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汉唐是被公认的武功强盛的王朝,比起汉朝横扫匈奴的威武,大唐战无不胜的风光,而大明朝的军队,在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相对低调的。它所战胜的,是在中世纪曾横扫欧亚的世界最强骑兵——元朝蒙古骑兵。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汉唐是被公认的武功强盛的王朝,比起汉朝横扫匈奴的威武,大唐战无不胜的风光,而大明朝的军队,在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相对低调的。事实上,低调只是表面现象,低调的明军,是一支威武之师,光荣之师。对比明军的发展历程,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1964年5月,毛主席提及对《明史》的评价,其中 对朱元璋最为推崇,且对其奋斗史深有感悟,强调“老粗也能出人物”,还说过李世民军事能力排第一,第二就轮到朱元璋。,朱元璋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迈上高位的呢? “徐徐图之”这四个字或许是针对他的最好写照,毕竟朱元璋并不是处于完全领先优势的类型,反而有很多对手造成阻碍。明军开国的起点是非常高的,甚至说对比之前其他历代封建王朝,明军在大明开国战争中所遭遇到的对手、是极其强大的。它所战胜的,是在中世纪曾横扫欧亚的世界最强骑兵——元朝蒙古骑兵。而且它还完成了两个奇迹:

第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支以农民起义军的身份脱胎而来,最终完成改朝换代大业的军队。

第二,它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第一次以由南向北的形式北伐成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这两件事,更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元末天下大乱,四方起义四起,按照评书里的说法,就是“十八路反元”,这其中最重要的反元起义军,就是南方“红巾军”。明朝皇帝朱元璋,最早也是红巾军的一员,他一开始投奔濠州红巾军领袖郭子兴,虽然郭子兴很赏识他,并把养女马氏(明朝开国第一任皇后马皇后)嫁给了他。

    但他始终得不到信任,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的身份,回到家乡安徽凤阳募兵。这次募兵一共招募来七百多名青壮。看似人数不多,但在历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如果朱元璋回乡募兵的日期,在历史上有精确到哪一天的纪录的话,那么这一天绝对可以算作大明王朝的“建军节”。当时的朱元璋并不受红巾军信任,相反处处受气,后来朱元璋带着这支军队打了几仗,地位也节节攀升,但也继续在红巾军内部受挤兑。

不得已转战定远,这支七百人的队伍中,他挑选了二十四名亲信随行,这二十四人,就构成了大明开国将领的雏形阵容:徐达,常遇春,宋朝用,郭英等后来的名将都在其中。之后朱元璋带着这二十四人招兵买马,在老领导郭子兴过世时,他已经有了数万军马,坐拥和州,定远等地盘,并趁元王朝麻痹大意的机会攻克了南京。大明王朝后来争雄天下的本钱,就这样打下来了。

朱元璋从早期拉队伍开始,一直奉行的策略,就是谋士朱升所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策略说白了,就是不争出风头,耐住性子发展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早期明军的力量,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暗暗壮大。然而力量壮大,却不等于军力强大。特别是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在军队建设上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军队的纪律松弛,虽然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对于各种军纪败坏的行为严惩不贷,但是败坏纪律乃至招来民怨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明实录》里记载,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有次与大臣们回忆早年往事时,说过这样一个事情,一次他骑马巡逻,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一问才知道,孩子的父亲被抓进军营当劳工,母亲也被劫掠进去,只留下孩子一个人。朱元璋当场大怒,愤而下令彻查,结果查明孩子的父母确在军营,并在朱元璋的关照下得以一家团聚。然而令朱元璋更加震惊的是,这个孩子一家的遭遇,在朱元璋军中绝非个例,相反比比皆是,之后连续十天的彻查,查明因军队劫掠而导致夫妻离散的家庭,竟然有数百家之多,虽然在朱元璋的严令下,这些家庭得以团圆并给与优厚的抚恤,但是明军当时的纪律状况,却可见一斑。

《明实录》说,即使二十多年后,朱元璋在回忆这事的时候也感叹,如果明朝军队一直都是这种风纪,大明怎么可能取得天下?那时的朱元璋,看似是一方枭雄,面临的局面却是极其严峻的。朱元璋占领南京后的中国,其实是四角鼎立。北方是以中央政府自居,占有中原以及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元王朝。南方除了占有淮西以及南京的朱元璋外,更有占有湖北荆襄平原的“汉王朝”陈友谅,以及表面向元朝称臣,其实却占据苏南地区割据自立的枭雄张士诚。在这四家里,朱元璋不但是力量最弱的,而且还是处境最危险的,他的地盘其实是夹在三家中间。

论军队实力,他比不上陈友谅,论经济实力,他比不上张士诚。而且更严峻的形势是,就算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如果想统一天下,就必须要战胜元王朝,也就是要打败当时天下最强的骑兵——蒙古骑兵。可当时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在朱元璋之前,红巾军起义也曾一度席卷南中国,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然而当进入北方平原,与强悍的蒙古骑兵交手后,由南方农民组成的红巾军却大多败下阵来。

当时的元王朝,虽然后世史家常津津乐道他们的“腐败无能”“皇帝昏庸”,但军事方面,彼时担负平定农民军大任,执掌元王朝军事大权的扩敦帖木儿(汉族名王保保)等人,可以说是不世出的名将,他们麾下的元军,也一改早期腐败无能的形象,战斗力直线恢复。凶险的局面外加强悍的对手,使朱元璋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严明纪律,比如每攻克一处城池,都格外注意招降敌人中具有骑兵训练经验的将官并委以重任,甚至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在北方购买战马。

然而大明军队真正摆脱“流寇”形象,实现脱胎换骨,成功升格为“国家军队”,却是以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年为转折,因为那一年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并展开了一番决定大明军队命运的谈话——刘伯温。那一年,也是刘伯温第一次受朱元璋邀请,到朱元璋麾下效力,在谈话中,朱元璋面对这位早已声名在外的浙东大儒,提出了一个困惑自己已久的问题:为什么天下义军这么多,却屡起屡灭,始终难以成事。

刘伯温却给出了朱元璋一个令人震惊的回答:因为农民起义有“九 恶”,所谓的九恶,就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曾避免的九条错误: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

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伯温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番言论等于打了朱元璋一巴掌,但朱元璋到底是朱元璋,挨了巴掌后不但不怒,反而如获至宝,不但对刘伯温大加重用,而且依照刘伯温的九恶,开始了针对性的改革。

   这“九恶”中,涉及到军队的最重要问题,朱元璋也有了自己的办法,元朝“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设大都督府,并正式确立军规二十二条,同年在南京设刑台,公斩二十二名犯事军官,从而震慑全军。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之前的明军虽然阵容庞大,但制度松散,管理疏散,可以说是草台班子,这之后的明军,却有了自上而下完备的军事制度,和条令森严的军规。

   之前朱元璋抓军纪,虽然常如暴风骤雨,但基本就是一阵风。风声紧的时候军队纪律就好,风声松了军队纪律就坏,这以后一切有了规章制度,不管风声松紧,一切都按制度来。军事制度立刻焕然。这之前的明军,好像一个内力深厚,却经脉不通的习武者,虽然不断的集聚力量,但始终不能把力量爆发出来,反而经常闹得内力失调,在这以后,明军算是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

   我们仅从明军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这前后的脱胎换骨。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数目庞大的明军,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钱粮,后来朱元璋痛定思痛,开始厉行屯田制,不但军队自己要种地,还要帮助地方兴修水利。结果地方生产发展,百姓富庶,原本向老百姓征收用于军用的“寨粮”,朱元璋也大手一挥不收了,从此深得民心,战斗力方面,明军也直线进步。

   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面对最直接的对手陈友谅,朱元璋处于绝对劣势,然而这以后,朱元璋却开始逐渐取得胜利。甚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决战时,陈友谅先以六十万大军,围攻朱元璋的边防要塞洪都,明军在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的统帅下严防死守,以劣势兵力死守八十五天,硬是没让陈友谅前进一步。洪都之战,不但创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城池防御战的经典范例,更为朱元璋的反扑赢得时间,七月,朱元璋以二十万大军反扑陈友谅,双方在鄱阳湖决战,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明军巧妙运用火攻战术,在顶住陈友谅疯狂攻击后,成功焚毁陈友谅旗舰,一举反败为胜。

    将陈友谅的汉政权——这个当时南中国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彻底击败。两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打出了明军的赫赫威名。次年朱元璋调转枪口,开始进攻另一大割据势力——张士诚的“吴”政权。如果说打陈友谅,明军经历的是防御战的考验,那么打张士诚,明军却又承受了攻坚战的煎熬。在元末各路枭雄中,张士诚是最擅长打防御战的,他最成功的战例就是早年起兵时,以几万劣势兵力死守高邮城,顶住了元王朝由丞相脱脱统帅的百万大军,死守四十天后居然一举反败为胜。

   而这一次,朱元璋也在张士诚的铜墙铁壁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在扫清张士诚外围,形成对张士诚首府平江的包围后,张士诚的严防死守发挥了效用,明军在平江城外围铸起了三层木塔楼,将其重重围困,并以塔楼向内发射弓弩火枪,却久攻不下,在战争后期,明军甚至动用了新式武器——襄阳炮。这是一种铜铸的重型火炮,按照《明史》的纪录,它不但杀伤力强大,而且射程惊人,平江之战中,他的炮弹不但重创平江坚城,甚至更有炮弹落进了张士诚的王宫里。

  这场攻坚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较早的炮兵骑兵步兵协同作战的范例。经过八个月的攻坚后,明军终于攻克平江城,灭掉了张士诚政权,而这场战争除了政治意义外,军事意义也格外重大——战胜了当时中国最擅长防御战的张士诚,从此之后,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条防线可以阻挡明军。如果把争霸战争,比作现代拳王争霸战的话,那么之前明军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鏖战,好比争霸赛中的预选赛,为的就是获得挑战“拳王”——元王朝的资格。

   比起平定张士诚和陈友谅来,挑战元王朝对于明军来说,却是一个看似容易,其实难上加难的任务,从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还没有一支起义军能够北伐成功,甚至再往前数,自从北宋灭亡后,以长江为界,更没有一支南方政权可以北伐成功。乃至再往前数,在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开国皇帝,可以用从南向北的方式统一中国。明朝北伐元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是在挑战历史的定律。然而明军却成功了,除了正确的战术以及政治策略(两路北伐,先山东后大都,以及在北伐中坚持正确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不滥杀无辜)外,军事层面,明军其实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是骑兵,这可以说是明军与元王朝相比差距最大的环节,虽然在专业骑兵素质上,后天练习骑马的明军是有差距的,但是明军士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长期严格纪律所形成的令行禁止的作风,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而明军在与元朝主力部队对决时,正是把这两条发挥到了最大。明军与元朝主力骑兵的经典决战有两场,一场是太原之战,一场是定西沈儿谷之战。先说太原之战。这场战斗,集结了彼时明军两大将星——北伐元帅徐达与副元帅常遇春,本来明军意图直捣太原,谁知元朝名将王保保将计就计,反而抢在明军增援部队到来前提前驰援太原,以优势兵力列阵太原城外,挡住了徐达的主力。

   如此一来,兵力劣势的徐达,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徐达却将计就计,趁夜发动劫营,以主力决死一搏,突袭元军大营,一场混战后,歼灭元军四万人,俘虏四万人。如果说这一战,明军多少还占了元军麻痹大意的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定西沈儿谷之战,就更说明了明军的强大。当时明军进军甘肃,元将扩敦帖木儿以攻为守,反而主动攻击兰州,意图引明军救援,继而集结优势兵力全歼,明军由徐达统军迎战,率军进抵定西沈儿谷与元军对峙。

   在兵力不占优势,后勤补给不畅,难以持久的局面下,徐达使出了“疲敌之计”,命军队昼夜擂鼓呐喊不停,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却迟迟不发动总攻,期间更多次击退元军反扑,经过数日对峙,元军被拖得筋疲力尽。徐达果断下令反击,趁夜以中央突破战术直扑元军大营,一场厮杀后,八万六千多人被俘,五万匹驼马被缴获,全军覆没的扩敦帖木儿,只带着一家老小仓皇逃离。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骑兵遭受的最惨痛毁灭性打击。

    明军卓越的战斗素质——迅猛的冲锋,令行如一的坚决执行力,以及在艰苦环境下顽强的意志品质。拥有这一系列优秀品质的明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敌人不二的噩梦。而且明军还顺便创造了另一项奇迹——汉唐两个以武力着称的王朝,在早期建立政权后,苦于连年战乱经济疲敝的现实,面对外敌的侵扰,不得不采取妥协求和的方式安定局面,等到实力积累强大后再进行反击。

   明朝却恰恰相反,明朝开国,同样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然而对于强大的敌人元王朝,明朝既不求和也不妥协,一边进行对外战争,一边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两头都没有耽误,在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年里,明军相继在西北,漠南,辽东地区多次重创元王朝。特别是蓝玉的捕鱼儿海之战,不但以十五万大军,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深入到贝加尔湖地区,重创北元王朝主力,更令“元朝”这个政权实际不复存在——明军在此战中虽没有捉住北元太子,却缴获了元朝印信。这以后,原本以“北元”身份存在的蒙古草原地区,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

朱元璋是这样打败蒙古骑兵?

   并相继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虽然与明朝时战时和,但相互之间的册封关系和朝贡关系却一直延续下来,并最终被清王朝继承。这一切的实现,同样首先来自于军事上的成就——是铁血的大明军人打出来的。铁血明军之所以可以打败蒙古的铁骑,他们并非先天就这样强大,而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默默积累实力,最终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破茧而出,笑傲四海。而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明军不仅摧毁了元王朝最精锐的主力,同时也彻底摧毁了元朝反扑中原的能力。

刘伯温助朱元璋建明后顿悟:“帝王心术”,四字道破治国的最高机密

   “帝王之道,深若渊海;君臣之术,变如风云。智者察微知著,愚者视而不见。”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一位被誉为”帝师”的奇人,以其卓绝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辅佐一个草根出身的贫民成就了开国帝业。

   此人便是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后世尊称为刘伯温。他不仅精通天文地理、兵法谋略,更是洞察人心、深谙帝王之术的绝世高人。在辅佐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和尚成长为明朝开国皇帝的过程中,刘伯温亲眼见证了无数次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积累了对帝王心术的深刻认知。然而,直到明朝建立、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后,刘伯温才真正领悟到帝王心术的最高奥义。

    在一次深夜的宫廷密谈中,面对朱元璋一系列看似矛盾却又逻辑严密的政治手段,刘伯温如醍醐灌顶般顿悟了治国理政的最高机密。这个机密,被他概括为四个字,不仅揭示了千古帝王驾驭臣民的根本法则,更道破了权力运行的终极秘密。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为何能让饱读史书、智谋超群的刘伯温如此震撼?而这个被历代帝王奉为圭臬却从不明言的治国密码,又蕴含着怎样深层的政治智慧?

时值元至正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春意盎然的南京城内一片繁忙景象。经过多年的征战,朱元璋终于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即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应天府的皇宫虽然还在修建中,但已经初具规模,显现出王者气象。在皇宫的一处偏殿中,五十八岁的刘伯温正在整理着各种典籍和奏章。作为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他这些年来为明朝的建立可谓殚精竭虑,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随着大局已定,刘伯温心中却生出了一些困惑。

这些困惑并非来自于战略战术层面,而是来自于对朱元璋这个人的观察。刘伯温跟随朱元璋已有十余年,自认为对这位主公十分了解。朱元璋出身贫寒,当过乞丐,做过和尚,按理说应该是个朴实憨厚的人。确实,在早期的征战中,朱元璋表现出了爱民如子、礼贤下士的品质,这也是他能够得到众多人才辅佐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即将称帝以来,刘伯温发现朱元璋身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潜移默化中逐渐显现的。有时候,朱元璋会对某个立下大功的将领格外恩宠,赏赐丰厚,让人感受到他的仁慈;但有时候,他又会因为一些小事对同样的将领严厉斥责,甚至施以重罚。更让刘伯温困惑的是,朱元璋对待不同的人似乎有着不同的标准。对于一些能力平庸但忠诚可靠的人,他往往委以重任;而对于一些才华横溢但个性突出的人,他又会时不时地敲打警告。这种做法在外人看来似乎毫无章法,但刘伯温隐隐感觉到,这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的考量。

就在刘伯温为这些问题困惑不解的时候,一个宦官匆匆走进了偏殿,恭敬地说道:”刘先生,皇上有请,说是有要事商议。”刘伯温放下手中的典籍,整理了一下衣冠,跟着宦官来到了朱元璋的书房。这是一间布置简朴的房间,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有满墙的书架和一张大案几。朱元璋正坐在案几后面批阅奏章,见刘伯温进来,便抬起头来。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四十岁,脸上的棱角比年轻时更加分明,眼神也更加深邃。虽然还没有正式称帝,但身上已经隐隐散发出一种帝王的威严。

“伯温来了,坐吧。”朱元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语调依然和蔼,但刘伯温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和蔼中似乎多了一丝距离感。刘伯温坐下后,朱元璋继续批阅着奏章,过了一会儿才说道:”伯温,再过几日我就要正式登基了,心中有些事情想要和你商议。”“主公请讲,伯温定当知无不言。”刘伯温恭敬地回答道。朱元璋放下手中的朱笔,看着刘伯温说道:”这些年来,多亏了你和诸位贤士的辅佐,才有了今日的局面。但天下既定,如何治理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主公圣明,想必早有良策。”刘伯温谦逊地说道。朱元璋摇了摇头,说道:”治国和打仗不同,打仗的时候敌我分明,目标明确。但治国则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缓缓踱步,继续说道:”就拿用人来说吧,该用什么样的人?如何用人?如何让他们既能发挥才能,又不至于功高震主?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刘伯温听出了朱元璋话中的深意,但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朱元璋继续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帝王,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仁慈还是威严?是宽容还是严厉?”“依伯温之见,帝王应该仁德为先,以德服人。”刘伯温按照传统的儒家观念回答道。朱元璋听了,淡淡一笑,说道:”仁德当然重要,但仅有仁德够吗?如果一个帝王只有仁德,没有威严,臣下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让刘伯温陷入了沉思。确实,历史上那些仅以仁德治国的帝王,往往都难以真正控制住局面,最终导致政治混乱。

朱元璋看到刘伯温在思考,便继续说道:”我记得你曾经和我讲过韩非子的理论,说是要法、术、势并用。现在想来,这其中确实有些道理。”“主公所言极是。韩非子认为,法是制度,术是方法,势是权威。三者缺一不可。”刘伯温解释道。“正是如此,”朱元璋点头道,”但我觉得还不够全面。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不能改变人的内心。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但如果过于机巧,反而容易被人看破。权威可以震慑人心,但如果过度使用,又会引起反弹。”

朱元璋的话让刘伯温越来越感兴趣。他发现,这位即将成为皇帝的主公,对于帝王之术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深的层次。“那么,主公认为应该如何治国?”刘伯温虚心请教。朱元璋停下脚步,看着刘伯温说道:”我觉得,真正的帝王之术,在于一个’变’字。”“变?”刘伯温有些不解。

朱元璋解释道:”对,就是变化。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候要有不同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但又在情理之中。”

他举例说道:”比如对待功臣,有时候要给他们极高的荣誉和丰厚的赏赐,让他们感恩戴德;但有时候又要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挫折,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主人。这样,他们既不会因为受到冷落而心生怨恨,也不会因为过于恩宠而心生骄傲。”刘伯温听得若有所思,但还是觉得有些抽象,便问道:”主公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

朱元璋想了想,说道:”就拿徐达来说吧。他跟随我多年,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是我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但前几天,我却因为他在一次军议上的一句话,当着众人的面严厉地斥责了他。”“为什么?”刘伯温好奇地问道。“因为我发现他最近有些飘飘然了,”朱元璋解释道,”连续几次大胜之后,他在说话时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些骄傲的语气。虽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我必须让他知道,无论立下多大的功劳,他依然只是一个臣子。”

“但是,”朱元璋话锋一转,”斥责完他之后,我又私下里单独召见了他,对他嘘寒问暖,还赏赐了他一些珍贵的物品。这样一来,他既明白了我的态度,又感受到了我的关怀。”刘伯温听完这个例子,心中更加困惑了。他觉得朱元璋的做法有些过于复杂,甚至有些矛盾。但仔细想想,似乎又有一定的道理。朱元璋看出了刘伯温的困惑,便说道:”伯温,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做有些不合情理?”

刘伯温犹豫了一下,说道:”伯温不敢,只是觉得主公的方法确实… 有些复杂。”朱元璋哈哈大笑,说道:”复杂就对了!如果帝王的心思让人一眼就能看透,那还如何驾驭群臣?”他重新坐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伯温,你要明白,帝王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可以坦诚相待,可以表里如一,但帝王不行。帝王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会被无数双眼睛盯着,被无数颗心思考虑着。”

“如果帝王的态度始终如一,那么臣下就会形成固定的预期。有了固定的预期,就会有相应的对策。这样一来,帝王就失去了主动权。”朱元璋的话让刘伯温开始理解他的思路。确实,在政治斗争中,保持神秘感和不可预测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刘伯温还是有些疑惑,”这样做会不会让人觉得帝王反复无常,失去威信?”

朱元璋摇头道:”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变化要有理有据,不能完全没有章法。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感觉到,这种变化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喜怒无常。”他继续解释道:”比如说,对于忠诚可靠但能力平庸的人,我会给他们一些重要但风险较小的职位,让他们感受到信任,同时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对于能力出众但野心较大的人,我会给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但同时也会时时提醒他们谁是主人。”

刘伯温听得越来越入神。他发现,朱元璋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政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朱元璋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的。每一个例子都让刘伯温感到新奇,同时也让他对帝王之术有了更深的认识。“主公的智慧确实高深,”刘伯温由衷地赞叹道,”伯温受教了。”

朱元璋淡然一笑,说道:”这些都还只是皮毛,真正的帝王之术,远比这些要深奥得多。”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发现已经是深夜了,便说道:”今日就谈到这里吧,伯温也早些休息。明日登基大典,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刘伯温起身告辞,但心中的困惑并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了。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他一夜无眠,反复思考着朱元璋的话。第二天,朱元璋正式登基,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整个南京城都沉浸在庆典的喜悦中,但刘伯温的心情却有些复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刘伯温更加仔细地观察着朱元璋的言行举止。他发现,朱元璋的每一个政治动作,都暗含着深层的考量。有时候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有时候是为了测试某个人的忠诚度,有时候是为了传达某种信号。

最让刘伯温印象深刻的是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态度。对于那些立下大功的将领,朱元璋既会给他们极高的荣誉,又会在某些时候给他们一些挫折。这种做法让功臣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既感激皇帝的恩典,又害怕皇帝的怒火。刘伯温逐渐意识到,朱元璋所说的”变”,其实包含着更深层的含义。这不仅仅是策略上的变化,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控制术。

洪武元年的冬月,京师已是天寒地冻,但朱元璋处理政务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天深夜,刘伯温再次被召到御书房,只见朱元璋正在烛光下审阅一份份奏折,神情专注而严肃。“伯温,坐。”朱元璋头也不抬地说道,”今日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看法。”刘伯温坐下后,发现案几上摆着几份奏折,上面写着不同大臣的建议,内容涉及对某位功臣的处置问题。这位功臣在建国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最近似乎有些越矩的行为。

朱元璋放下朱笔,看着刘伯温说道:”你看,对于这个人,有的大臣建议重罚,有的建议轻处,还有的建议既往不咎。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

刘伯温仔细看了看奏折的内容,沉思片刻后说道:”依臣之见,此人功大于过,可以网开一面,但也应该给予适当的警告。”朱元璋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如果我既不重罚,也不轻处,而是先严厉斥责,让他感到恐惧,然后再给予安慰,让他感到温暖,你觉得效果如何?”这个问题让刘伯温愣了一下。朱元璋的这种做法,正是他这些日子以来观察到的那种”变化”的具体体现。“这样做,”刘伯温慢慢地说道,”既能达到警告的目的,又能保持他的忠诚度,确实是一个巧妙的方法。”

  朱元璋微微一笑,说道:”伯温果然聪明。但你可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刘伯温想了想,说道:”这样可以让他既感到畏惧,又感到感激,从而更加忠诚于皇上。””不错,但还不完全,”朱元璋摇头道,”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让其他人看到,跟随我既有风险,也有好处。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控制人心的关键。”

说到这里,朱元璋忽然停住了,眼中闪过一丝深邃的光芒。他看着刘伯温,缓缓说道:”伯温,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和实践,我终于悟出了帝王心术的真正奥秘。”刘伯温心中一震,他感觉到朱元璋即将说出什么极其重要的话。”这个奥秘,”朱元璋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掌握了这四个字,就掌握了治国的最高机密…”朱元璋的话戛然而止,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凝视着外面的夜色雪花正在静静地飘落,为整个京师披上了一层银装。刘伯温屏住呼吸,等待着朱元璋说出那四个字。

他知道,这四个字必定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可能会彻底改变他对帝王之术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