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拔氏军事集团的起源
在正光四年(523年),沃野镇爆发了由破六韩拔陵领导的民众起义,史称“六镇起义”。他率众向南推进,攻占了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一带),并派遣将领卫可孤向东进军,攻打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部)和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两镇。
由于怀朔镇将杨钧早闻贺拔度拔的声望,便将其招至麾下,并任命为统军,负责领兵抵御卫可孤的进攻。贺拔胜兄弟三人也因此被委以军主之职。
次年(524年)三月,北魏朝廷派临淮王元彧率军征讨叛军。
然而,元彧率军抵达朔州(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后却迟迟未有进一步行动。
此时,怀朔镇已被围困一年多。贺拔胜见援军迟迟未至,便向杨钧请命,请求突围外出向元彧求援。他召集十余名勇敢的少年骑兵,趁夜冲出重围,并高声喊道:“我是贺拔破胡!”
叛军闻风不敢逼近。
贺拔胜一路疾驰至朔州,恳切请求元彧出兵援助。元彧答应继续推进,并命贺拔胜返回城中传达消息。
贺拔胜再次策马奔赴怀朔镇,在敌军追击下拼死突围入城,并亲手射杀数名追兵。临近城门时,他高声呼喊:“贺拔破胡率大军前来支援!”守军闻讯,立刻打开城门将他迎入。
不久之后,贺拔胜又受杨钧之托前往武川镇打探战况,却在途中得知武川已陷落,只得迅速折返怀朔。然而没过多久,怀朔镇也遭叛军攻破,贺拔度拔与他的四个儿子全部被俘。至此,怀朔、武川皆落入卫可孤之手。他对贺拔氏父子颇为信任,不仅未加防范,反而继续让他们统领兵马。
从历史角度来看,正是卫可孤这一致命的疏忽,无意间催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周隋军事政治集团的雏形。而贺拔氏兄弟凭借其智谋与勇武,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集团的核心人物。
卫可孤攻占武川之后,首要任务便是整编军队、扩充兵力。据史书记载,他征召两镇军民中的青壮年悉数入伍为兵。这两个北方重镇自古民风剽悍,尚武风气盛行,加之家族势力根深蒂固,仍处于农奴制晚期的社会结构中。
卫可孤的大规模扩军行动,实际上等于是将原本盘踞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武装化、正规化,这不仅增强了军事实力,也为日后陇右(今陕甘交界处陇山以西地区)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个重要的家族逐渐从民间崛起——这就是宇文氏。家族长者宇文肱是个颇具谋略的人物,他育有四子,其中第四子便是后来北周的开国君主——周太祖宇文泰。宇文泰正是在此风云变幻之际崭露头角,最终开创了北周王朝的基业。
宇文肱是一位极具眼光的老将,他早早看中了贺拔氏父子的实力。当时,贺拔度拔仍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宇文肱便果断与他建立联系,暗中筹划铲除卫可孤的计划,并意图夺回对武川的控制权。
在这一行动中,贺拔家族的关键人物贺拔胜发挥了主导作用。他联合宇文肱,秘密联络武川本地的豪杰义士,准备发动突袭。然而,此时大部分精壮力量早已被卫可孤收编入军中,因此这次内乱无异于“腹心之患”,对敌方构成了致命威胁。
此外,另一位重要人物也参与其中——独孤信。他是贺拔氏政治军事集团中的核心成员,与宇文泰关系密切,不仅是同乡,后来更成为儿女亲家。独孤信不仅仪表出众、才华横溢,在政坛上也有极高的手腕,尤其擅长结交人脉,而且每每都攀得极为精准。
独孤信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后来成为北周皇后;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大将杨忠之子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还有一位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虽然李虎本人未能称帝,但他的孙子李渊正是日后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也就是说,独孤信还是唐高祖李渊的外祖父。
由此可见,独孤信一家三代竟与三个朝代的皇族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传奇家族。而独孤信本人也曾一度投奔南朝梁,其一生经历丰富、波澜壮阔,极具传奇色彩。
就在武川城中,卫可孤先生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歌舞升平、得意洋洋之际,城内的局势却早已暗流涌动,只等一个契机便会彻底爆发。
这一天,卫可孤的儿子——同时也是他得力助手的卫可清,在城中待得烦闷不已,便提出要出城打猎。要知道,北方民族素来尚武好猎,骁勇善战,射猎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天性与训练。
不知卫可孤当时是出于何种考虑,竟点头答应,并说道:“既然要去,那就让贺拔老将军陪你一同前往吧,再带上贺拔家的老二贺拔胜。”这显然是个危险的安排——贺拔一家早有异心,正虎视眈眈地等待机会,如今这样的安排,无异于送羊入虎口,简直是天赐良机。
贺拔度拔随即安排宇文肱及其子宇文洛生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前往野外狩猎,地点选在了尖山一带。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正是贺拔家族的发源地,是他们的根基所在。
而卫可清这一天似乎运气不佳,打猎的过程极不顺利。当他试图射杀一头鹿时,竟然连射三箭都未能命中。
作为一个习武之人,这是极为丢脸的事。但他仗着自己身份尊贵,众人只能附和捧场,不敢露出半点讥笑。为了挽回颜面,他故作威严地命令贺拔胜道:“你去,给我一箭射死它!要是能做到,赏黄金十两!”
贺拔胜绝非等闲之辈,岂是任人驱使之人?他心中已有计较,却神色自若地走上前去,说道:“这有何难?不就是一只鹿罢了,你且看好了。”
说罢,贺拔胜拉弓搭箭,果然一箭命中,那鹿应声倒地。众人不禁暗自惊叹:此人果然身手不凡!
然而贺拔胜并未就此作罢,他没有回到队列,而是转头对卫可清冷冷一笑,道:“我再为你射个目标看看。”
卫可清不明所以,愣愣地问:“射什么?”
话音未落,贺拔胜脸色骤变,一声怒喝:“射你!”
随即利箭破空而出,卫可清猝不及防,应声落马。
队伍顿时陷入混乱——主将竟然被当场射杀,如此明目张胆,怎能不激起众怒?
眼看一场混战即将爆发,忽然,骑兵中冲出一位老者,厉声高喝:“卫可清已被贺拔将军诛杀,谁敢不从,便是此下场!”他手中长弓未收,眼神凌厉。
原来,贺拔胜年少成名,威名赫赫,众人本就对他心存畏惧,此刻更是无人敢轻举妄动。不多时,众人纷纷跪地叩首,表示归顺。反正兵随将走,换个主子也无妨,何必为旧主拼命?
贺拔度拔见局势迅速稳定,心中大悦。此处以他官阶最高,自然由他统辖全局。于是宇文肱被任命为军中参谋,此人智勇兼备、谋略过人,正适合统御调度。随后,那老者唤来儿子宇文洛生,命其先行入城,与城中叛军接洽联络,为后续行动铺路。
贺拔度拔任命贺拔胜为先锋,自己则与宇文肱断后,一行人迅速向武川城进发。
早先已有几名逃兵赶往卫可孤处报信,称城中发生兵变。卫可孤听闻后怒不可遏,正准备召集兵马迎战之际,贺拔家族的人马已内外夹击,直逼帅府而来。
贺拔胜一马当先冲入主帐,长久积压的屈辱与不满在此刻彻底爆发。他毫不犹豫地挺枪而上,将卫可孤当场刺杀于帐中。这位曾叱咤一时的草莽英雄,最终命丧于此。
卫可孤一死,武川城很快被贺拔氏掌控,几乎未再起波澜。众人纷纷拥戴贺拔度拔为首领。
然而贺拔度拔自觉名不正则言不顺,担心自己若不向朝廷报备,便如同草寇一般无异。于是他命贺拔胜前往云州,向刺史费穆汇报详情,并请其代为上奏朝廷,以明心迹。
贺拔胜即刻启程,抵达云州后受到了费穆的热情接待。之后,费穆却并未让他返回,而是诚恳挽留他在云州多住些时日。贺拔胜为人耿直,心想对方身为朝廷重臣如此礼遇自己,也不好推辞,只得留下。
消息传来,破六韩拔陵得知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卫可孤竟然被俘虏所杀,顿时震怒不已。他立刻调集大军,亲自率领,直扑武川而来。
这一次,贺拔氏家族就没那么好运了。面对士气正盛的叛军,仅凭武川城中老弱残兵苦苦支撑,几乎毫无胜算。
贺拔度拔与宇文肱两位老将私下商议对策。宇文肱分析道: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等敌人围城之后,迟早难逃一死。不如我率一部分兵力出城驻扎,主动迎敌,既能牵制敌人,又能与城内形成呼应之势,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困守孤城,终究不是办法。
贺拔度拔深知此理,便同意让宇文肱领兵出城布防。然而,再精妙的谋划也难以抵挡压倒性的兵力差距。谋略固然重要,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终,武川城还是被攻破。
贺拔氏的武装力量瞬间四散奔逃。贺拔胜当时正在云州无法驰援,于是贺拔岳和兄长成了父亲最后的依靠。
可惜大势已去,贺拔度拔最终仍被乱箭射杀,惨烈阵亡。
贺拔岳与兄长奋力夺回父亲的首级,然而眼看四周敌军众多,无法久留,只得在附近匆匆寻地安葬亲人。与此同时,宇文肱也在城外与破六韩拔陵展开激战,损失惨重,两名儿子更在混乱中失散。此时又传来城内贺拔度拔被杀的消息,宇文肱终因势孤力竭,不得不撤退逃亡。
就这样,武川这一战略要地再度落入破六韩拔陵之手。然而这场战役虽败,却促使贺拔氏军事集团在流亡中逐渐凝聚力量,踏上新的发展之路。
破六韩拔陵败亡
随着破六韩拔陵势力不断壮大,北魏朝廷开始调兵遣将试图镇压。最初,临淮王元彧奉命率军在五原与破六韩拔陵交战,但这位文人出身的王爷一触即溃,惨遭败绩;随后,朝廷又派遣安北将军李叔仁出征,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再度失利。
至此,北魏已无法凭借地方军队压制叛军,朝中意识到必须启用老将李崇。李崇曾是当年远征塞外平定柔然之乱的尚书令,此时年事已高。他清楚此行凶多吉少,深知自己力不从心,但因朝中无人可用、局势日益恶化——国内各地民变蜂起,反王至少已有四五十路——他只能勉为其难再度披挂上阵。
然而正如李崇所料,这次出征依旧未能扭转战局。在白道一带,其部将崔暹与破六韩拔陵主力遭遇,激战后大败而归。此时破六韩拔陵声势如日中天,不仅连连获胜,还成功策动塞外的高车东西两部叛离北魏,转而投靠自己,局势明显向有利于叛军的方向倾斜。
朝廷见李崇也未能建功,便认为他年老无用,最终将其免职,勒令回乡养老。
此时若说北魏朝廷中无贤能之士,那显然并不准确,问题只在于未能善用人才。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李崇失势后,朝廷派遣广阳王元深统领大军,负责讨伐破六韩拔陵。
元深虽出身皇族亲贵,但与其他宗室权臣一样,并非以军事才能见长。他本人也清楚,这次出征并非美差,而是极其棘手的任务。此时的北魏朝廷已是倾尽全力,几乎无兵可调、无将可用。
然而,在当时众多亲贵之中,元深确实算是唯一一位具备担当、有望力挽狂澜的人物。他性格开明,待人处事远比其他贵族谦和通达,不似那些人既傲慢又迂腐。不过,他在京城却有不少掣肘与隐患。
朝中城阳王元徽正与胡太后宠信的大臣徐郑暗中勾结,伺机对他下手。
两人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细究起来,多少也怪元深自己。
史书有载:“深与徽之妻通。”也就是说,元深曾与元徽的妻子有私情,给对方戴了绿帽子。

虽说北魏此时汉化已深,礼教伦理在表面上被重视,但在实际生活中,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仍相对宽松,从胡太后的行为便可窥一斑。
尽管如此,这种私德上的污点还是给了政敌攻击的机会。虽然朝廷眼下对元深仍颇为信任,派其在外统军作战,但朝堂之上早已是流言四起、谗言不断。
最终,正是这些背后的阴谋,将这位本可扶大厦于将倾的支柱人物彻底击垮。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现在,我们先回到元深与破六韩拔陵的正面较量上来。
元深自身的军事能力并不突出,他来到前线后选择驻守广阳,与破六韩拔陵形成对峙之势。虽然双方兵力相差无几,但战争不仅仅是力量的较量,更在于谋略与时机的把握。如此僵持不下,显然并非良策。
元深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用人。当时,他的幕府中正有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参军于谨。此人早前曾以一己之力击溃不可一世的柔然名将卫可瑰,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这次战事,也将成为于谨大展身手的舞台。他的智谋、战术运用以及英勇果敢,在这场战役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于谨深知,长期对峙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此时天下动荡,局势如同破筛,漏洞百出,各地盗贼蜂起,朝廷军队早已疲于应对。若继续这样消耗下去,只会让形势更加恶化。因此,必须另辟蹊径,采取奇谋制胜。
于谨出身贵族,家族势力被安排在边镇之地。此前怀荒镇兵变中的将领于景,正是他的兄长。对于北方各族的生活习惯与心理特点,于谨有着深入的了解。
于谨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破六韩拔陵眼下声势浩大,但这种迅速聚集起来的力量看似强大,实则隐患重重。
由于缺乏统一的军事组织架构,这些响应者虽众,却多为乌合之众,各自为政,形同散沙。他们之所以集结在一起,不过是出于抱团取暖的目的,并未形成真正的凝聚力。而这,正是敌军最大的弱点所在。
于谨与元深私下商议,决定采取一项大胆的策略:深入敌后,劝降破六韩拔陵军中实力最强的高车部落。元深对于谨一向非常信任,视其为心腹谋士。他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但对谨的胆识和智慧充满信心,因此全力支持。
于是,于谨独自一人前往高车部落的营地,面见酋长乜列河。凭借出色的口才与深远的谋略,于谨晓以利害、恩威并施,最终成功说服乜列河率领本部三万余户归顺朝廷。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一位真正的军事家,不仅要有战场上的勇猛,更需具备深远的谋略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于谨正是这样一位文武兼备的奇才。相比之下,像贺拔胜等人就显得逊色不少。
仅凭一席话便促成三万多户归降,这样的成就远胜于千军万马的厮杀。对于屡遭败绩的朝廷军队来说,无疑是一场久旱后的甘霖。元深欣喜若狂,甚至有些得意忘形,打算亲自率军北上折敷岭迎接乜列河。
然而此时,于谨却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及时劝阻元深,提醒他“兵不厌诈”,战争的胜利往往在于层层递进的谋略运用。贸然行动可能会让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于谨并未高调迎接乜列河,而是在途中布下重兵埋伏。但这伏兵的目标并非乜列河,而是破六韩拔陵。他早已料到,一旦破六韩拔陵得知乜列河投降北魏,必定震怒不已,进而派兵追击。
这正是军事谋略家的过人之处。相比之下,破六韩拔陵缺乏足够的智谋,仅凭一时血勇称王称霸,却难以真正夺取天下。真正的枭雄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运筹帷幄之才,而这恰恰是破六韩拔陵所欠缺的。
果然,乜列河部落三万兵马启程归顺北魏,如此大规模的调动自然瞒不过破六韩拔陵的眼睛。他果然亲自率军追赶。而前方的乜列河自知难敌,只能拼命奔逃,只求尽快抵达北魏控制地界以求安生。
最终,在半路上,乜列河成功将破六韩拔陵的追兵引入了于谨设下的伏击圈,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击就此展开。
在追击部队全力追赶之际,突然两侧喊杀声震天,于谨率领的大军如猛虎下山般冲杀而出。前方的乜列河部落原本被追得狼狈不堪,此刻见援军赶到,顿时士气大振,立刻调转矛头,向追兵发起凶猛反击。
这场激战虽未能彻底歼灭破六韩拔陵的主力,但却重创了其军队的嚣张气焰,令其元气大伤。
此时,北魏朝廷对于柔然可汗卫可瑰采取了新的策略,双方开始暗通款曲。卫可瑰经过权衡后意识到,眼下还是北魏掌控天下更为有利。
若让那些乱世枭雄坐稳江山,反而对自己不利——毕竟这些人皆出身北方游牧部族,与他本就存在潜在冲突。于是,他果断答应与北魏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围剿破六韩拔陵的叛军。
柔然军队从背后发起突袭,使破六韩拔陵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不久之后,其心腹大将孔雀被柔然军所杀,这一打击令破六韩拔陵极为震动。他深知若继续僵持下去,必会被两方联军逐步蚕食,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战略撤退,率部南渡黄河。
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果然,在撤退途中,破六韩拔陵不得不一边抵抗两边追兵,一边仓促转移,战斗连连失利,加速了其势力的崩溃与覆灭。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元深与于谨成功招降了二十多万人,叛军首领破六韩拔陵战死,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就此宣告终结。
然而,北魏朝廷对这二十万降人的处置却埋下了巨大隐患。朝廷将他们安置到冀州、定州和瀛州一带就食,但这些地区早已被当地世家大族牢牢掌控,土地资源极为紧张。
突然涌入如此庞大的人口,局势自然变得混乱不堪。要知道,这些降人并非寻常百姓,而是曾经揭竿而起、敢于对抗朝廷的“狠角色”。
元深目睹这一切,曾悲叹自己在战场上的努力终将被这种草率的安排所抵消。果不其然,之后局势急转直下,元深本人也未能幸免,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之中,最终身陷绝境。这样的局面,仿佛是天意在预示北魏气数将尽。
广阳王元深的悲惨下场
北魏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隐患,还没来得及稳定局势,新的危机便接踵而至。柔玄镇的百姓杜洛周揭竿而起,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一支反叛力量。杜洛周自称“真王”,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与此同时,五原地区的降户鲜于修礼也发动了起义。这两支义军后来逐渐合并壮大,最终汇聚成由葛荣领导的强大武装力量,对北魏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次动乱不仅撼动了北魏的根本,也促使另一股新兴力量在尔朱荣的领导下迅速崛起。
在这两大势力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北魏朝廷内部却依旧腐败不堪,胡灵太后执政昏庸无能,朝政日益衰败,最终导致整个政权走向崩溃。接下来的内容将围绕这一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此前提到,北魏皇室此时主要依靠的是广阳王元深。然而,他在朝廷中树敌众多,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这也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其中,曾被元深羞辱过的城阳王元徽,如今已在朝廷中身居要职,担任尚书令,并深受胡灵太后的信任与宠信,成为左右朝局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时,北魏朝廷大权正掌握在胡太后宠信的郑俨与中书舍人徐纥手中,二人内外勾结、操纵朝政。元徽虽有野心,却自知势单力薄,难以独揽权柄,便主动投靠徐纥与郑俨,结成同盟。
当时北魏皇室之中,尚有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宗室重臣:一位是曾当众怒斥胡太后的元顺,另一位则是镇守在外的广阳王元深。
两人一内一外,堪称朝廷中为数不多的稳定力量。然而,他们各自为政,既无深谋远虑,又缺乏联合对抗权臣的策略,最终难逃败亡的命运。
不久之后,元徽被加封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并进一步获得仪同三司之荣衔。他素来对元顺心存不满,便与徐纥、郑俨联手,在胡太后面前不断诋毁元顺,最终迫使元顺调离中枢,出任护军将军兼太常卿。无奈之下,元顺只得向胡太后辞行。辞别当日,他在后宫见到徐纥正侍立于胡太后身旁,愤而指着他厉声斥责:“此人便是魏国的宰禧!只要魏国尚未灭亡,他就不会善终!”
徐纥听后满脸羞恼,但因对方身份尊贵,不敢当场反驳,只能愤愤离去。而元顺余怒未消,继续痛骂其不过是舞文弄墨的小吏之流,随即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出。
这也是元顺为北魏朝廷所做的最后一次直言劝谏。
元深的处境更为艰难。胡太后心知眼下天下动荡,元深是不可不用之人,因此仍任命他为大都督,命其率军征讨鲜于修礼。元深心思缜密,特意将儿子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掌握朝廷动向。
朝中有人开始进谗言。元徽对胡太后说:“元深带兵出征,竟连儿子也一同带上,这不明显是在图谋不轨吗?恐怕早有异心。”胡太后本就耳根子软,听信了这番话,便暗中吩咐附近的将领多加防备。
元深接到军令后,见朝廷依旧信任自己统兵,知道暂时无碍,但他深知朝堂之上流言蜚语不断,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
为了自保,元深索性将大小事务一律以军情奏报的形式上报朝廷。胡太后一看这架势,明白他是以退为进、表达不满,于是下旨责问。元深趁机上书,请求将元徽调离京城外放为官。胡太后清楚两人之间的恩怨,自然没有答应,估计她心里已经开始怀疑元深了。
与此同时,杜洛周起兵作乱,与北魏几位猛将交战,尤其与行台常景、都督于荣多次激战,最终兵败身亡,部众被葛荣收编,势力归入其麾下。
鲜于修礼的阵营也陷入了混乱。他的手下将领元洪业将他杀害,企图率众投降朝廷。然而这种背叛行为缺乏群众基础,难以服众。不久后,大将葛荣杀了元洪业,接管了鲜于修礼的部队,并随后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势力迅速壮大,成为当时反叛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
葛荣上位后的第一战便与北魏章武王元融交锋,地点在白牛逻(今河北蠡县)。葛荣亲自率领轻骑兵迎战,一举击溃元融大军,元融兵败身亡。
元融的惨败令元深大为震惊。其实元深本就胆怯,全靠谋士于谨支撑才敢领军出征。如今局势紧张,他更是不敢轻举妄动,驻军不前。这一举动正中朝廷内奸小人下怀。
侍中元晏趁机向胡太后进谗言:“元深逗留不前,听说一切军政事务都听命于他的谋主于谨,恐怕是打算观望局势,伺机反叛。”
胡太后本来就对各地将领心存疑虑,听了此话更是深信不疑,顿时震怒,立即下令通缉于谨。消息传出后,元深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这是冲着自己来的敲山震虎之举,下一步很可能就要对自己下手了。
于谨确实是个机敏之人,面对危急局势,他果断采取行动,主动前往朝廷自报家门。
胡太后听闻此事,也觉得此人不凡,便决定召见一见。于谨面见太后时,言辞恳切,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的忠诚,并详细解释了军队行动的原委。一番陈词竟真打动了胡太后,暂时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再说元深率军抵达定州,定州刺史杨津却对他起了疑心,怀疑其有谋反之意。或许朝廷早已下达了暗中防范元深的密令,而元深的探子也察觉到了这一动向,于是元深不敢贸然入城,只得在城外安营扎寨。
随着北魏朝廷内部对元深的指责声日益增多,元深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愈发不利,便开始为可能的变故做准备。他召集自认为可靠的亲信都督毛谧等人,立下誓言,约定在危难之时彼此支援。然而此举反倒授人以柄——若无异心,何须如此防备?
果然,毛谧与元深并非一条心,转头就向杨津告密,称元深图谋不轨。随即,毛谧率兵追捕元深,元深仓皇出逃,在赶往博陵途中被葛荣的游骑所擒。
葛荣手下将士虽曾与元深交战多年,但不少人对其忠勇之名颇为敬重。加之旧时北魏臣民的身份根深蒂固,有人便提议拥立元深为领袖,使造反之举更具正当性。然而此举却触动了葛荣的忌讳——乱世之中,岂容他人分权?思虑再三,葛荣最终决定将元深秘密处死,以免后患。
就这样,北魏皇室中最后一位能征善战的宗亲人物黯然落幕,死于内斗与猜忌之中,令人唏嘘。正所谓“天命不可违”,北魏的衰亡之势,已无可挽回。
然而,元深的身亡却成就了另一个人——尔朱荣,这位真正能够拨开时局迷雾的关键人物。当时,尔朱荣已被任命为安北将军、都督怀朔诸军事。在他的麾下,贺拔允与贺拔胜兄弟率先归附,随后高欢、独孤信等风云人物也相继投奔。一个兼具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强大集团,在元深等人相继陨落后逐渐成形,成为北魏朝廷赖以支撑的最后一根支柱,同时也埋下了颠覆王朝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