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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变局》节选（20）

我们前面说了，殷人流行虐杀活人祭神，而周人的宗教则全然不同。周人的祭祀，并不是要向“天”表示忠心（注1），而更多是展示一种伦理，是对民众的一种安抚与宣传，同时也是他们展示宗法地位、沟通宗族关系、加强政治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注2）。

所以周人与殷人不同，他们一般都不用活人献祭的，甚至连用牲也少得可怜（注3）；很可能，周公旦在东征之后对殷商遗民进行了思想教育，甚至取缔了商人大规模人祭的习俗，并消除了关于它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所以我们在史书中，从未看到过商人这些杀祭的残忍行径，看来，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但问题是，殷人积习已久，让他们完全放弃这种风俗是不可能的。据考古发现，在殷人集中居住的成周，曾发现一个带有很多人祭坑的殷人铸铜作坊遗址，总共发现了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还有一些完整的马、羊、狗骨架，以及占卜用过得甲骨。发掘报告推测，“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注4）。这座铸铜作坊从西周初年开始生产，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直到大约周穆王时期才被废弃。好在这之后，中原这种人祭现象就几乎绝迹了。

与人祭相比，殷人的人殉风习更加顽固。比如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房山）的西周早期墓葬分为殷人与周人两个区，东面周人墓葬没有殉人，西面殷商遗民的墓葬却几乎每座墓都有一两个殉人。另外，在宋国、晋国，乃至周原附近的“弓鱼”国，都曾发现过殷商遗民的人殉墓葬。但总体特征还是在减少，到西周中后期已几乎全部消失。

这说明，以周公为首的周朝统治者，一直在致力于移风易俗，打击殷人的人祭恶习。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那些恐怖宗教的暗黑记忆遂又开始浮出水面，特别是那些与殷商颇有渊源的东夷古族与秦楚等国，似乎又部分恢复了杀死贵族作为人牲或人殉的遗俗（注5）。宋国虽然早就被周公严厉取缔了人祭与人殉的制度，但身为正宗的殷商遗民，他们内心对此一直蠢蠢欲动（注6）；所以春秋霸主宋襄公为了感召同为殷人后裔的东夷，居然杀了鄫国国君祭神！

由此可见，宋襄公与齐桓公的称霸理念是有着巨大区别的。齐桓公的称霸策略，是“尊王攘夷”，宋襄公的称霸策略，却是“联夷复商”。宋襄公改变策略，一是前述的地缘与国力的原因，二是殷商遗民的复古情怀与民族优越感作祟，第三则是因为齐桓公去世后齐国霸业轰然倒塌，让宋襄公认为天命既不在周亦不在齐，而恐怕要回到我子姓大商族的手中来。

当然，宋襄公的天命观念与称霸策略，并非所有宋人都认同的，甚至在宋国统治集团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子目夷。目夷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目夷认为，首先，刑拘诸侯，这是周天子才有的权力，宋襄公爵位再高，也不能僭越；而且，祭祀是给人祈福的，民众才是鬼神的主宰，鬼神又怎么能接受活人的献祭呢，更何况是一国之君？齐桓公那么伟大，各位键盘（竹简）侠还说他德行不够；你宋公想要以此种行为去求取霸业，岂不是太难了吗？这样胡搞，得以善终就算万幸了。

看来宋襄公的复辟市场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就连他弟弟公子目夷都不认为殷商的辉煌还会重现，在目夷看来，周人的思想与制度都很好，如今没有复古的必要，大家还是向前看吧！

然而很可惜，执拗的宋襄公对于这些声音根本听不进去，他称霸的雄心与幻想的仁义已熊熊燃烧，无法浇熄，他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不管不顾的继续仁义下去，殊不知他的所谓仁义，不仅已被后人解读成伪善，甚至已被斥责成残暴了。中国历史上残暴的人很多，但像宋襄公这样残暴却自称仁义的人却很少见，于是千年骂言，缕缕不绝，大体认为宋襄公为王莽、岳不群之流，外仁内狠的伪君子尔。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进步和发展，宋襄公的残暴就源自此。所以历史中才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有时明显是错误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却还有人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仁义无比的。

注1：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虢公命太史嚚大肆祭神，太史嚚却表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注2：如《尚书·君奭》载周公曰：“天不可信，我道（治国之道）惟宁王（安王命）德延（延德泽）。”《礼记·祭义》载孔子曰：“（祭祀）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荀子·礼论》则曰：“（祭祀）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贤臣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语·楚语下》载楚国贤臣观射父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论语·八佾》载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注3：如周公营洛邑搞建城典礼，祭天时只杀了两头牛，祭地时只杀了“牛一，羊一，豕一”（《尚书·召诰》）；到年底，周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也只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一头红色的牛（《尚书·洛诰》）；反观殷人，则动辄使用几百乃至上千头牺牲，卜辞中甚至有“册（一种杀祭方式）千牛千人”的记载。周公与成王这么做，也是在给成周的殷人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

注4：洛阳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文物》1981年第7期。

注5：如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遭到楚国贤臣申无宇的批评（《左传·昭公十一年》）。秦国则是从公元前678年秦武公死后开始大量用人殉葬的，一开始就用了66人，后面越用越多，越来越嚣张。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在殷墟以北15公里的邺县民间，仍有将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恶俗，好在当时继承周公精神的儒家在魏国朝堂颇为兴盛，邺令西门豹遂果断弄死了这群宗教狂徒，让人祭的恶俗从此在中原彻底绝迹。

注6：继宋襄公行人祭之后，公元前589年，宋襄公的孙子宋文公死后，宋国居然“始用殉”，终于恢复了殷商“用人从葬”的恶俗，从而遭到了当时君子的严厉批评（《左传·成公二年》）。而杀祭鄫子的帮凶、东夷国家邾国在春秋晚期也恢复了人殉制度，如公元前507年邾庄公死后就“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左传·定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