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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智承家 文泽千秋

——中华蒋氏故事之五十二

 (散文)

在唐代文化繁盛与社会动荡交织的历史坐标中，常州宜兴蒋氏家族以文脉绵延、忠勇传家著称，蒋将明（公元750—817年）便是这一家族精神的重要传承者与光大者。他字公亮，生于盛唐，历经安史之乱的烽火，以“智计保境、佯狂守节、文承世家”的一生，既为蒋氏家族奠定了“文武兼修、忠义立身”的家风根基，更以其仕宦作为与文化贡献，深刻影响了唐代中晚期的社会稳定与文化传承，成为中国历史上“儒者经世”的典型代表。

蒋将明的成长，深植于蒋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其父蒋瑰（一作环），字廷玉，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5年—公元741年）以“制举登科”入仕，因“学识渊博、文风严谨”，获荐入弘文馆任学士。弘文馆为唐代“储才之地”，主要职责是“校理经籍、教授生徒、参议朝政礼仪”。蒋瑰在任期间，主持整理了弘文馆珍藏的先秦至隋代的典籍，勘正其中的文字讹误，编撰《弘文馆经籍目录》十卷，为唐代典籍的保存与流传做出重要贡献。他还参与修订《唐六典》（唐代官制法典），负责撰写“门下省”“中书省”部分，其内容严谨详实，成为后世研究唐代官制的重要依据，唐玄宗曾赞其“有良史之才，堪为文化之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蒋将明自幼便浸润于诗书礼乐之中，既习得儒家经典的治国之道，也承袭了父辈“以文辅政、以智安邦”的处世理念。史载其“少通经史，善属文”，青年时期便以才学闻名乡里，这为他日后跻身仕途、执掌文柄打下了基础。

天宝末年，蒋将明凭借家族声望与自身才学，官至集贤院大学士、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要职（附录：《唐代宗赐蒋将明集贤院学士诰》朕思玉堂枢要，集贤清高，匪得贤才。曷称斯选？具官蒋将明，刚明有守，正直无私。素学足以尊主而庇民，嘉谋足以经邦而济世。是用显擢，以表殊才。今特命尔为集贤院学士。尚期恪勤乃职，务尽忠良，俾皇风清穆，治教休明。往哉汝嘉，毋替乃命！唐大历十年三月初十日）。集贤院作为唐代最高学术机构，掌刊辑经籍、撰集文章，能在此担任大学士者，必为当时学识渊博、声望卓著之人，这一任职不仅印证了蒋将明的学术造诣，更标志着蒋氏家族从地方文化世家向中央学术核心圈层的跨越。而河中府地处黄河东岸，乃关中通往河东的战略要地，蒋将明在此为官期间，既参与地方政务治理，也承担着守护边疆、稳定地方的职责，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战乱中“以计佐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叛军席卷河北、河南，中原大地陷入战火。此时的蒋将明正任职于并（今山西太原）、潞（今山西长治）二州，这两州乃河东军事重镇，是抵御叛军西进关中的重要屏障。面对叛军的猛烈攻势，蒋将明并未慌乱，而是以“儒者之智”辅佐当地将帅制定防御策略——他建议依托太行山天险构筑防线，组织百姓坚壁清野，同时联络周边唐军互为犄角，有效延缓了叛军的进攻步伐，为两州军民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史载其“以其计佐帅全并、潞等州”，虽未详述具体谋略，却足见其在军事防御中的关键作用，展现了唐代儒者“上马能安边、下马能治民”的经世之才。

然而，叛军势大，两州最终还是不幸沦陷，蒋将明也被叛军俘获。安禄山政权深知蒋将明的才学与声望，企图胁迫他担任伪职，以此拉拢河东地区的士人阶层、瓦解唐军抵抗意志。面对威逼利诱，蒋将明始终坚守“忠君爱国”的儒家气节——他既不愿背叛朝廷、沦为逆臣，又深知硬抗只会招致杀身之祸，反而无法再图报国。危急之下，他效仿古代贤士“佯狂避祸”之策，终日装疯卖傻，或披发街头、或言语癫狂，甚至故意做出不合常理之事。叛军见其“疯癫无用”，渐渐放松了警惕，蒋将明趁机逃离囚所，隐姓埋名于民间，直到唐军收复河东后才重新回归朝廷。

这一“佯狂守节”的经历，堪称蒋将明一生的精神丰碑。在唐代，士大夫的“忠义”观念已形成体系，但面对绝境时，“死节”与“存身”的选择始终是对儒者智慧的考验。蒋将明的选择，既避免了无谓的牺牲，又守住了“不事二主”的底线，展现了儒家“权变”思想与“气节”观念的完美结合——他用看似“屈辱”的方式，践行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内核。这种“守节而不愚忠”的智慧，不仅为后世士大夫提供了绝境求生的范例，更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精神的内涵，使其从“一味死节”的狭隘认知，拓展为“灵活守道、伺机报国”的务实理念。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社会进入重建阶段，文化复苏与人才选拔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泌（唐代中期重臣，曾封邺县侯，后追赠太子太傅）深知蒋将明的才学与气节，将其举荐至幕府，随后蒋将明再度回归集贤院，升任集贤殿学士，深度参与唐代中期的文化建设。集贤院在安史之乱中遭受重创，典籍散佚、学士离散，蒋将明到任后，首要任务便是主持典籍的搜集、整理与补编工作——他派人前往民间寻访流失的经史子集，组织学士校勘残缺的文献，亲自参与《唐六典》《通典》等重要典籍的修订，确保了唐代文化脉络的延续。

与此同时，蒋将明还重视人才培养，在集贤院设立“学士讲堂”，定期为年轻学者讲授经史与治学方法，许多日后成为唐代文坛与政坛中坚的人物，如韩愈、柳宗元的同辈学者，都曾受其指点。史载其“待人宽厚，诲人不倦”，在他的推动下，集贤院重新成为唐代文化学术的核心阵地，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儒学复兴奠定了人才基础。这种“以文传薪、以教育才”的作为，不仅让蒋将明成为唐代文化传承的关键人物，更将蒋氏家族的“文治”传统推向新的高度——从其父蒋瑰的“编书修典”，到蒋将明的“补典育才”，再到其子蒋乂、其孙蒋係的“文名传世”，蒋氏家族形成了“四代文臣、一脉相承”的文化奇观，成为唐代“书香世家”的典范。

蒋将明的儿子蒋乂，自幼受其父熏陶，精通史学与文献学，长大后官至秘书监（唐代掌管国家藏书与典籍的最高官职），曾主持编撰《通志》等重要史书，以“史学专精”闻名；孙子蒋係，官至礼部侍郎，擅长诗文，其作品被收录于《全唐诗》《全唐文》，父子祖孙皆以文名留世，这与蒋将明奠定的“重学崇文、以文立身”家风密不可分。在蒋将明之后，蒋氏家族虽历经朝代更迭，却始终保持着“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传统，宋代蒋捷、明代蒋冕等蒋氏贤达，皆以蒋将明为精神标杆，延续着家族的文化血脉。可以说，蒋将明是蒋氏家族从“地方望族”升华为“千年文化世家”的关键人物，他的家风传承，让蒋氏家族在中华姓氏文化中占据了独特地位。

对中国文化而言，蒋将明的贡献体现在“传承”与“创新”两个维度。在传承上，他于安史之乱后主持修复集贤院典籍，挽救了大量濒临散佚的文化遗产，确保唐代文化的连续性——若没有他的努力，许多盛唐时期的文献可能永远消失，后世对唐代历史、文化、制度的研究将面临巨大空白；在创新上，他推动的“学士讲堂”制度，打破了传统学术机构“重编修、轻教育”的局限，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为唐代中晚期的文化复兴注入了活力，也为后世“书院教育”的兴起提供了借鉴。此外，他的“佯狂守节”事迹，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忠义”精神的实践路径，让“气节”不再是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可操作、可践行的生存智慧，这对后世士大夫的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国社会进步而言，蒋将明的作为直接推动了唐代中晚期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安史之乱后，河东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蒋将明“以计佐帅”延缓叛军攻势，为唐军组织反攻争取了时间，间接减少了战乱对百姓的伤害；他“佯狂避祸”后回归朝廷，参与集贤院工作，通过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为唐代社会重建提供了“软实力”支撑——文化的复苏让百姓重拾生活信心，人才的涌现则为地方治理与国家行政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蒋氏家族“四代文臣”的榜样效应，也推动了唐代“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巩固（中唐后为避免藩镇割据，朝廷刻意扶持文官集团），这一风气虽在后世有过争议，却在当时有效遏制了军阀割据的势头，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蒋将明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谥号“悫”。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以“智保边疆、节守初心、文传薪火”的平凡坚守，在唐代历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对蒋氏家族而言，他是家风的奠基者，让“忠义”与“崇文”成为家族的精神基因；对中国文化而言，他是传承者与创新者，让唐代文脉在战乱后得以延续，并为后世文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对社会进步而言，他是稳定的推动者，以自身作为缓解了战乱创伤，为唐代中晚期的社会复苏贡献了力量。

时至今日，蒋将明的故事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提醒我们文化传承需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他的“守节智慧”，告诉我们在困境中应坚守底线、灵活应对；他的“家风传承”，则为现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蒋将明虽已远去，但他所代表的“儒者担当”与“文化自觉”，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赓续、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编后荐评】

文章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将蒋将明的人生轨迹置于唐代盛衰交替的背景下，刻画了一位集智略、气节与文才于一身的儒者典范。其“佯狂守节”的抉择，超越了简单的忠奸之辨，展现出儒家“权变”哲学的深邃智慧；而其在文化存续与教育传薪上的贡献，则凸显了士大夫“为往圣继绝学”的自觉担当。全文以严谨的史实为骨架，以“家国同构”的叙事为脉络，清晰勾勒出蒋氏家族由地方望族跃升为文化世家的关键历程。蒋将明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坐标，更是中华文明在动荡中仍能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微观缩影，其家风传承与文化责任感，至今犹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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