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猪（Sus scrofa）的驯化对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人们认为猪是在中国南方独立驯化的，但这一过程的具体时间和初始机制仍存在争议。本研究对长江下游地区两个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距今约8300至7800年）和跨湖桥（距今约8200至7000年）的猪牙结石中的微化石进行了分析。对淀粉粒、植硅体和寄生虫残留物的分析表明，猪食用了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废弃物，包括煮熟的淀粉类植物和人类鞭虫（Trichuris trichiura）卵，这些可能来源于食物准备过程以及被粪便污染的物质。鉴定出的植物种类包括橡子（壳斗科）、稻（Oryza sp.）、地下储藏器官如山药（薯蓣属）以及野生禾本科植物（小麦族和黍亚科），它们都存在于当地的植物群落中。牙冠测量的变异系数进一步表明，家猪和野猪种群同时存在。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了人类与猪之间多种相互作用模式，包括早期家猪在人类管理下生活、猪在聚落附近觅食以及自由活动的个体在人类影响之外觅食。长江下游地区在8000年前已经开始驯化猪，这可能既遵循了伴生动物驯化路径，也遵循了猎物驯化路径，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形成同步。本研究还证明了牙结石分析在揭示考古记录中明确的驯化形态标志出现之前早期人与动物关系方面的价值。在长江下游的潮湿湿地中，大约8000年前，一场悄然的转变正在进行。在正式的书写工具出现之前，在选择性育种之前，在驯化过程的明显骨骼迹象出现之前，野猪已经与人类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联盟。而这种早期亲密关系的线索，并不在骨骼或建筑中，而是在古代猪牙齿上的牙结石中。图1 研究分析的猪臼齿标本示例。来源：王佳静。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新研究以法医般的精确度审视了这些证据。通过对32个猪标本的牙结石进行微化石分析，研究人员重建了来自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和跨湖桥的猪的饮食、栖息地，甚至是卫生行为。“与人类共同生活使它们能够轻松获取食物，因此它们不再需要维持强壮的体格，”达特茅斯学院的人类学家王佳静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身体变小了，大脑也缩小了大约三分之一。”猪牙作为时间胶囊研究团队的这种方法绕开了驯化考古学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依赖于骨骼的大小和形状，而这些只能反映驯化过程的后期阶段。牙结石提供了更直接的信息——被困在其中的猪所吃食物以及它们所接触的微观遗迹。图2 猪牙结石中的植硅体（1水稻扇型，2水稻双峰型，3黍亚科，4芦苇扇型）。来源：王佳静。在发现的遗迹中，有水稻淀粉、山药、一种未知的块茎、橡子和野生草本植物。但最具说服力的可能是鞭虫卵（Trichuris）的残留物，这是一种专属于人类肠道的寄生虫。它们出现在猪的嘴巴中，强烈表明这些动物可能在食用人类排泄物——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水，但都证明这些猪可能与人类共同生活，或者与人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8000年前 不太“野”的野猪驯化并不总是在圈养中开始的。许多动物通过生物学家所称的“共生路径”进入驯化状态——被食物、住所或垃圾所吸引，它们徘徊在人类定居点的边缘。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友好或最能容忍的个体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图3 从井头山和跨湖桥的猪科动物牙结石中发现的鞭虫（Trichuris sp.）卵。（A）从猪科动物牙结石中发现的鞭虫卵样本。（B）井头山和跨湖桥的鞭虫卵的长度和宽度测量值与现代参考范围的对比，涉及人类鞭虫（Trichuris trichiura）和猪鞭虫（T. suis）（45, 46）。彩色点表示单个古代虫卵。实线框表示人类鞭虫（T. trichiura）的大小范围，虚线框表示干缩后的人类鞭虫（T. trichiura），点线框表示猪鞭虫（T. suis）的大小范围井头山和跨湖桥的猪似乎体现了这一模式。尽管它们在基因上仍然是野生的，但它们的行为和饮食表明它们与定居的人类群体有着密切的互动。一些猪的牙齿测量数据甚至与现代家猪相似，暗示选择性压力已经开始重塑它们的身体。“最初的变化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变得不那么好斗，更能够容忍人类，”王佳静解释道。两种路径的故事这些发现支持了早期猪驯化的两种模型：共生路径：猪并非被猎杀和捕获，而是被早期农业村庄的垃圾和食物残渣吸引而来。猎物路径：人类可能也有意管理野猪种群，选择性地捕获并逐渐驯化它们。这种双重动态模糊了野生与驯化之间的界限。一些猪在觅食，另一些可能被圈养，甚至部分喂养。这种行为的拼图反映了两个物种的灵活性。垃圾、寄生虫与疾病除了驯化之外，该研究还指出了早期动物与人类亲密接触的另一个后果：共享疾病。猪牙菌斑中的鞭虫卵突显了在卫生设施出现之前共同生活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些野猪通过觅食人类垃圾迈出了驯化的第一步，”王佳静说。这种亲密的接触很可能是早期人畜共患病交换的起源，将动物寄生虫嵌入人类社区，反之亦然。图4 从井头山和跨湖桥猪科动物标本的牙结石中提取的淀粉颗粒。1:I-A型，橡子;2:I-B型，橡子;3:I型，橡子;4:II型，稻属；5:III型，小麦族；6:IV型，黍族；7:V型，山药；8:VI型，未确定的地下储藏器官（USO）；9至11:糊化淀粉颗粒。猪的根源在稻田中研究中的两个遗址，尤其是跨湖桥，都有早期水稻农业的证据。石器和陶器表明了活跃的食物加工活动。猪的饮食也反映了这一转变。它们的嘴巴，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厨房的微观档案。“我们可以假设猪不会为自己烹饪食物，因此它们很可能是通过被喂养或觅食从人类那里获取食物，”王佳静指出。驯化的门槛中国南方的猪驯化并非与野生状态的彻底断裂。这是一个过程——渐进的、混乱的，并且由重叠的关系塑造而成。这些遗址中的猪处于一种边缘地带：既不完全野生，也不完全驯化，但已经开始变成某种新的存在。它们的牙齿提醒我们，驯化并不总是由意图驱动的。有时它始于垃圾堆，在残羹剩饭和粪便中，野生动物找到了进入人类生活、厨房和文化观念的方式。Wang, J., Tang, Y., Zheng, Y., Jiang, L., Ma, X., Hou, Y., & Sun, G. (2025). Early evidence for pig domestication (8,000 cal. BP) in the Lower Yangtze, South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2(24), e2507123122. https:///10.1073/pnas.250712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