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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北广袤的草原与戈壁上，准噶尔部的兴衰曾深刻影响清代边疆格局。从康熙到乾隆，清朝历经祖孙三代君主的持续征伐，终将准噶尔汗国纳入版图。这场持续近七十年的战争，既是清朝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上的重要篇章。

一、起因：游牧帝国的扩张与清朝的边患危机

准噶尔部的崛起，根植于明代后期蒙古诸部的分化重组。17世纪上半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子噶尔丹的经营下迅速壮大。噶尔丹通过军事征服统一天山南北，建立政教合一的准噶尔汗国，其疆域东接漠北喀尔喀蒙古，西抵哈萨克草原，南控西藏，成为中亚最强大的游牧政权。

准噶尔的扩张直接威胁清朝的统治：其一，噶尔丹以“蒙古大汗”自居，试图联合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抗清朝，甚至兵犯内蒙古，饮马长城；其二，准噶尔控制青藏地区后，干预达赖喇嘛转世，挑战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权威；其三，其势力范围逼近新疆，阻断了清朝与中亚的贸易通道，形成“肘腋之患”。对清朝而言，若不根除准噶尔，不仅边疆永无宁日，更可能重演汉唐时期匈奴、突厥边患的历史。

二、过程：三代帝王接力，分阶段平定叛乱

准噶尔之战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清朝根据形势变化，分阶段推进的战略进程。

康熙时期（1690—1697）：首挫噶尔丹锋芒

康熙帝以“除恶务尽”的决心开启平叛。1690年，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南下，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与清军决战。清军以火器营压制准噶尔骑兵，虽付出惨重代价，但击退噶尔丹主力。1696年，康熙亲率大军三路出击，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歼灭噶尔丹残部，其兵败自杀。此役遏制了准噶尔的东进势头，但未彻底解决其根基。

雍正时期（1729—1734）：巩固西北防务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继位，趁清军收缩之机再度崛起，一度占据西藏。雍正帝派年羹尧、岳钟琪收复青藏，并于1731年发动和通泊之战（今蒙古国科布多），虽因轻敌遭重创，但随后调整战略，筑城屯田、步步为营，迫使准噶尔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边界，暂时维持了西北均势。

乾隆时期（1755—1757）：彻底荡平准噶尔

乾隆帝抓住准噶尔内乱（贵族争位、天花肆虐）的契机，1755年派班第、阿睦尔撒纳等将领分两路西征，未遇强烈抵抗便攻占伊犁，俘获准噶尔汗达瓦齐。但阿睦尔撒纳野心膨胀，起兵反清，导致西北再乱。1757年，清军二次出兵，历时两年彻底剿灭准噶尔残余势力，“准噶尔”作为一个政权不复存在。此后，清廷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三、意义与评价：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里程碑

准噶尔之战的胜利，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其一，奠定近代中国西北疆域。清朝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将新疆、青海、西藏连成一体，终结了自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对西域“时断时续”的控制，为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法理与事实基础。

其二，强化中央集权与边疆治理。战后设立的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官职，构建起“军府制”管理体系；同时推行屯田、移民实边政策，促进了边疆与内陆的经济文化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其三，彰显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准噶尔之战的本质，是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代表，与分裂割据势力的较量。尽管战争过程中存在残酷性（如准噶尔人口锐减），但其结果顺应了各民族人民渴望稳定的愿望，符合中国历史“大一统”的主流价值。

需客观认识的是，清朝平准噶尔亦有其时代局限性：如对西北资源的过度索取、部分政策的强制性，给当地民众带来短期苦难。但从长时段看，这场战争的积极意义远超其代价——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拼图，为后世留下了“守土有责”“反对分裂”的历史镜鉴。

从康熙的“亲征破敌”到乾隆的“犁庭扫穴”，祖孙三代帝王以坚韧意志完成平叛大业，书写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壮丽篇章。准噶尔之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其所承载的统一信念，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