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墉于画，以书入道。篆籀的线质与行草的笔法，贯注于画纸之上。他深知，中国画本是线的雄辩，笔墨根基皆源于书法。故其笔下花鸟，根骨挺立，线条正而劲道，如根须扎入纸底。
吴昌硕与任伯年对他而言，并非炫目的灯彩，而似山间溪水，无痕地浸润过他多年的砚田；他深信创新如酿新酒，只能静待时光的酝酿——刻意催之，反败其味，僵其画意。
瓶花这一寻常之物，却成为周墉笔底常客。
起初不过图其分明的轮廓：白瓷、清水、红花，便于练笔时观照。
然而细究之下，瓶花竟渐渐显出一种深藏不露的意味：花枝插于瓶中，虽姿态舒展，根脉却早已断绝；色彩娇艳，却注定在案头一日日走向萎谢。此种情境，暗暗与人世间诸多难以言说的遭际相合。
他曾见过不少瓶花画作。有人精雕细刻，连花瓣上的露珠也纤毫毕现；有人挥洒写意，寥寥数笔便捉住神韵。前者自矜于技巧之工，后者陶醉于气韵之逸。
而周墉伏案之际，却常常生出一种被审视之感——仿佛瓶中之花正凝视着他，那目光里似有三分戏谑，又含着七分悲悯。
花不语，却比许多喧嚣的言语更为诚实。它从不掩饰自己行将枯萎的脉络，亦不伪作娇艳的姿态。今日盛开便盛放，明日凋零便坦然萎落，从不曾迁就画者的窘迫。
周墉坦言，有时画至中途，案头瓶花已悄然飘落两三瓣，他只得将这凋零也纳入画中。待画成，竟比原先构想的更添一种真实——那是一种拒绝粉饰、直面衰残的真实。
作画者与插花者，心意竟在瓶口相汇。周墉道破其中意味：画瓶花之人，大抵难逃一个“痴”字。
明知留不住，偏要留；明知画不像，偏要画。此般痴心，与那将花枝插入瓶中的人，何尝有异？不过是各自执拗，各自在无常中试图挽留一点浮光掠影。
最终，花必凋萎，画亦会褪色。而那驻足于画前的人，又能真正留住几分当初凝望瓶花时的心情呢？
瓶花静立案头，不过一瞬的光华；而周墉以笔与之相对，在纸墨间捕捉其形，亦是在记录那永不可被真正挽留的瞬间之魂。
花之易逝，画之恒存，这悖论本身，便是一幅永未完成的画，是生命在纸上的回响。
画者之痴，不在永存，而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瓶花与画纸之间，横亘着永恒与短暂的鸿沟，周墉的笔，不过是在这鸿沟上悬起一道细如发丝的索桥——他走过，看花者亦走过，桥下便是时光奔涌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