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金笔尖诗曰：

　　　　红旌双面裂云霞，

　　　　日月争辉各自夸。

　　　　工联笔锋惊晓角，

　　　　布城舌战卷寒笳。

　　　　千夫指前孤声壮，

　　　　百劫营中雁阵斜。

　　　　文章未竟金锁断，

　　　　更启征帆向天涯。

六十年代初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存在着莫斯科和北京两个中心。

其中，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大多支持苏共的观点，而那些尚未获取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亚非拉地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人，则对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情有独钟。

因此，在中苏进行意识形态博弈之际，中国共产党尤其需要争取亚非拉地区党组织的支持，以提高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

带着一种争夺国际共运指导地位的心态，中苏双方在196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开始前，中苏双方就世界工联书记处事先准备好的会议报告草案进行了讨论。

中方认为，这个报告草案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原则性的错误，但苏方坚持认为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争论影响团结，当日晚，中共中央召集与会的各国工会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中共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了座谈。

邓小平首先发言，阐述了中共中央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反帝反殖民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

由于事先并未就座谈会的内容与各方通气，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十分不满。他认为中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欲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因此，在勉强听取邓小平讲完了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格里申就表示反对，并且拒绝了邓小平的解释以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起身离场。

看着苏联代表带头而离场，东欧各国代表也纷纷起身离去，座谈会就此中断。

中方组织座谈会的目的，无非是想根据自己的意见修改工联书记处的会议报告草案，但苏联代表这种不容争议的态度使得中方的努力落了空。

既然不能与苏方关起门来达成协议，那就只好公开宣传中方的观点了。6月8日，中国工会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大会上发言，全面论述了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表明了与苏联主导下的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观点。

在讲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刘长胜高声说道：

“同帝国主义者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揭露他们的战争阴谋。与他们谈论和平不仅是徒劳的，反而是在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了和平的使者。”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才可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人民就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刘长胜的讲话引起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亚非拉国家的代表纷纷发言，支持和赞扬了刘长胜的讲话。

在今天看来，刘长胜的讲话自然是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味道，但对于当时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亚非拉各国来说，无疑是极其振奋的。

与此同时，中方代表还利用主场优势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了支援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提案。

短短几日内，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在世界工联会议上与苏联同台论争，获得了亚非拉国家代表的全面支持，最终迫使苏方在较大程度上认同了中方的立场观点。

然而，世界工联理事会只是一个群众性的非党组织，中国通过这样的群众性论坛来批评苏方的观点，等于正式对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为此，苏联方面指责道：

“中国此举将给我们的敌人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可乘之机，从而破坏我们的团结。－－－－－－中国领导人搞了一场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

至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已从党内到党外完全公开化了，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此向华盛顿做了报告。

　　　　　　六十年代的北京

在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参与下，中国工会代表团在北京工联大会上的论辩获得了众多代表团的支持。这令远在莫斯科的赫鲁晓夫面临着两难选择：

要么向中国立场靠拢，从而事实上树立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理论指导地位；要么坚决反对，并背负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分裂的骂名。

中共中央在工联北京会议期间，以各种方式向各国工会大力宣传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开辟了理论战线的第二战场，这对于苏联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态的走向因此而改变，赫鲁晓夫很快就展开了反击行动。

6月10－12日，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40周年之际，苏联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强调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

中方也注意到了苏联这一最新动态，认为苏联已经开始从前一段时期为己方的辩解转入了对中方的反击。可以预料，接下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有一场艰难的抗争。

这次代表大会是赫鲁晓夫利用各国代表参加罗共“三大”的机会倡议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在彭真一行途经莫斯科时，苏共中央高层科兹洛夫等人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本来，双方在会谈之前都抱有“劝说”对方的心态，目的是防止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争吵再延伸至布加勒斯特。

但苏方一上来就指责中国在工联北京会议期间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违背了党性原则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接着又对中方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进行了批评。

中国代表团也不示弱，他们就有关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提出了批评。就这样，两党互相“劝说”的一场会谈变成了激烈的交锋，导致不久前在北京的争执将无可避免地延伸到布加勒斯特。

6月21日，苏共代表团向与会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内容是通过分析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所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赫鲁晓夫本人甚至发言说道：

“对于那些教条主义者，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

对于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可能在布加勒斯特的攻击行动，中方是早有预料的。没想到的是，绝大数代表团都支持了苏共而批评中共的观点，只有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如此一来，彭真和中国代表团就只能在“光荣孤立”的境遇中舌战群儒了。双方的用语都十分尖刻，颇伤和气。

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部分兄弟党代表提议发表会议公报，并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这下轮到中共代表团被推至两难境地了：要不在公报上签字，要不就背上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骂名。

很明显，赫鲁晓夫成功地报了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一箭之仇。但中共中央明白，此时还不能与赫鲁晓夫彻底闹僵，而且在国际共运中也有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党际关系原则。

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彭真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又发布了一个声明，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说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推出了会议公报，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和地位，极端粗暴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这是中共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评赫鲁晓夫。

中共这种既签署会议公报又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让赫鲁晓夫感到愤怒。他因此走出了十分不理智的一步，决定用经济手段来压迫中方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