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天，政局乱成了一团浆糊。蒋介石像突然被泼了一盆冰水，明白个人独裁原来不是随手就能捞到的美差。这回不是他想怎样就能怎样。事情太复杂，掣肘太多。走投无路？谈不上。聪明如他，另辟蹊径，悄然请出了昔日的“死对头”汪精卫。两个人的和谈，不算坦诚，但也不敷衍。蒋主动跑了一趟杭州，会见汪精卫。协定达成：内政外交交给汪精卫唱主角，抵御外侮这种姿态就由他去表演，军事还是紧攥在蒋自己手里。嘴上说合作，其实就是搭个台子，一人唱戏一人伴奏。这会儿，谁输谁赢，其实底牌都藏得挺死！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权力分配真的能长久？
接着三月里，蒋介石的官方职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加参谋本部总长。可怪就怪在名义上，他既不是党魁也不是政府首脑。偏偏实际权力没人敢抢！财政收支、行政中枢，全都是他哥们说了算。蒋这人的军事敏感度极高，从来都有危机感，坚信“攘外必先安内”。要打日本？慢点，再等等。先把内部马仔都清了再说。这和理不理，说真有理不理没理，仁者见仁，可蒋的算盘确实精得吓人。
那阵子的军事委员会，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还真简单。广州那头起家时本来只是个管武装的小机构，搞北伐后又进化成总司令部，换了个马甲照样还是蒋管大头。历史就是这么绕。南京政府成立，谁也没打算理会武汉那头的什么决议，那会军委会又成了国府武装力量的总舵。蒋第一次下野时，军事机构折腾来折腾去，名头换了好几波，到头来还是他重新当家，兼好几顶帽子，全国军队一手抓。结果又裁撤，就那么点事，不折腾两下好像对不起他们的权力感。
1931年，蒋介石冷静了几天后第二次下野。国民党忙着拧螺丝，把主席变挂名。林森躲在明面上当元首，实际上谁见得着？五院制摆出来，说是分权，其实还是党里掐架。人事权也几个头头分着玩，哪个真想约束蒋介石就差直接在脸上写“防你独裁”。这招有用吗？至少那一年没用。
可1932年突如其来的“一二八”事变让全盘洗了一遍牌。外患一起，中央会开得飞起，琢磨着再设个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的生命力惊人，本来张口就说等抗日完事就撤，结局呢？通通忘了。还不是蒋介石自己重新上位。会开着开着，口径渐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谁又信了他的良心承诺？国民党就怕宣传不够，自家年鉴就承认了，军委会就是抓主要任务“剿共”。外敌不急，内乱先下手。荒唐不荒唐？
观察细节，发现军事委员会做决策方式也变了。早年还要主席常委一块署名，之后只有蒋点头，其余全是配合演。主席名头面上挂，可权力统统进了委员长裤兜，政府嘴上管军事，实际上哪个敢伸手？全靠蒋一个人说了算。这么明目张胆地改机关属性，旁观者不痒不痒，权力游戏变得越来越大胆。
铁腕，果断，阴险并存。蒋自己都说，军政统合是根本。天津《大公报》上的那番话，说以前自己太急着统一，后来才晓得，先军后政才管用。这种话换谁信？在外人听来，是反思，其实是找借口。可蒋的确抓对了要害。党权、政权，好像很重要，其实全是军权养大的孩子。
1932年以后，蒋以军事委员会的皮发动大操作。搞定了统一编制，48个军96个师，全都是直属“中央军”。他还找来外国专家，买大批军火，组团升级装备，就是对准了“剿共”。当年下半年，蒋亲自挂帅鄂豫皖三省剿匪，其司令部章程明确，陆海空全部纳入自己的指挥，三省党政大权也一起打包装车。遇事先拍板，各部再抬头看他眼色行事。哪有人这样抢权的？
机构扩得也快，军事委员会下边加出了各种“厅”，还有调查统计局（后来的军统），北平分会、航空署、行营系统……每开一家分号，都是掌控半壁江山的节奏。南昌行营光是编制组织，外人看了一头雾水，其实都是蒋盯得紧，用机关“层层包裹”，里外一手。“主任室”、“侍从室”、各种“课”，官名分得油盐酱醋，外人过过眼瘾，实权内收。江西、福建、湖南，哪儿不设个绥靖署？再往下县县有保安，圈得密不透风。
有意味的是——侍从室。它像是皇帝的内书房，什么也能管。权力不是公开分配，而是“打包进蒋的私人班底”。程思远说得清楚，总司令有总司令部，主席有国府，现在委员长有侍从室。这里成了“太上内阁”，党政巨头们都只能听调度。这类操作，历史其实并不新鲜，不过蒋玩得更加彻底。
不是只有贪恋权力，蒋介石其实有一点自卑（说不定只是装的），他对军校的掌控也极重视。黄埔迁到南京，干脆改名“中央军校”，蒋天天把官邸选在军校里。谁想做官，得先成蒋的“门生”。门生们分布党政军各处，像根系一样直接扎进蒋家的权力土壤。这属于提前割韭菜，自己人全在锅里煮，外人连汤都喝不上。
其实道理上讲，只有军权还不够。养兵要钱。财政由自己亲戚宋子文、孔祥熙管着，财政体系只要“江浙系”亲信和上海、南京的大佬进来分蛋糕。军火订单送到手，佣金分门别类，光一个窗户外的风声都能带来高额利润。就算有人质疑，这种规则有谁敢招惹？！
不止如此，蒋还让军事委员会的触角伸进工业和金融。中国农民银行脱胎换骨，成了“法币”发行大本营，由自己亲自任理事长。随手成立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局，再把资源委员会布全全国。什么铁矿、煤矿，手底下的家底厚得让人看不懂。实体经济做靠山，蒋的“军工复合体”其实早有雏形。
观察当时的“蒋汪体制”，一纸约定悬在头顶，表面是政出一门，分工明晰。实际上，只有蒋介石攥住军权，党政地位才算稳。汪精卫看似穿梭于外交风雨，实际大事小事多得举步维艰。权力板凳下面踩得空空如也，挺着只剩一张嘴皮子。汪有时想通过外交再捞点实权，也偶尔逼得蒋让点步，哪知一下就把日本惹烦了，拥蒋派、亲欧美派都跳出来反弹。1935年汪遇刺，蒋介石不用再藏了，彻底是一家独大。从头到尾，蒋汪是搭伙，心里却从来没有坦荡过，政坛险恶，进进退退，最后都成了蒋的嫁衣。
光说蒋介石集权，也许有点矫枉。事实上，他不是没被袭扰过，常年担心被合围。有人说他信任身边亲信胜过任何体制安排，这话对也不对。侍从室表面像是军委的小秘书处，机构再庞杂也都是服务自己。这种私人班底始于军事需求，发展到后来连财税、行政、党务全揽一身，权力逐步攀升到堂而皇之的“中枢”。外人只觉得仿佛回到了帝制，但帝制又说不上来，像也不像，这东西也不是历史的“余孽”，而是新旧杂糅下怪诞的产物。
至于实际效果嘛，效仿的成分多于创新。侍从室不但干涉军政大区人事安排，连法币制度和军事预算都得批。难说能维持多久，但确实能在一段时期里集中无可匹敌的能量。这是时势造人，也算人为制造出来的“局”。
有意思的是，蒋自己可能也迷糊。他有时反思觉得“抓大小全靠自己”会累坏，有时又破釜沉舟，下命令一点不手软，这种矛盾往往是结果好坏相互拉扯的后遗症。说到底，“专制集权”还是“有效统治”？难道有谁分得清？
这样结构下，国民政府的治理效率一度提升，内战时期局部稳定。不过过于依靠个人领袖，随时可能因风吹草动土崩瓦解。历览史事，没有例外。
回头看那些机关、结构、权力变换——形式遮掩下的人性博弈，比干巴巴的制度分析要精彩多了。蒋介石曾经以军制为本，把上上下下拧成一团麻球，堪称巧手。有一手的是他本人，有漏洞的也是他那一手。不说别的，一潭死水未必能养大鱼，变化乱世才是真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