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政园作为江南古典园林的典范，其碑刻石不仅是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书法艺术与园林空间对话的载体。本文以拙政园的碑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考据与艺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其在景观中的人文诗意与气质。
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四年，因文徴明的《王氏拙政园记》和《拙政园图咏》而传世于今。她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其设计不仅融合了自然山水与建筑艺术，还巧妙地将书法元素融入其中，形成“诗、书、画、园”一体的文化意境，成为园林中的“露天书法博物馆”。
拙政园 周仁德/摄
拙政园中的碑刻包括碑石、书条石，它和园中的匾额、楹联等元素一起，将文学意境注入实体景观，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借荷花香气喻君子品格，实现了建筑功能与精神隐喻的统一，而碑刻则构成了园林中独特的立体艺术空间。这些镌刻于石质材料之上的文字和图像遗存，不仅忠实地保存了历代书家的笔墨真迹，更是反映了当时园主的人格修养的审美趣味。
一、拙政园碑刻的种类和历史背景
（一）拙政园碑刻的历史遗存
拙政园碑刻的数量虽然没有留园、怡园和狮子林多，却也反映着拙政园的历史记忆、当时的造园特色和园主对先贤或传统书画经典的崇尚之情。拙政园现存碑刻涵盖明代至民国时期，以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沈周《东庄图》题跋、董其昌诗碑最为著名。据《吴门园墅志》记载，鼎盛时期园内碑碣达63处，现存可考者28通。这些碑刻构成三重文化网络，即园主家世谱系的家族记忆（如王献臣《拙政园自记》）、文人雅集的群体记忆（如文徵明《三十一景图题咏》）、艺术传承的经典记忆（如《淳化阁帖》摹刻）。
1．园记
（1）《王氏拙政园记》，位于拜文揖沈之斋（倒影楼）内。四块，楷书。明嘉靖十二年（1533）文徵明撰书，清代光绪间钱新之重摩。清光绪二十年（1894）由补园主人张履谦得之友人处，专筑拜文揖沈之斋，勒石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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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拙政园记拓片
（2）《补园记》，位于拜文揖沈之斋内。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履谦撰，俞宗海书。金陵冯秋田与弟春谷同镌。
（3）《复园记》，位于将军门北走廊内墙面，三块，楷书，清乾隆十二年（1747）沈德潜撰，王峻书，顾觐侯镌。并置有“复园” 隶书一块，清嘉庆年间陈书。
（4）《八旗奉直会馆四宪创建记》，位于将军门北走廊内墙面，一块，楷书。清同治十一年（1872）李翰文撰书。
（5）《八旗奉直会馆记》，位于将军门北走廊内墙面，一块，隶书。清光绪十二年（1886）世勋撰书，勾吴钱邦镗镌。
2．图像
（1）《文待诏小像与文先生传》，位于拜文揖沈之斋内，二块，楷书，明王世贞撰，崇祯七年（1634）薛益书。
拜文揖沈之斋
（2）《沈石田像与传》，位于拜文揖沈之斋内，二块，楷、行书。明文嘉、陈元素撰书。
3．法书
（1）《千字文》，位于西部水廊内，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文徵明书，真迹原为天籁阁主人项子京所藏。清道光年间常熟张镜蓉刻石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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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政园西花园水廊 孙过庭《书谱》
（2）孙过庭《书谱》，位于西部水廊内，十七块，草书。清嘉庆年间严人骥临。
（二）拙政园碑刻的现代传承
1998年为了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在倚虹亭长廊东墙增设了《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碑刻。1999年在入口处广场增设了《世界文化遗产》石碑。同年还在将军门西侧走廊墙上增设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址记》碑刻，以记载拙政园一段特殊的历史。
（1）《拙政园重修记》，位于将军门北走廊内墙面，二块，行楷，无署名。
（2）《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址记碑》，位于将军门北走廊内墙面，一块，正楷。1999年9月谢孝思撰书，忠德镌刻，正文449字，连题目和尾款共计494字。
文徵明拙政园图咏
（3）《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位于倚虹亭直廊上。三十六块，正、草、隶、篆各体，明代文徵明书画，此三十一景图咏，以诗书画三绝称世，原书现藏美国。当代篆刻家蔡廷辉依照民国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文待诏拙政园图》于1999年镌刻。
二、拙政园《园记》碑刻的书法艺术探析
拙政园中的《园记》碑刻数量众多，今就其明清《园记》的书法艺术作一探析。
（一）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
文徵明（1470-1559）为明代书画巨擘，他的书法以“法度谨严、清劲挺拔”著称，尤以小楷和行草见长。
明周天球绘文徵明像，其刻像后由清张履谦收藏于拙政园拜文揖沈斋壁上
据碑刻文字记载，《王氏拙政园记》作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五月十五前后，时年文徵明六十四岁。此记为友人王献臣所建拙政园而作，记录了园内三十一景的命名与布局，园记专以小楷书写，展现出其晚年书法“人书俱老”的圆融境界，也体现出文徵明对书体与内容契合的深刻理解。小楷的端庄工整，既符合园林记文的庄重性，又暗合园林“疏朗平淡”的美学追求。
文徵明早年研习钟繇、王羲之，中年汲取赵孟頫之妍丽，晚年则化繁为简，形成“清劲秀润”的个人风格。其小楷取法魏晋，融钟繇之古朴与赵孟頫之秀逸于一体，笔画精整，结体严谨，每字的横画稳健如梁柱，竖画挺拔如松柏，展现出建筑般的结构美。
全文约千余字，字迹工整而不失灵动，它不仅是苏州拙政园营造史的珍贵文献，更是一部堪称明代小楷典范。
（二）《复园记》。
为沈德潜撰，由王峻书。王峻（1694-1751），字次山，号艮斋，清代江苏常熟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御史，是清中期重要的学者、官员。他长于经史，尤精地理学，曾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并著有《艮斋诗文集》《汉书正误》等。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稀少，但通过文献记载与《复园记》碑刻的遗存，可窥见其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蕴及与常熟地域书风的关联。
王峻的书法成就与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密不可分，他早年师从经学家陈祖范，精研经史，后主攻地理学，曾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与修订，试图厘清唐以后水道变迁与地名异同。这种严谨的考据精神，可能影响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他的书法多以楷书或行楷为主，注重工整与法度。他晚年主讲安定、云龙、紫阳书院，以古学倡导后进，推测其书法或与教学需求相关，体现“以书载道”的文人特质。《复园记》碑刻恰能补全我们对文人书法多元面貌的认知。进一步挖掘地方文献与碑刻遗存，或可为王峻书法研究打开新的视野。
（三）《补园记》。
为张履谦撰，俞宗海书。俞宗海（1847-1930）即昆曲大师俞振飞之父，字粟庐，号韬盦，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清末民初著名昆曲家、书法家。他一生致力于昆曲艺术的传承与推广，被誉为“江南曲圣”，同时他的书法艺术亦颇具造诣，尤以行楷见长。他师从秀水沈蒙修，初学集王羲之书的《圣教序》，后又改写北碑。他的书法风格具有鲜明的文人气质，线条流畅，结体疏朗，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优雅的韵律感，这种韵律感与其昆曲唱腔的节奏相呼应，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
俞粟庐的艺术生涯，体现了昆曲与书法两种传统艺术的深度融合，成为研究清末民初文人艺术生态的重要个案，也是清末民初文化艺术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吴梅《俞宗海家传》：“君讳宗海，字粟庐， 松江娄县人。……吴县张公履谦，负乡里众望，闻君名，招致其家。君感其礼遇，为之考金石、捜文史，教授子弟，歴四十年如一日。”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应补园(今拙政园西部)主人张履谦之聘为西席，为子弟教授昆曲和书法。
俞粟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晚年致力于昆曲的传习，培养了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其子俞振飞，后者成为20世纪昆曲艺术的代表性人物。
三、拙政园《传记》碑刻的书法艺术探析
（一）《文先生传》。
薛益书。薛益（1586-1641），字虞卿，号方山，江苏苏州人，明代晚期书法家、文学家。他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虽未如董其昌、文徵明等大家名垂青史，但其书法艺术在吴门书派中独树一帜，尤以行草见长。薛益的书法作品传世稀少，所以他的《文先生传》尤其珍贵，从中可窥见其艺术风格与文化意蕴。
拙政园东门
薛益早年师从吴门书派名家，深受文徵明、王宠等人影响，同时兼收并蓄，汲取晋唐书法精髓，逐渐形成个人风格。薛益与当时文人雅士交往密切，如与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常有诗书往来，这种文化交流进一步丰富了其艺术内涵。
薛益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其作品笔法流畅，线条灵动，富有韵律感。他取法王羲之、米芾等大家，注重笔势的连贯与节奏的变化。如其行草书《临米芾帖》，字迹如行云流水，笔画间呼应自然，展现出强烈的动感与生命力。薛益在行草书中融入个人情感，使作品既具法度，又富个性。薛益的楷书作品虽不多见，但亦颇具特色。其楷书取法欧阳询、赵孟頫，笔法严谨，结体工整，字迹清秀。例如，其楷书《千字文》，笔画一丝不苟，字形端庄，展现出深厚的功底与文人气质。薛益的楷书不仅注重技法，更追求意境的表达，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息。
（二）《沈石田传》。
陈元素书。陈元素（1573-1620），字古白，号素庵，江苏苏州人，明代晚期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尤善墨兰，得文徵明之秀媚而更气厚力沉，青出于蓝。著有《素庵诗文集》，《沧浪亭五百名贤像》有其像赞。他的书法尤以篆书、隶书见长。篆书取法秦汉，笔法古朴，结体严谨，字迹典雅。隶书取法汉碑，笔法严谨，结体工整，字迹清秀。他注重线条的质感与结构的平衡，使篆书既具古意，又富新韵。笔画圆润，字形端庄，展现出深厚的功底与文人气质。他的楷书师欧阳询，草书入二王格，同样，他也深受同时代文徵明、王宠等人影响，并汲取秦汉篆隶精髓，逐渐形成个人风格，一时名辈皆喜与之往来。《沈石田传》不仅注重技法，更追求意境的表达，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息。而且其文辞优美，舒卷自如，与其书法风格相当。他的诗文以清新淡雅著称，与书法风格相得益彰。
四、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
书条石的书法艺术探析
《拙政园三十一景图》是文徵明晚年为友人王献臣所建拙政园绘制的园林图册，共三十一幅，每幅图均配有诗文题跋。这部作品不仅是明代园林绘画的巅峰之作，更是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文徵明“诗、书、画三绝”艺术理念的集中体现。每幅图均以工笔描绘园景，配以诗文题跋，书法与绘画相得益彰。如“梦隐楼”一景，图中楼阁掩映于松竹之间，题跋以小楷书写，字迹清秀，与画面意境浑然一体。这种诗书画的结合，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了文人艺术的综合素养。
拙政园复廊镶嵌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碑刻
在《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载体，更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徵明通过书法的布局、字体、笔法，与画面形成呼应。如“小飞虹”一景，图中桥影凌波，题跋以行书书写，字迹灵动，似与桥影共舞。这种书法与画面的互动，使作品更具动态美与韵律感。文徵明的小楷在《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小楷取法魏晋，融钟繇之古朴与赵孟頫之秀逸于一体，笔画精整，结体严谨。如“玉泉”一景，题跋以小楷书写，字迹工整，笔画一丝不苟，展现出深厚的功底与文人气质。小楷的端庄与清秀，与园林的精致与优雅相得益彰。文徵明的行书在《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亦有多处呈现。其行书取法王羲之、米芾，笔法流畅，线条灵动，富有韵律感。如“待霜亭”一景，题跋以行书书写，字迹如行云流水，笔画间呼应自然，展现出强烈的动感与生命力。行书的灵动与韵律，与园林的自然与生机相呼应。在部分景图中，文徵明还运用了篆书与隶书，如“嘉实亭”一景，题跋以隶书书写，字迹古朴，结体工整，展现出深厚的功底与文人气质。篆隶的古朴与典雅，与园林的历史与文化底蕴相契合。
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之若墅堂
文徵明通过书法，将园林的美学理念转化为笔墨语言，如“听松风处”一景，题跋以行书书写，字迹如松风拂面，笔画间透露出一种自然的韵律感。这种书法与园林美学的结合，使作品更具文化深度与艺术感染力。《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书法艺术，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文人精神的物化表达。文徵明借书法，抒发了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梦隐楼”一景，题跋以小楷书写，字迹清秀，内容为自作诗文，书法与文学融为一体，展现出文人书家的独特魅力。
碑刻艺术包含’书丹-镌刻-传拓’三重创作过程。文徵明的《王氏拙政园记》，原稿小楷的纤劲秀润，经石工镌刻后产生’金石味’，碑石肌理与书法线条形成独特质感。青石、花岗岩等不同石材对刀法表现的影响，造就了’笔意’与’刀味’的辩证统一。
五、拙政园已佚碑刻初考
拙政园的碑刻不仅是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明代书法、历史及文人活动的珍贵资料。尽管部分原碑已佚，但通过拓片与文献记载的研究，亦有助于其艺术价值的传承与延续。
根据《拙政园志》（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中所载的袁枚《拙政园记》、沈维钧《拙政园旧有碑帖石刻目录》、苏南文管会编《拙政园介绍》等资料，汇集拙政园已佚碑刻汇录。
1．唐虞世南《千字文》（一块，残）。
本文考证，《千字文》是南朝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编纂的启蒙读物，历代书法家多以此为题材创作书法作品。
2．王履吉山水石刻（一块）
3．李文田《塔铭残经》（六块）
4．董其昌、苏轼行楷（二块）
5．米芾、黄庭坚行楷（二块）
6．郑板桥行楷（二块）（以上碑刻1943年前遗佚）。
7．听云山馆墨拓王羲之《黄庭经》（二块）
8．元赵孟頫《吴兴赋、大雅》（二块）
9．明董其昌《骨董三说》（四块）
10．清冯桂芬《间架结构百法》（五块）
11．《契兰堂法帖》残石：卷一：定武兰堂集序（残）；卷二：晋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卷三：晋王洽《仁爱贴》《承问贴》，晋王廙《祥除贴》《昨表贴》，唐褚遂良《美人赋》《家侄贴》；卷八：明宋克《前后赤壁赋、陶靖节先生诗》，明卢熊《复刘龙洲先生墓诗》，明高启《午夜贴》，明董其昌《题画诗》。
（以上碑刻于1945至1951年之间遗佚）
《拙政园志》载：契兰堂法帖，由清代学者谢希曾主持镌刻，希曾字孝基，号安山，工书画，精鉴赏。以家藏墨迹，仿文征明《停云馆贴》例，刻契兰堂法帖八卷。
听风处（拙政园资料库）
本文考证，此法帖历时33年完成，前25年用于收集整理晋至明代书法名家的墨迹，后8年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完成。法帖收录了自晋代王羲之至明代董其昌等数十位书法大家的作品，涵盖十个朝代，集成了《兰亭序》《十七帖》《乐毅论》《黄庭经》《洛神赋》《书谱》等数十种历史名帖。其收录范围之广、经典名作之集中，在同类法帖中罕见。法帖的镌刻水平被评价为“第一流”，尤其小楷字迹比“蝇头”更小数倍，却仍能精准呈现笔触神韵，线条贯通且富有艺术表现力，其书写、刻工与拓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准。这部法帖可以与留园的《二王法帖》与狮子林《听雨楼藏帖》相媲美，是苏州园林书条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惜原石大半毁于咸丰庚申之役。
《契兰堂法帖》残石卷六载有“宋米芾《千字文》（残）”。米芾《千字文》以行书为主，笔势迅疾，线条爽利，强调“刷字”的独特运笔方式。结体欹侧险峻，打破对称，追求动态平衡。章法错落跳跃，体现“沉着痛快”的艺术个性。米芾《千字文》真迹存世极少，目前公认的仅存残卷或局部。其《千字文》体现了米芾“集古字”后的创新，是研究宋代书法转型的重要材料。
12．唐李邕《少林寺戒坛铭》（一块）
13．《契兰堂法帖》（残石）卷二：唐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以上两块碑刻，于解放初期移置他处，前者移置怡园，后者移置狮子林）
14．《七姬权厝志》，贝氏千墨庵重刻原石，1953年由苏南文管会陈列在小飞虹桥堍，至年底即不再陈列。
本文考证，贝墉（1780-1846），字既勤，号简香、磵香居士，苏州贝氏家族第十代传人。贝墉在苏州齐门外井寺桥修建藏书楼“千墨庵”，收藏宋元刻本、传抄秘本、金石碑版及法书名画等，藏书量达数万卷。贝墉对金石碑帖的保护与复刻贡献卓著，曾重刻元代《七姬权厝志》。
《七姬权厝志》是元末明初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绍为其七位侧室所立的墓志铭，记录了1367年苏州城被朱元璋军队围困期间，潘元绍因担忧城破后姬妾受辱，暗示她们自尽的事件。墓志由张羽撰文、宋克书丹、卢熊篆盖，三人均为当时文坛与书法界的顶尖人物，世称“三绝”。
远香堂 虞俏南/摄
拙政园的已佚碑刻大部分都是在清代中后期，这与目前在其他园林中保存的书条石时间一致，苏州清代中后期书条石的规模化形成，是经济实力、学术思潮、技术传统与社会需求交织的产物。经济层面，商业资本支撑文化消费，碑帖市场驱动生产；文化层面，金石学兴起与书法传承需求催生刻石热潮；技术层面，刻工世家的专业化与石材便利降低制作门槛；社会层面，家族与地方通过刻石构建文化认同。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的辐射力，也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书法、历史与艺术研究资料。
结语
苏州园林中的书法绝非简单的文字装饰，而是通过笔墨与空间、诗境与实景的交融，构建出“尺幅窗，无心画”的文人理想世界。游览者若细品这些书法元素，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背后的人文匠心。
拙政园碑刻艺术证明，书法不仅是园林的装饰元素，更是空间意义的生成媒介。通过物质载体的转化、视觉形态的呼应、文化记忆的承载，书法与园林实现了从形式到精神的全面交融。这种艺术共生关系，既彰显了中国文人’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审美理想，也为当代景观设计提供了传统智慧的启示。
原创:薛巨石 马韫君
苏州风景园林公众号 2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