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公元前336年，这一年一位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儒家“亚圣”——孟子。彼时，历经桂陵、马陵之战的重创，魏国已从战国霸主之位上重重摔了下来。在魏惠王执政后期，或许是多少次惨痛的教训终于让他领悟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遂在第二年，孟子来到了魏国都城大梁。在儒家经典《孟子》中，开篇就是《梁惠王上》《梁惠王下》，其中记载了大量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而梁惠王正是魏惠王。孟子与梁惠王的第一次对话便是上文的这段。
梁惠王迫切地问孟子有没有可以富国强兵的方法，原文为“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作为儒家代表，自然不愿意谈这么直白势利的问题，他回答：“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也就是想要富国强兵的办法只有一种：仁义。随后孟子展开来说为什么要讲“仁义”，他说：“大王说’用什么办法可以使我国获利’，大夫说’用什么办法可以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说’用什么办法可以使我自身获利’，如果上下都在交相牟利，那国家就危险了。”他又进一步说到：“还从来没有重仁的人会遗弃他的亲族，重义的人会不顾他的君主。”并劝勉魏惠王只谈仁义便是对国家最大的利益了。
壹
孟子和魏惠王这段对话的核心便是“仁义”既是“利”，这看似矛盾但却是事实。
就说近代清政府的例子。慈禧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应该无人不知，那就是重修颐和园。慈禧掌权时期，是国家近代最黑暗的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1886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却以颐养天年为由挪用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这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没有经费购买最先进的巡洋舰，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当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面对日本的坚船利炮，北洋水师却是舰船陈旧、弹药匮乏，纵使全军将士浴血奋战，也终不免惨败的结局。
1898年，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及满清皇权，慈禧又悍然发动了戊戌政变，她将光绪帝囚禁，又疯狂捕杀维新人士即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断送了中国通过和平变革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1911年她在立宪呼声高涨的压力下成立以皇族和满人为主的“责任内阁”，施行假立宪，真专权，彻底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和人民的信任，也加速了满清的灭亡。这正如《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私欲蒙蔽了双眼，便注定与仁义背道而驰，走向穷途末路。
贰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市场活力，国家让有潜力自给自足的国企事业单位转型。为了能让这些单位平稳过渡，国家前期还会拨款扶持。那个时期，有多少企业咬着牙艰难求生，在一片未知中摸着石头过河。有一部分企业在阵痛期不幸倒下了，也有一部分企业找对了路子突围了出来。但与此同时，还有个别企业做了什么呢？这部分企业的领导看到得靠自己拼了，不是想着如何带全体员工谋出路，而是将国家的一次次拨款全部贪进了自己的腰包！他们宁可将单位那么多土地、地方贱价卖掉，将资源渠道都白白丢弃，也不愿与员工们拼一把。这就是典型的“利”字当头，利欲熏心，不仅辜负了国家的信任，也断送了企业的前程，害人害己。
叁
现代某些单位领导，将权力异化为压迫工具。为了控制员工，经常以“不想干就走，有的是人想干”为口头禅精神羞辱员工，甚至常以“辞退”来威胁员工。有荣誉的时候，他们抢着上，需要担责的时候都是员工顶包。这让许多原本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员工，也渐渐开始偷懒省事。领导的不仁，只会换来员工的不义，毕竟人的尊严不容被践踏，当热情被慢慢消磨，再好的团队终将也会变为一盘散沙。《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尊重换忠诚，以信任聚人心，否则，上下离心，团队焉能有战斗力？
肆
所以，什么是仁？“仁”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体谅，对生命的共情，这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什么是义？“义”既是一种合乎天理正道的行为准则，也是一种公正、合理、无私的精神。古往今来，治国与治业的道理相通。对国家而言，最高统治者心怀仁义，一心为人民获得更好的生活着想，那么人民定会拥护他；对一个单位而言，领导仁义，体谅尊重员工，员工也会出于感激而更加努力工作。诚然，生活中确有一部分偷奸耍滑的人，领导越仁义他越得寸进尺，但这终究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本质上都怀着一种朴素的思想情感，即单位对自己好，自己就要好好干。反之上面失却仁心，又如何苛求下面的人坚守忠义？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所以，满眼都是“自利”的人，只能囿于浅薄的眼界，如井底之蛙一般，看不到更广阔的天地。而心怀“仁义”之人，才能以大局为重，洞察长远利益。所以有了“仁义”，自然就会有利，当上下一心，彼此信任，和谐的氛围便会化作强大的凝聚力——这样一来，国家何愁不繁荣昌盛？企业何愁不蒸蒸日上？
伍
那么，最终孟子游说魏惠王成功了吗？自然没有。如果魏惠王听了孟子的话会实现复兴吗？可能短期内会使国内局势稳定，但长远来看依然免不了被秦国吞并的结局。这并非孟子的思想有误，而是魏惠王所处的时代不允许。在战国这种讲究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时期，让国家在短期内快速成为战争机器才是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所以，这也是法家得以快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秦国。商鞅去求见秦孝公时并非一开始就讲变法的。他先介绍的是帝道和王道之术，而王道之术，即与孟子所谈“仁义”之政异曲同工。但同处战国的秦孝公与魏惠王一样听不进去这样耗时长才能见效的主张。而在商鞅变法后秦国才快速崛起为虎狼之国。具体详见【资治通鉴】商鞅用生命证明：敢闯是本事，知退是智慧。在人生下半场，比能力更重要的是“刹车”。
所以，乱世需要严刑峻法求生存，和平时代则需要“仁义”之政谋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然延续法家的严苛手段压迫人民终致官逼民反，秦朝也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而汉朝从文帝开始施行休养生息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则开创了“文景之治”，为之后的“汉武盛世”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政治动荡，社会矛盾尖锐时，霍光作为三朝元老，重新施行文景时期“减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又实现了“昭宣中兴”。所以，治国理政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顺应时代需求，将法治的刚性与仁政的柔性有机结合，方是实现国富民强长远目标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