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以上所述，皆金石之学肇始于两汉之征。魏、晋至唐，乃更见演进，已成北宋专门之学。递嬗之迹，亦可得而言焉。

一、订史正俗之例

魏孟康注《汉书·律历志》，据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管，不但竹也，以证《汉志》之说不尽然。

张晏注《汉书·儒林传》，案碑而知伏生名胜。

王肃释牺尊，据太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纯为牛形，以证其羽婆娑。然说非是。见《毛诗·鲁颂·（门+必）宫疏》。

晋晋灼注《汉书·地理志》，魏郡黎阳，据山上碑所云：县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阳以为名，以证地名黎阳，不名黎阴也。

熹平石经诗经残石 东汉熹平四年（175） 纵 38.0 厘米  横 12.0 厘米  破禅室藏

梁刘杳尝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尊，沈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凰尾婆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先引子尾送女器，与王肃说同。）晋永嘉时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为牛像，皆古之遗器，知匪虚也。并以证象骨饰尊之说非是。（见《南史》）。”

后魏郦道元《水经注》，青州刺史傅宏仁云：“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以证隶字自古出，非始于秦也。”

北齐  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拓本   青州田德祥先生藏

北齐颜之推《家训·书证篇》，据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诏丞相状、绾”古隶文，知俗作“隗林”之当作“隗状”也。

又《书正篇》：“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阚骃《十三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此。山上有尧祠，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颜氏据城西门内汉碑有铭“山有巏务，王乔所仙。”知俗名宣务山之当名巏务山也。案颜氏据碑以证山名，若阚骃只言柏人城东北孤山，为舜纳于大麓地，与碑无涉。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于《高祖本纪》，据班固泗水亭长碑，知“母媪”当作“母温”。

北齐  临淮王碑拓本局部

二、撰述引用之例

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凡引汉碑百，魏碑二十，晋及宋、魏称是（宋洪适、明杨慎俱辑碑目另刻）。

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五卷，引寺中所有碑志，约二十条。

北齐魏收撰《魏书》，仿道元《水经注》，于《地形志·府县》下，每引汉、魏以来石刻。

三、专著之始创

至于集录碑文，则梁元帝尝著《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楼子》，是真金石专著之祖，惜其书不传。

此据《四库提要》所引。案鲍氏《知不足斋》所刊《金楼子》第五卷《著书篇》，止载《碑集》十帙百卷。鲍廷博案云：“《隋经籍志》：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此作百卷，疑至隋时已失其全文。”

又《隋志》载梁顾烜著《钱谱》一卷，亦佚。其存者，有陶宏景《古今刀剑录》一卷、虞荔《鼎录》一卷，但真伪杂糅，不足以为信也。

田焽砖铭   十六国夏真兴二年（420）正月  破禅室藏

四、石经之著录

上述以外，又有二事之足述者，则汉、魏石经之著录，及陈仓石鼓之发现是也。

按六朝、隋、唐之间，其著作之述及石经者，有《洛阳记》《西征记》《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北齐书》《隋书·经籍志》及《西京新记》八种。然以汉、魏石经，其时相接，其地又同。

汉石经，熹平四年；魏石经，正始中，同立于太学。

故诸书所记，往往互误，其最甚者，无如《隋志》，三字一字，且未明辨，曰：“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西京新记》复承其误，曰“蔡邕三字石经”。至于经数石数，所记尤多纷纭，今略述之于下，以见昔人考核之欠精也。

汉石经数，据《后汉书·灵帝纪》《庐植传》《儒林传序》《宦者传》皆云“五经”；《蔡邕传》《儒林传》《张驯传》则云“六经”；《隋书·经籍志》又云“七经”。其目，则《洛阳记》《后汉书·蔡邕传》注引。举《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五种；《洛阳伽蓝记》举《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种；《隋志》则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其石数，则《西征记》（《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云“四十枚”，《洛阳记》云“四十六枚”，《洛阳伽蓝记》云“四十八碑”，《水经注·谷水篇》复以四十八碑为魏三字石经，《北齐书·文宣帝纪》云“五十二枚”。此皆先儒谓不可得而详者也。

魏石经所刊经数，据《西征记》《洛阳伽蓝记》为《尚书》《春秋》二部；《隋书·经籍志》所载，亦仅有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于《尚书》《春秋》二经外，又有《左传》《左氏传》。其石数，据《水经注·谷水篇》则四十八碑，据《西征记》则三十五碑，据《洛阳伽蓝记》则二十五碑。然无论二十五碑、三十五碑、四十八碑，均不足以容《尚书》《春秋》《左传》三书字数，此亦不可得而详者也。

又唐以前人所记汉、魏石经之经数、石数错综如是，若非经后人精密之考定，其疑终莫能决也。

大雁塔门楣线刻画  唐（618—907） 

大雁塔门楣线刻画 

五、石鼓之发现

至于陈仓石鼓，唐以前无闻焉。始出于陈仓之野，郑余庆始取置于凤翔孔庙。唐人咸以为周宣王猎碣，且谓是史籀之笔。兹录其说云：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石鼓文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记其事云：世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虞、禇、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记录，尤可叹息”。据此则唐初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已尝称述石鼓矣。

李嗣真《书后品赞》“史籀湮灭，陈仓藉甚”，既指石鼓，言出于陈仓也。

张怀瓘《书断》论籀文：“史籀者，周宣王史官……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

窦臮《述书赋》：“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有蔡邕，当代称之。据遗芳刻石，永播清规。”窦蒙注云：“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韦续集五十六种书体并序。内第十五大篆书云：“周宣王史史籀所作也，亦曰籀篆，石鼓文是也。”见陈思《书苑菁华》。

徐浩《古迹记》有“史籀石鼓文并为旷绝”之言。

封演《闻见记》，其第七卷有“石鼓”一条，有目而缺文。

唐人之称石鼓者，如此而已。其他歌咏所及，杜甫有“陈仓石鼓久已讹”之句，李潮《八分小篆歌》。韦应物、韩愈皆有《石鼓歌》。其指为周宣、史籀云云，要皆考据未精，率尔臆断，后人视之，自不免觉其幼稚可笑耳。

此魏、晋至唐金石学之演进也。

王居士砖塔铭  唐显庆元年（656）十一月  每页纵18.2 厘米 横9.2 厘米  破禅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