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的火化现场，没人哭出声。
邓颖超坐在角落，神情平静。
直到火化工人走过来，她开口说了一句话：“拜托了，火化的时候，尽量完整一点。
不能碎，不能撒。”
这听起来像个不合时宜的要求。
可那会儿，谁都知道，这不是情绪化。
她不是在任性，她是在完成一场几乎不可能的承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
不到24小时，邓颖超就把一份亲手写的申请递到了中央办公厅。
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重点：“火化后骨灰不保留，按他生前遗愿处理。”那年她73岁，刚刚送走了陪伴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人。
可她没时间悲伤，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因为她知道，一旦有人动了“保留一点骨灰作纪念”的念头，这事就办不成了。
而周恩来的愿望只有一个：死后不占地，不留坟，不留盒。
说起来，这事儿得从1956年说起。
当时中央开始倡导丧葬改革，提倡火化。
周恩来是最早签字支持的人之一，但他不止是签字，他和邓颖超私下里还约定了更激进的一步：火化之后，骨灰也撤掉。
“骨灰撒到水里、撒向大地，还能继续服务人民。” 这是他当时的话。
听着有点理想主义，但了解这个人一生做事风格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说说而已。
他是真的打算这么做的。
担心的，是自己走得比邓颖超早。
因为一旦自己先走，撒骨灰这件事就得靠她来执行。
他反复跟她说：“你要答应我。
不留。”
邓颖超也确实答应了。
可谁都知道，说和做，是两回事。
尤其是眼睁睁看着骨灰化成灰、盒子里只剩下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说实话，那种时候，谁都想留点什么。
可她没有。
甚至连骨灰盒都不肯换。
火化那天，她穿了一身黑色旧中山装。
那是她16年前为周恩来准备的送别衣服，如今她又穿来送他。
黑呢料已经泛白，袖口还有补丁，但她坚持穿这件：“别浪费。
还能穿。”
骨灰撒出前，她一直抱着那个盒子不肯放。
那架撒骨灰的飞机起飞得很早，天还没亮透。
飞行员接到任务时，只知道是“特别任务”，连目的地都不清楚。
直到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打开舱门，第一把骨灰撒在密云水库上空，他才意识到——这是总理的骨灰。
那天总共撒了四处：北京的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还有一次是在首都上空盘旋时洒下的一撮。
他们没有搞仪式，没有媒体报道，甚至连航线都没留档。
一切都悄无声息。
可这些地点不是随便选的。
密云水库，是周恩来亲自拍板修的。
那时候北京严重缺水，他主持设计，安排迁民，组织施工，甚至亲自上工地干活。
海河，是他和邓颖超相识的地方。
那会儿他在天津办觉悟社，组织进步青年，邓颖超就是在那时加入的。
黄河入海口，是他对母亲河的告别。
他年轻时写过《念娘文》，里面多次提到黄河，提到母亲。
临终前，他希望骨灰从黄河流向台湾海峡。
他没说是为什么，但大家都明白。
1978年7月1日，邓颖超又写了一封信。
那天是党的生日，她对秘书说：“今天写，是最合适的。”信里列了五条，第二条是：“骨灰不保留，撒掉。”她怕时间久了，别人忘了。
1982年，她又把这封信翻出来，重新抄了一遍。
加了两条新的补充：一是她去世后，不用新骨灰盒，继续用老的；二是，不许给她立碑、建馆，不许搞纪念。
她说得很清楚：“我们俩共用一个骨灰盒没什么。
人死了，骨灰撒掉了，留那么多盒子干什么？节约一点。”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去世。
她88岁，走得很安详。
去世那天，工作人员把保存了16年的那个骨灰盒拿出来，换上了新的党旗。
她穿的还是那套老中山装，补丁还在，颜色更旧了。
“新海门”号轮船从天津码头出发。
船上没有公开悼念，也没有任何标志。
汽笛响了三次，花瓣撒入海河，骨灰随水远去。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用那个骨灰盒。
参考资料：
李捷、李海文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邓颖超，《我所认识的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颖超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王凡、张思德，《密云水库建设纪实》，北京出版社，2009年。
国家档案局编，《重要领导人殡葬制度变迁档案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