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总理的生平传记中，通常记录他是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周总理自己填写履历时，总是写上1922年7月作为入党年份。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含义呢？ 1921年2月，周恩来正在欧洲留学时便加入了中共小组。这个事实表明，他是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党员的入党程序尚不完善。周恩来入党时，是通过与张申府的谈话，随后向陈独秀报告，告知自己已加入党组织。
但在党内的资历问题上，周恩来曾在党的八大时谦虚地表示：我不能和毛主席以及董老相比，他们是党的创始人，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周恩来没有亲自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认为自己在党内的资历应稍晚于毛主席和董老。 尽管周总理这样谦虚地少报了自己的党龄，但这并未影响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地位。事实上，周总理不仅在党内备受尊敬，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也对他充满敬意。毛主席曾特别指出：恩来最出色的一点就是，他与党内外各个群体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周总理的一生充满了崇高品质和无私奉献精神。他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正是这种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共产党未能像国民党那样占据大片领土，但却牢牢地赢得了人民的心。 不仅如此，著名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与周总理会面后，不禁感叹道：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属于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共和国总理，并一直坚持了26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事务。尽管这26年里，总理的工作充满挑战，甚至遭遇过批评和不公，但他总是选择默默忍受，为国家整体利益着想。 1953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大增，国内也逐渐形成了过高的期望。到了1955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开始讨论如何加速各项工作的推进。很快，各项经济指标被定得过高，且持续增长。
周总理与陈云等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开始采取措施避免过于冒进的经济发展。为了避免高指标带来的潜在风险，周总理采取了适度压缩经济目标的措施。然而，这一做法并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1956年5月，周总理召开了多次会议，明确指出所有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避免冒进和保守两种极端的倾向。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过高的经济目标也得到了适当调整。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毛主席对反冒进政策的态度逐渐变得激烈，反对反冒进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到了1957年秋季，毛主席在多次会议上对周总理提出了严厉批评，直言那时你已经脱离了各省和多数部门。几天后，毛主席更加明确地表示不再提’反冒进’。 随着形势的变化，周总理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特意拿出一篇宣传大跃进的文章问周总理：你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面对毛主席的批评，周总理感到内心的巨大压力。
为了维护大局，周总理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并表示要为当时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发表了一些违心的言辞。会后，周总理辞去了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决定不再参与经济工作。从那以后，每次会议上发言时，周总理几乎总是以自我检讨为主。在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总理本打算亲自起草讲话稿，但在接到陈云的电话后，他最终再也没能写出任何文字。 直到八大二次会议后，反冒进的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但周总理内心的痛苦并没有得到缓解。对于反冒进政策，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最终，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含蓄地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会议中的党内领导人一致认为不需要改变现状，周总理应继续负责目前的工作。尽管毛主席此前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严厉，但面对周总理的辞职请求，毛主席仍然坚定地拒绝了。 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周总理与毛主席产生了分歧，甚至有过矛盾，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过程中，两人之间深厚的信任和友谊从未改变。尤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周总理在才华、工作能力、党内资历和威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使他成为党内不可替代的人物。 尽管党内外局势风云变幻，周总理的地位始终未曾动摇。遗憾的是，由于反冒进的声音占据主导，中国经济在60年代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