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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里常把“家庭联产承包”当作唯一正确答案，可在石家庄南边三十公里，有个小乡镇一直用集体账本回应质疑：咱们不但没垮，还把日子过出了新花样。这里就是周家庄。

早在1980年前后，周边村庄纷纷把土地分到户，连队旗帜拉成院落篱笆。周家庄却开了三天四夜的社员大会，最后压手印、写明书：要是咱们挣不到邻村那么多，集体就地解散，谁也别拖泥带水。

那张白纸红印子被外界看成“孤注一掷”，可乡亲们说：“真干不过人家，散了也光棍儿。”承诺写得硬，底气却来自一笔细账：八千多亩地、两个砖厂、一座面粉厂、再加上养猪场和苗木基地，这些家当拆分到户反而不好掌柜。

乡党委书记雷金河带着账本北上，给省里领导递材料：一年后，人均口粮六百斤、分红五百元；要是兑现不了，他第一个在公证处签字退岗。对方迟疑，他补一句：“请给我们十二个月的窗口期。”

李尔重在那张请示文件后写了六个字：“允许试点，不限模式。”这等于官方盖章：只要不拖集体的后腿，路子可以多条。雷金河回乡时，车还没进村口，敲锣打鼓就迎了出来。

“农改之父”杜润生比省里更谨慎，他要看账簿、看仓库、看社员的神情。走访三天后，他在招待所写下一行字：“小农必然要联合，但联合可以百样。”这句话后来被抄在周家庄会议室最显眼的位置。

开弓没有回头箭。乡里把一年拆成四个季度，每季都贴榜公布产值和奖金。第一季就抻劲儿：冬小麦亩产四百七十斤，比隔壁东营村多了六十斤，砖厂净利润超预算两成。

年终对账那天，雷金河让会计把邻村数据也列在黑板。结果显示：周家庄人均收入高出周边平均26%，人均集体积累高出41%。承诺全部兑现，解散条款自然失效。

外人最关心“他们靠什么赚得比别人多”。答案不在神秘配方，而是规模优势加风控：种粮用统一品种、统一机械；企业集体所有，分红按劳也按股；大家闲时进厂顶班，人手永远够用。

农业之外拼的是二三产业。砖厂和面粉厂提供现金流；自主修的冷链仓库让蔬菜卖到北京超市；一座小型光伏电站保证了村集体70%的公共电费。多条腿走路，哪条行情差就靠另一条补。

社员福利是另一张王牌。小学不收书杂费，老人每月领固定养老金，看病有互助金托底。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依旧保留分红指标，回乡随时能“接档”。

六十岁的社员韩桂兰说过一句精辟话：“咱跟集体是互相投保，公司亏了我亏一份，我病了公司也帮我赔一份。”这种黏合度，不是靠口号，是靠账簿和分红日的现金。

也有人嘀咕：倚重强势领导，换届后会不会散？雷金河的回答是“制度要比人长命”。乡里把决策流程写进章程：重大投资先全体分队讨论，再由代表大会投票；书记有否决权，却不能动用结余资金。

来自高校的研究团队做过对比实验：在减肥药材种植项目上，单干村提案失败率达到42%，周家庄只有18%。原因并不玄乎——集体可统一垫苗、统一保险、统一市场，个人只需管好田。

那么，为何这一模式没被大规模复制？答案可能让人泄气：复制不仅要制度，还要连片土地与高度互信，而这两样在改革浪潮中被迅速分割。许多村庄转回集体，首先就被问“谁来让渡承包权”，矛盾从第一天就卡壳。

周家庄也有焦虑。年轻人读完大学不想回厂房拌泥土，乡里只好搞互联网农业、冷链直播，把高学历子弟拉回来做电商。集体不拒绝个人致富，但有一条底线：资产不能私有化，收益必须二次分配。

四十年弹指而过，当年六百斤口粮升级成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6万元，分红改季度发。周家庄依旧是“最后的人民公社”，但它从未自称化石，而是把自己当实验田：凡是证明有效的，要优先在乡里试，再向邻村开放。

或许某天，它的指标赶不上更灵活的合伙制企业，集体会走到重修规则的岔口。但至少到现在，周家庄仍在给中国乡村提供另一种可能：土地不是越分越细才有效率，社区也不一定只能靠外出务工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