编订工作，审读各个版本的教材，所定目录《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由中央宣传部于1949年7月发布。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秋季学期开学的“国文”“国语”版本、内容焕然一新，但课程名称则一如既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继续由副署长叶圣陶担任局长，并新编了初、高中和大学的语文课本，在1950年2月公布的教科用书选用表中《中小学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小学仍称“国语”，中学仍称“国文”。但在当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共同发布的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才第一次出现“语文课本”的字样。
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出版总署编审局语文组（之前叫“国文组”）的宋云彬、朱文叔等编写，《高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魏建功、周祖谟等编写。两书均由新华书店1950年8月出版（1951年后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并从1951年开始被确定为全国初、高中语文科推荐的唯一通用教材（见图1）。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宣称：
“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图1 最早出版的初、高中“语文课本”（1950）和小学“语文课本”（1952）
与此相一致，无论是新编的还是当时正在使用的一些“国文”“国语”教科书，大都取名或改名为“语文课本”。其中，较早的有1951年出版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毛效同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4册，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2月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修订版）与王泗原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2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1952年则出版了朱文叔、刘御等编写的《小学课本语文》（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5月出版）与鲍永瑞、张星五等编写的《农民语文课本》（4册，林汉达、辛安亭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出版）（见图2）。其中，《小学课本语文》是最早的带有“语文”字样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为新实施的小学五年一贯制而新编的，还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语文教材大讨论，即所谓“刘吴（即刘御与吴研因）之争”。
图2 最早出版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1951）和农民“语文课本”（1952）
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各科教科书的供应是当务之急，所以各科课程标准的制定工作是稍微晚于教材编写工作的。1950年8月，教育部同时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0年7月《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中还称“小学国语”）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也分别提出了“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课程方案。自此以后，中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并由课程教材带动学校教学，由教育界影响全社会，“语文”一词很快通行全国，家喻户晓。
由此可见，“国语”“国文”改为“语文”的标志和决定是在1950年的7月，最早是中小学课本及课程标准首先采用，官方机构发布的全国教科书选用决定和附表则遥相呼应。
二
以上是官方机构正式发布的情形。再看看叶圣陶本人是怎么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后，叶圣陶完成了1949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用书的编审任务，便回过头来，开始编订指导教科书编写的中小学课程标准，既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总纲草案”（分别由朱智贤、蒋仲仁起草初稿）审订工作，又做了“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草案”（分别由宋云彬、朱文叔起草初稿）审订工作。对于后者，《叶圣陶日记》1949年有多处记载，如：
10月6日，上午。重行审订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会谈者五人，朱文叔、宋云彬、叶蠖生、蒋仲仁及余。决以所谈结果，修改初稿，予以发表，发表之时不名“草案”，而曰“课程标准初步意见”，以征各方面之反应。
10月17日，竟日治杂事，修改余所拟之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依据前此众人公商之意见。
12月6日，上午，第一处开处务会议，余往参加。处中现分语文、史地、教育三组，各为报告。明年拟编小学中学语文课本全部。
12月8日，下午，与少数同人会谈，讨论着手编定初中语文课本之目录，及如何拟定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之目录，以与北大清华两校同人共商。
此外，还有当时语文课本主要编写者和现在研究者的记载和结论。编审局一处处长兼语文组长、具体负责大中小语文课本编写工作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叶圣陶终审语文课本的事情，其中他在1950年3月1日写道：“语文课文修改完毕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研专家刘真福在《记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课本》（2018）一文中说：“1950年版新编语文课本参与编写的人员有些是来自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有些是来自国统区的学者、编辑等。其中有个人在这套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中功劳最大，但未署名，那就是叶圣陶。”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一词的由来，明确表明了是他在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过程中提出和改变的：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文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中小学“国语”“国文”改为“语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叶圣陶亲自领导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开始酝酿，具体于1950年7月由他研究提出，并由教育部、出版总署正式发文作出的决断。
三
叶圣陶在语文界享有盛名，被誉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一代宗师”。叶圣陶一生成就非凡、贡献很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之功、开创之业。作为新中国教材机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掌门人（1949—1965），叶圣陶是当时几套中小学教材的总设计师、领导者和总把关人。对于其中的开国语文教科书和之后的中小学统编语文课本，他更是亲力亲为、带头研磨、精益求精，甚至撰写部分课文（如《开国大典》《小小的船》等）和序言（如《大学国文》等），立下了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的首功。其中，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持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的过程中，决定将流行几十年的小学“国语”、中学“国文”二科合而为一，改称“语文”二字，是其辉煌教育生涯的杰作之一，更是对语文及其教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创造性贡献，不仅语文课程、教材、教学从此焕然一新，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说母语、学汉字、讲中国话的每一个人。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国文”“国语”改为“语文”的意义重大。叶至善说过：“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国文’，应该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绝不能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这样既将“国语”与“国文”合并、“语体文”与“文言文”相加、“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连接，成为新兴中国百废待举、万象更新、重建学科的一个范例，更承载了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语文人”对于“语言”与“文字”或“文学”乃至“文化”相融合，及其在中小学一体化教育的探索和积累，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语文教学上，指引着我们从过去关注语文学习工具形式，转变为对工具运用的关注上，并且在确定了“语文”姓什么的基础上，进而明确“语文”应该教什么，以及怎么教、如何学，包括编好相应的课程标准、课本、教参等。因此，探寻从“国文”到“国语”再到“语文”之路，明确语文教育发展轨迹和脉络，不失为一条回归学科本意和破解教学难题的有效路径。即便是“语文”名称的变动过程及其起因、时间、地点、人物等，也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语言文字”的缩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语文运动”即为此意，新中国初期的“新语文改革”也是如此。如若说课程教材改称“语文”完全无其影响，显然不是实事求是，但此“语文”的确非彼“语文”也。正如叶圣陶所言，实为“国语”与“国文”统一、“口头语”与“书面文”合并，“听”“说”“读”“写”并重。
综上所述还可以看出，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纂对术语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语文”二字的创立，很快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从而影响了几代亿万学子。与此同时，“国语”“国文”的概念就在国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会有人提及它。
“语文”名称使用了70多年，尤其作为一门母语课程的命名，已经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约定俗成了。至于当下仍有“没事找事者”、不相信“语文”是语文的真名姓，谓之概念不准、释义不清、缺失民族标识等，并要求重新命名。本人之意，如同同人所言，实属“危言耸听”“玩弄诡辩”“望文生义”而已。
在浙江乌镇茅盾故居陈列室里，存放着一部书，一部由茅盾母亲为年少时的茅盾选定的启蒙教材。晚年时的茅盾回忆童年生活时，经常会说，是这本书给他带来了最初的知识和快乐。无独有偶，胡适的求学生涯中，也曾有这么一部书。为此，中年时的胡适还念念不忘专门向人打听，那书还能否寻得。这部书，便是被称作“百年语文第一书”的《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它是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教科书。也是胡适、丰子恺、梁漱溟、茅盾、竺可桢、李四光等一代民国学界巨擘年少时的必读教材。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著名学者余世存曾说：中国人的文化标准中有一条即是认字，故传统教育中能认字就是有文化的人，因为汉字中有做人的道理，有哲学、心理学、医学……《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就完好保留着传统文人的认字传统。
在书中，没有“蓝瘦”、“香菇”，没有“静静”、“word天”，有的只是寥寥古语，只是古典优雅，只是浓浓的人文情怀。在书里，有雨雪风霜，还有天文地理，有自然现象，还有山川河岳……
先看看书中对胡适的故乡“安徽”的解释。
★现代版《新华字典》这样解释：安徽，安徽省的简称；皖，安徽省的别称。《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则曰：安徽，安庆府与徽州府之合称也；皖，地名，古皖国在今安徽境，故称该省曰皖。
★《新华字典》释“京”：“京城，国家的首都，特指我国首都。”《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则曰：“首善之区曰京，北京，京都；大也，京为天子所居，故大之，国朝因前代之旧，以顺天府为京师，为城三重，宫阙壮丽，居民二百万，人烟稠密，冠绝各省。”
★《新华字典》释“都”：“首都，全国最高领导机关所在的地方；大城市；姓。”《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释“都”：“天子所宫曰都，大都，都门；总也，美盛也，故以为天子所宫之名。”
若地名难以说明问题，那就不妨看看对几个简单的字的释义。
★天，《新华字典》释义有六：地面以上的高空；自然的；日；气候；季节、时节；迷信的人指神佛仙人或他们居住的地方。《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则曰：“至高无上曰天”，然后对十一岁以上学生这样解释天空——“天积气也，气包乎地，近地者气浓，离地俞远则愈薄。气尽则空，故曰天空。”
★物，《新华字典》解释有二：东西；“我”以外的人或环境，多指众人。《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释义为，凡生天地之间者皆曰物，分动物、植物、矿物。
这四个地名，能考倒多少“满腹经纶”？而地名背后的典籍、出处、由来、文化、历史等等，都凝缩在了短短几句话中。
我们都希望琴棋书画，样样懂一点。可是，这些乐器有什么区别？它们长成什么模样？它们名字的出处是什么？
回想一下过去学数学、几何的样子，是不是枯燥无味？但这本书却在认字过程中就普及了基本数学概念，也难怪培育出如此多的通才！
“枫”字，“枫枝弱善摇，故字从风从木，叶作三脊，霜后色丹，谓之丹枫。汉宫殿中多植枫木，称天子所居为枫宸，盖自此始。”既有文学之美，又能增长历史知识。又如，对于电的解释，就很有意思：“阴阳二气薄而生热，热而发光曰电”，“电速三倍于光，每秒约行五十七万英里。动植及金类多有含之者。今所用，则人造之电也”，讲到了人可以发电。
雷、电
由电的概念扩大到雷：“阴阳二电摩荡空际，鼓击而成声者为雷。雷声必在电后者，光行较速于声。如施放火炮，先见火后闻声也。避雷之法，勿近铁器，勿着湿衣，勿倚高墙，勿开窗户。屋高设防雷杆，可以引电入地”，为小学生提供了有用的防雷知识。还有从光出发，一步一步解释像和影子……
光、像、影
将大自然中相似和相关的现象，雨、露、云合在一起，告诉孩子们。看看书里是怎么讲日食、月食吧：
蚀：日月隐蔽曰蚀，如虫食草木之叶也。凡月轮行至日与地球相对之间而月而月掩蔽日光或全或半谓之日蚀。地球行至日与月相对之间则地掩蔽日光，不能映射月面，谓之月蚀。看着多么古典、多么优雅。那又是如何讲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呢？
讲各种动物：
植物：
人体：
这不仅仅是一本语文书，这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书中有3291个汉字，762幅插图，内容涵盖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山川河岳、地方小志、乐器武器、花鸟鱼虫、矿物金属、日常生活，动物植物……选材之广博，超乎想象。再联想到当时学习的孩子，用的是这么深入的课本，“不到10岁，认得三千多个字，旧学底子打得很牢”。如今的成人，又有多少能够完整掌握三千多个汉字呢？这也无怪乎受此启蒙的一代民国学人，对此书都念念不忘了。而这套孕育出了一批民国文化大师的“百年语文第一书”背后，同样也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