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个花瓶在我脚边碎成一地青花瓷片时，我出奇地冷静。满屋狼藉，我精心设计的简约风新家，此刻像是被龙卷风扫荡过的垃圾场。酱油泼在刚刷好的白色墙壁上，像一幅诡异的泼墨画；沙发被划开了几道大口子，棉絮争先恐后地往外涌；电视屏幕上是一个硕大的窟窿，边缘还挂着方便面调料包的碎屑。
我资助了七年的七个“贫困生”，此刻正像七头被激怒的野兽，喘着粗气，用通红的眼睛瞪着我。为首的那个叫郝强，他手里还攥着半截砸烂的椅子腿。
我的妻子孟婉缩在角落里，吓得浑身发抖，眼泪早就哭干了。
我没理会他们的咆哮，也没去看孟婉，只是平静地掏出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他们大学班主任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用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语调说：“王老师，新年好。跟您说个事，从今天起，我对您班上那七个学生，郝强、李明、张伟……对，就是他们七个，所有的资助，全部永久性停止。一分钱都不会再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屋子里的咆哮也瞬间卡壳。那七张年轻又狰狞的脸，在听到“永久停止”四个字后，齐刷刷地凝固了，愤怒和嚣张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滑稽的、不可置信的呆愣。
而这一切，都要从我十年前，去参加恩师郑老师的葬礼说起。
01
说起这事儿，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心不足蛇吞象。
十年前，我还是个刚在建筑设计行业崭露头角的小设计师，远没有现在的家底。我的恩师，郑卫东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把我从一个乡下野小子领上正道的人。他一辈子清贫，住在学校分的破旧筒子楼里，却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学生身上。我考上大学的学费，还是他偷偷塞给我的，那皱巴巴的五百块钱，是他省了小半年的工资。
郑老师无儿无女，走的时候很突然，心脏病。葬礼上，我哭得像个孩子。料理完后事，律师交给我一封信和一个存折。信是郑老师留给我的，存折里有二十万块钱，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加上学校后来补发的一些补贴，攒下的全部家当。
信里，郑老师的字迹还跟以前一样，刚劲有力。他说，他一直关注着我，为我的成就感到骄傲。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他老家那座大山里的孩子们。他一辈子没能走出去，他希望他的学生能走出去。这二十万，他委托我，用这笔钱，在他老家的中学里，寻找一个像我当年一样，虽然穷，但有骨气、有志气、懂得感恩的孩子，资助他读完大学。等这个孩子大学毕业，如果品性依然贵重，就把剩下的钱，连本带息作为他的创业基金，让他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郑老师在信的最后写道：“俞任，我知道这事儿难，识人比识图纸难。但老师相信你，你是个好孩子，眼光不会差。记住，钱是小事，选对人，才是对老师最大的慰藉。”
我捧着那封信，感觉重若千斤。这是恩师最后的嘱托。
为了不辜负恩师，我没有声张。接下来的几年，我每年都亲自去一趟郑老师的老家，那个叫石窝村的偏僻山村。我联系了当地中学的校长，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身份，悄悄观察着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可人心这东西，隔着肚皮，实在太难看透。我看了好几届学生，总觉得差点意思。有的孩子成绩好，但为人过于精明，甚至有些自私；有的孩子老实，但又缺了点闯劲和灵气。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我怕再等下去，会耽误了孩子们。于是我改了主意，我跟妻子孟婉商量，郑老师的二十万我先不动，我自己出钱，把范围扩大。我不再只寻找“那一个”，而是决定同时资助一批孩子，把资助期限拉长，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用时间来考验人心。
就这样，我从那一届的尖子生里，选了七个家庭最困难的孩子。郝强、李明、张伟……他们七个，就是第一批。
我给他们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年学费全包，另外再给五千块钱的生活费。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这笔钱足以让他们在学校里过得体面，可以专心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
最开始的那几年，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样美好。
每年我收到七封感谢信，信里满是质朴的感恩和对未来的憧憬。郝强在信里说：“俞叔叔，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像您一样当个有用的人，回报社会。”李明说：“俞叔叔，我用您给的生活费给奶奶买了药，她让我一定要给您磕个头。”……
那时候，我常常看着这些信，觉得心里特别暖。我觉得，郑老师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也一定会很欣慰。我甚至开始计划，等他们大学毕业，就把郑老师那笔钱连同这些年的利息，平分给他们七个，也算是完成了恩师的遗愿。
可我忘了，人是会变的。尤其是当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
02
事情是从他们考上大学，离开那个闭塞的山村开始起变化的。
大城市的花花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染色缸，把他们原本质朴的底色，染得五彩斑斓，也面目全非。
最先露出苗头的是郝强。他考上了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大一刚开学没多久，他就给我打电话，语气不再是以前的小心翼翼，而是多了一丝理所当然。
“俞叔叔，我们同学都用苹果手机，老师上课有时候也用APP点名签到，我这个老掉牙的按键机，实在太不方便了，也……也给您丢人不是？”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倒不是心疼钱，一个手机而已。而是他话里那句“给您丢人”，让我觉得特别刺耳。我的资助，什么时候和我的面子挂上钩了？
但我没多想，只当是孩子刚进大学，有点虚荣心也正常。我给他转了八千块钱，让他自己去买。
结果，这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没过两个月，李明也来了电话，说要报个英语口语班，要六千八。紧接着，张伟说要考驾照，又是五千。其他人也以各种名目，比如“参加社团活动需要置办行头”、“跟同学搞好关系需要聚餐”、“买专业书籍”等等，开始频繁地向我索要额外的钱。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接一个。
我的妻子孟婉最先看出了不对劲。她是个心思细腻的女人，掌管着家里的财务。有一次她对账，皱着眉头对我说：“俞任，你看看这个月，光给那七个孩子打的钱，就超了三万块。这都快赶上咱们家一个月的开销了。你这是资助，还是供养啊？我怎么瞅着，像养了一群白眼狼。”
我当时还替他们辩解：“孩子刚到大城市，需要适应，花销大点正常。咱们多帮衬一把，让他们别因为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孟婉叹了口气：“我不是心疼钱。我是怕你这番好心，最后养出了他们的贪心。斗米养恩，担米养仇，老话总是有道理的。”
现在想来，她的话真是一语成谶。
真正让我感到寒心的，是那年国庆节。我正好去郝强所在的城市出差，就想着顺便去学校看看他，关心一下他的学习生活。我没提前通知，想给他个惊喜。
结果，我按他给的地址找到他们宿舍，舍友却说他跟女朋友出去旅游了，去了邻省的著名景点，听说住的还是五星级酒店。我给他打电话，他支支吾吾，说是在跟“老乡”做兼职。
我在他桌上，看到了他随手丢下的几张消费单。最新款的耐克球鞋，一千八。一部最新款的单反相机，快两万。还有一张游戏充值记录，三个月就花进去五千多。
我站在那间凌乱的宿舍里，看着那些刺眼的单据，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恶心。我给他的钱，是让他安心学习，改变命运的，不是让他去挥霍，去跟人攀比的。郑老师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他的血汗钱，换来的是这些，该有多失望？
从那天起，我留了个心眼。我不再对他们的要求有求必应，而是开始“打太极”。我说公司最近项目紧，资金周转不开，让他们先自己想办法，或者去申请学校的助学贷款。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他们不再写感谢信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他们的七人小群里（我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个群）对我的抱怨和谩骂。他们觉得我变了，小气了，不像以前那么“大方”了。郝强甚至在群里说：“他一个大老板，住那么好的房子，开那么好的车，随便漏点出来就够我们吃喝了，现在居然跟我们哭穷，真是越有钱越抠门！”
这些话，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另一个受我资助、但良心未泯的学生那里听说的。那个学生后来退出了他们的圈子，悄悄把这些告诉了我。
我当时没发作，只是心彻底凉了。我终于明白，我的善意，在他们眼里，已经变成了理所应当的责任。我不是他们的恩人，而是他们的提款机。
我决定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对郑老师的一个交代。那就是今年春节，我让他们一起来我家做客。我想当面看看他们，看看这几年大学生活，到底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如果他们中，哪怕还有一个能表现出最初的淳朴和感恩，我都会继续履行对郑老师的承诺。
可惜，我还是高估了人性。
03
大年初二，他们七个，穿得人模狗样地来了。
每个人都提着点不值钱的礼品，脸上挂着虚伪的笑，一进门就“俞叔叔、孟阿姨”地叫个不停，亲热得好像我们才是一家人。
孟婉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忙前忙后。我则坐在沙发上，冷眼看着他们。
我发现，他们看我家的眼神，已经不是最初的敬畏和羡慕，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嫉妒和贪婪。他们打量着我的房子，我的家具，就像在估价一样。
饭桌上，酒过三巡，郝强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他端起酒杯，站起来说：“俞叔叔，我们几个都敬您一杯。这些年多亏了您的照顾。我们眼瞅着就要毕业了，您看，我们这工作还没着落，家里的情况您也知道，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想请您再帮我们最后一把。”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哦？怎么个帮法？”
郝强嘿嘿一笑，搓着手说：“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七个，您就帮我们在省城，一人付个首付就行。一套房子，对您来说，不就是九牛一毛嘛？我们有了房子，工作就好找了，对象也好谈了。等我们将来出人头地了，肯定忘不了您的恩情！”
他这话一出口，其他六个人也纷纷附和。
“是啊俞叔叔，您就当提前投资了！”
“有了房子，我们就是城里人了，您脸上也有光啊！”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因为酒精和贪婪而涨红的脸，气得都笑了。
我问他：“郝强，你觉得我凭什么要给你们买房？”
郝强被我问得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说：“凭您有钱啊！凭您资助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有始有终嘛！您总不能帮到一半就不管了吧？那我们这大学不成白读了吗？”
“白读了？”我冷笑一声，“我给你们学费，给你们生活费，是让你们来读书学知识的，不是让你们来找我要房子的。你们把我的善心，当成什么了？摇钱树吗？”
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把饭桌上虚伪的气氛彻底浇灭了。
郝强的脸瞬间就挂不住了，他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酒都洒了出来。“俞叔叔，您这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穷，但我们不是来乞讨的！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你今天把我们叫来，不会就是为了羞辱我们吧？”
“尊严？”我站了起来，指着他，“你们一个月花着我给的几千块钱，买名牌，去旅游，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谈尊严？你们把我的资助当成理所当然，变本加厉地索取的时候，怎么不谈尊严？现在，跟我谈尊严了？”
我的话，显然是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七个人脸色都变了，恼羞成怒。郝强一脚踹翻了身后的椅子，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姓俞的！你别给脸不要脸！你那点破钱，打发叫花子呢！你以为我们稀罕？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谁愿意叫你叔叔！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完！”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
接下来的场面，就彻底失控了。他们像是疯了一样，开始在我家打砸。嘴里还骂骂咧咧，说要把这些年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孟婉吓得尖叫，我把她护在身后，第一时间报了警。
混乱中，我看到郝强举起了客厅墙上的一幅镜框，那是我特意装裱起来的，里面是郑老师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和他亲手写给我的一幅字：“德才兼备，方为人上人。”
“住手！”我冲了过去，但已经晚了。
“啪”的一声巨响，镜框被他狠狠地砸在地上，玻璃碎裂，郑老师的照片和那幅字，被一只踩着名牌运动鞋的脚，狠狠地碾了过去。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犹豫、愤怒、失望，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死寂的平静。
我知道，这个考验，结束了。他们，全都交了白卷。不，是交了负分的白卷。
所以，当警察赶到，控制住场面，看着这一片狼藉的时候，我才会那么冷静地，拨通了那个电话。
0.4
停止资助的电话打完，世界清静了。
警察把他们七个带走，做笔录，定损，拘留。我这边，则开始不紧不慢地走法律程序。故意损坏财物，金额巨大，够他们喝一壶的。
最先撑不住的，是学校和他们的家长。
王老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语气从最开始的震惊，到后来的恳求。“俞先生，您看，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留个案底，这辈子就毁了。您大人有大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我只回了一句：“王老师，毁掉他们前程的不是我，是他们自己。机会我给过，不止一次。”
接着，是他们的家长。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只在电话里听过声音的朴实农民。他们操着浓重的乡音，在电话里哭天抢地，求我高抬贵手。有的说家里就这么一个大学生，是全村的希望；有的说愿意砸锅卖铁赔偿我的损失，只求我能撤诉。
我一概拒绝了。我对其中一个父亲说：“大叔，我理解您的心情。但今天我放过他们，明天他们就会去坑害别人。我是在帮社会，也是在帮他们，让他们知道，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最精彩的，还是郝强他们的反应。
从拘留所出来后，他们发现，我不仅停止了资助，还真的把他们告上了法庭。他们彻底慌了。
郝强第一个给我打了电话，电话一接通，就是一通咆哮：“姓俞的，你真够狠的！我们不就是砸了你点东西吗？至于要毁了我们吗？你信不信我们把你的事捅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为富不仁的资本家是怎么欺负穷学生的！”
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然后轻笑了一声：“哦？是吗？我等着。记得把你们怎么要求我给你们一人买一套房，怎么把我的家砸得稀巴烂，尤其重点说说，你们是怎么把我恩师的遗像踩在脚下的，都原原本本地写上去。看看网友们，是骂我，还是骂你们。”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足足半分钟，郝强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没了刚才的嚣张，带上了哭腔和颤抖：“俞叔叔……我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那天是喝多了，一时糊涂……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我们给您磕头了，给您赔偿，我们去打工，一辈子给您还债……”
“晚了。”我打断他，“郝强，你知道吗？我资助你们，从来不是因为我钱多得没地方花。”
郝强愣住了：“那……那是为什么？”
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他：“因为，这是我的恩师，郑卫东老师的遗愿。他把他一辈子的积蓄，二十万，托付给我，让我寻找一个品德高尚的家乡子弟，资助他，并且在他毕业后，把这笔钱作为他的创业基金。你们脚下踩碎的那张照片，就是他。”
电话那头，我能清楚地听到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继续说：“我找不到那个唯一的人，所以我扩大了范围，我用我自己的钱，资助你们七个，就是想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也是想通过时间，来完成郑老师的嘱托，看看你们谁，配得上这份传承。那笔钱，连本带息，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万了。它本来，是为你们当中最优秀，最懂得感恩的那个人准备的。”
“你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你们七个，没有一个是那个人。你们砸掉的，不是我的家，是你们自己的前程。你们踩碎的，不是一张照片，是你们通往未来的唯一一座桥。现在，桥断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我能想象，电话那头的郝强，会是怎样一副面如死灰的表情。他以为他砸掉的是几万块的家具，却不知道，他亲手砸掉了几十万的未来，和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就是他们“愣住”的真正原因。他们不是为自己的恶行后悔，而是为自己错失的巨大利益而震惊，而追悔莫及。
0.5
后面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
法庭判决下来，七个人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巨大，分别被判了缓刑，并且要赔偿我所有的经济损失，总计十二万余元。缓刑，意味着他们的档案里，将永远留下这个污点。这对即将毕业找工作的他们来说，是致命的。
我听说，学校也给了他们处分，毕业证都差点没拿到。曾经作为全村骄傲的七个大学生，如今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后来又托人找过我几次，哭着喊着求我原谅，说愿意给我当牛做马。我一次都没见。有些人，不值得原谅。我的善良，很贵，不能喂给狗。
至于郑老师留下的那笔钱，我没有再用它去进行下一场人性的考验。人心，经不起考验。
我用那笔钱，以郑卫东老师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助学基金，交由专业的基金会进行管理。我制定了严格的章程，不再一对一资助，而是以奖学金的形式，奖励给那些真正品学兼优，并且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学生。申请和审核，全部公开透明，不再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和判断。
我觉得，这才是对郑老师最好的告慰。他的善意，应该像阳光一样，普照更多的人，而不是被几棵烂掉的树苗，耗尽所有的养分。
我的家很快就重新装修好了，比以前更漂亮。孟婉再也没提过那件事，只是有时候看着我，眼神里多了几分心疼和理解。
人到中年才明白，善良是种选择，但善良也需要锋芒。你可以选择去帮助别人，但你更有权利在被伤害的时候，收回你的善良，并让对方付出应有的代价。
大家评评理，我这么做，过分吗？如果换了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