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剖”两字最先在《灵枢·经水篇》中出现，《灵枢·经水》篇曰：“夫八尺之土，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皆有大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余闻上古真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这里的“论理”、“列别”、“端络”、“会通”等都是通过解剖直观观察并加以分解、判明、审察、端络、会合、贯通的结果。
《灵枢·本藏》云：“五脏者，因有大小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这些直接与解剖定位定性有关系。如“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若腰尻痛”等等。更有意义的是，《灵枢·骨度十四》：“脉度言经脉之长短何以立之？……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脉度定矣。”有了足经长而手经短之说。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医者，开创了解剖尸体的先例。《内经》中《肠胃篇》《经筋篇》《骨度篇》《脉度篇》等，都是记述解剖学的专章。其中对人体骨胳、部位、脏腑、血管等，均有长度、重量、体积、容量的详细记载。书中一些解剖学的名称，主要脏腑的命名，到现代还在运用。
《内经》的许多篇章如《骨空论》中关于骨的解剖，《大惑论》中关于眼球的解剖，《五色》中关于胸腹腔及五藏六腑部位的解剖以及关于许多筋脉（神经血管束）的解剖，都是记述解剖学的专章，都与生理病理、疾病诊断紧紧相连。
【二】
中医从来都是以脏器解剖为主的实践医学体系。
如，对于脏腑与脑中枢之间的关系，《灵枢·大惑论》指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如何上注？“肌肉之精为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脉并为系，上属于脑。”明确指出内脏之精气在颈部受肌膜的约束，其中只有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缠裹颈动脉并行成为束状，上属于脑。只有脊髓“后出于项中”入于脑，“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上入于脑则脑转”，即椎动脉供血不足引发头晕。“随目系以入于脑为第三条入于脑”，如“目系急则目眩脑转矣”，可见中医在两千多年前正确地论述了脑与人体的联接。
《素问·调经论》说：“生于五脉，五脏之脉”，而且五脏连五脉是最直观的实体。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将全身各组织器官通过经络神经循环系统联系成为完整的统一体，并建立在脏腑解剖学基础上的藏象理论，成为中医基础医学理论核心之一。
在《内经》《难经》中的解剖概念非常丰富，五脏六腑的大小、重量、位置、长短、功能，以及气穴、骨空、脉度、骨度、汗腺（玄府、汗空）等运动系统、泌尿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等等，都有详细介绍，甚至造血系统都有。
有关解剖方法和结果的论述还散见于《素问·灵兰秘典论》《灵枢·肠胃》《灵枢·骨度》《灵枢·脉度》《灵枢·本藏》《灵枢·天年》及《素问·诊要经终论》等篇中。在《灵枢·肠胃》中，还采用分段累计的办法，度量了从咽以下直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长度，得出的数据与近代解剖学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发现心与脉管相连，心脏搏动推动血液在脉管内运行，如果心搏停止，则血行停滞，神志丧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心主血脉”、“心主神志”的理论等。
又如《素问·骨空论》中有“数髓空在面颊鼻”的记载，即面颊两侧的鼻窦，这是除了局部解剖之外，只能通过内视看到的骨结构。又如“扁骨有渗理腠，无髓孔，易髓无孔”，即扁骨具有造血功能。
至于其他，还有神经锥体交叉、心脏瓣膜运动、肾皮质与肾髓质结构、视神经的解剖结构等等，至今许多西医局解名词用的都是《内经》中的名称和概念，如贲门、幽门、肛门、五脏六腑、骨骼结构名词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古中医的人体解剖结构上古时代就已经很成熟，后来的那些《存真图》《欧西范五脏图》《医林改错》等等只是失传后的部分记载而已。
又如《灵枢·肠胃》篇，叙述了消化道中各个器官“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经五寸，大容三斗五升。”这里说明古人已注意到口、唇、齿也是消化道的重要部分。
同时，该书对胃肠道的形状，描绘得也十分细致。“小肠（指十二指肠和空肠）后附脊，左环回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三尺。回肠（其中包括结肠上段）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传脊（指乙状结肠和直肠），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书中消化道长度的记载，和现代解剖学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
《内经》书中对浅表血管如尺动脉、桡动脉、颞动脉、舌下动脉、颈动脉、股动脉、腘动脉、足背动脉、胫后动脉及大量的体表静脉，甚至微循环，都有真实而可靠的描述。书中外科列专篇论述，并记载了针砭疗法及脱疽后期的截趾术，腹腔穿刺术也有十分详细的描述：“徒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己刺而引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必坚，来缓则烦懊，来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
《灵枢·痈疽》曰：“发于足趾，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充分描述了脱疽手术截肢治疗方法及脱疽手术治疗的适应症。《素问·病能论篇》曰：“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刺节论》曰：“治腐肿者刺腐上，视痈大小深浅刺”。阐述了脓肿切开法的适应症和操作方法。
我们的祖先从事过实地解剖、测量和研究。根据目前所知的资料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古人对血液与心脏的关系已有所认识，“诸血者，皆属于心”指出血液是受心脏控制的。“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这段记载表明当时人们已意识到血液的流动是周而复始，如环之无端。事实上已经包含有血液循环的概念。《黄帝内经》云：“心居肺管之下，膈膜之上，附着背之第五椎，……。”《难经》曰：“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又如《黄帝内经》记载，食道长为一尺六寸，肠道合为五丈五尺八寸，其比例为1：35，这些记载与德国斯氏解剖学1：37 的结果极为近似，足以说明古代医家对脏腑的观察与测量是何等精确。
中医学在认识人体现象时，一方面通过直接观察，认识到人体“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灵枢·寿夭刚柔》），“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有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灵枢·论痛》）。
另一方面，注意到人体在体型、体态、肤色、机能、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把人体置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进行整体观察，即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规律对人体的影响方面考察和认识体质现象，如《灵枢·论勇》指出：“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也。”通过对人体的广泛观察，中医学认识到人体有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在观察的基础上，中医学还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特异性的指标进行测量，如《灵枢·骨度》以骨骼的长短度数为基准，测知脏腑的大小、经脉的长短及人体各部的长度，而骨骼的长短因人而异，故其在测量时，确立了一个中等的骨度；《灵枢·肠胃》测量记录了胃肠的大小、长短、容量及承接，可知人体食道与肠的长度比例为1：35，《灵枢·平人绝谷》对胃、小肠、回肠、广肠的长短、容积都有测量记录；《灵枢·本藏》和《灵枢·师传》还根据五藏、五官之大小高低偏正测知脏腑功能的状态；《素问·平人气象论》还记载了人体呼吸和脉搏的比例为1：4-1：5等等。
进一步通过“司外揣内”的方法来分析判断人体内脏的形态及活动状况。早在《灵枢·外揣》中就指出：“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样，响之应声，影之应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
《丹溪心法》说：“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事物内在的变化，可通过一定的方式反映于外表，故通过观察表象，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内在的变化机理。
【四】
人体的外部形态差异，是内脏形态和功能状态的生物全息反映，故《灵枢·本藏》说“高耳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肉坚大者，胃厚；肉薄者，胃薄”。脏腑形态、位置的差异，不但决定了其功能状态的差异，还决定了其心理特征的差异。因此《灵枢·本藏》《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论勇》《灵枢·寿夭刚柔》等篇，还据人体外部特征，对其心理特征进行了推测。中医体质理论主要以“司外揣内”的生物全息方法，借助于对人体生理、病理体质现象的观察分析，来推知判断内在脏腑形态和功能的盛衰偏颇。
《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论述的是解剖方法和结果。相关的论述散见于《灵枢》的《肠胃》《骨度》《脉度》《本藏》《天年》及《素问·诊要经终论》等篇中。一些基本的脏腑生理功能就来源于解剖的直接观察和初步推论。
“见而得之”为“司内揣外”，与“其死可剖而视之”相应，用于考察尸体，即解剖形态观察法。《灵枢》的《经水》《肠胃》《骨度》《经筋》《论勇》《血气形志》等篇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对人体外表度量切循的同时，对尸体则可以解开来观察，观察的内容包括五藏的坚脆，六腑的大小容积，血脉的长度，血气的清浊，气的多少，经筋的起止，骨与内脏大小、广狭的关系等，反映《内经》藏象理论的解剖形态基础。
《内经》一书对人体骨骼解剖（《灵枢·骨度》）、血管解剖（《灵枢·脉度》）、胃肠系统的解剖（《灵枢·肠胃》）以及内脏解剖（《灵枢·本藏》）均有记载，但失之笼统和粗略。《难经》所记载的人体内脏器官的大小、长短、容量等解剖数据，较《内经》已有很大进步，而且具体了许多。
《内经》在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体的骨骼、肌肉、内脏、经脉进行度量，如《灵枢·经水》指出对形体度量能产生数学方法。即“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在《肠胃》《骨度》《脉度》《血气形态》等多篇，均通过测量脏器的解剖形态，揆度色、脉、气血的数量以把握生命运动中的生理、病理变化。
大量史料表明，心、肝、脾、肺、肾五藏，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六腑，都是在解剖基础上，对人体脏器实体的命名。《灵枢·胀论》指出：“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名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为解剖学的始基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内经》的解剖内容比西方医学的《魏萨利书》早1500年，医学史上第一部人体解剖学出自中医古籍 。
【五】
在解剖学方面，《难经》对《内经》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补充了五藏的局部解剖。在《四十二难》中记载了肝、心、脾、肺、肾的局解资料，明确了肺、肝是分叶性器官，其中关于肝分七叶的记载，与Glisson氏的肝脏分区一致。首次记载了胰腺（“散膏半斤”）并归之于脾，发现肾有左右两枚。对各脏的颜色、重量、体积、容积均有详细记录。
其二，对肝、肺进行了浮力比较观察。《三十三难》：“肝得水而沉，……肺得水而浮，……肺熟而复沉，肝熟而复浮者。”
其三，指出胆与肝的解剖关系及胆的形态结构，《四十二难》：“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
其四，明确了膀胱是“盛溺”器官及容积（《四十二难》）。
其五，对“七冲门”进行了解剖命名并作了详细记录。
《四十四难》所论述之“七冲门”理论，在《内经》中无专论，实属《难经》之发明，是古人从尸体解剖的直接观察中发现，结合对其生理功能的认识而命名的。今天看来，这些真实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的名称，如会厌、贲门、幽门等，仍为现代解剖学所沿用，说明我国古代对消化道的解剖、生理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与今日所知，基本上是近似的。
《难经·四十二难》中对五藏六腑及消化道全长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难经·四十二难》载“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胃重二斤二两，纡曲屈伸，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盛谷二斗，水一斗五升”等。
《难经》中对各脏腑功能的认识与《黄帝内经》是基本一致的，但仍补充与完善了一些《黄帝内经》尚未提及的功能，使得藏象学理论更加完整。其中对“脾统血”与“肾主纳气”两种功能，最早均源于《难经》。
《难经·四十二难》云：“脾重二斤三两，……主裹血，温五藏。”是“脾统血”最早的同义表述，这一功能在《黄帝内经》中没有相关的内容，关于“肾主纳气”的功能。
在《黄帝内经》中已经可以找到对肾病与喘相关认识，这应当是其最早的渊源，但其主要是症状或病机的内容，而在《难经》中将“肾主纳气”提升到脏腑功能的层次，在《难经·八难》中称“肾间动气”为“呼吸之门”，《难经·十一难》又曰：“经言脉不满五十动而一止，一脏无气者，何脏也？然。人吸者随阴入，呼者因阳出。今吸不能至肾，至肝而还。故知一脏无气者，肾气先尽也。”
这应当是对“肾主纳气”最早的表述。《难经》以此论述了脏腑器官的实在器质，可以实测。
从《难经》所载的人体解剖学内容来看，我国古代医家在人体解剖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人体脏腑器官解剖形象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为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及西医解剖学奠定了形态学基础。由于这些认识均直接来自解剖实践，所以藏象学说中的心、肺、脾、肝、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口腔、舌头、咽门、喉咙、肛门等脏腑器官在形态学上与现代人体解剖学基本一致。
【六】
《汉书·王莽传》记载太医尚方对处死后尸体“刳剖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东汉名医华佗解剖人体和进行外科手术的过程：“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解剖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否则不可能有《内经》之中大量的器官结构名称和较为详细的形态、量度的描述记载。唐容川在《本草问对》中分析道：“中国古圣定出五藏六腑……而实有其物，非亲见脏腑不能，安得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
扁鹊换心术和华佗开颅、开腹等手术的记载，铍针切开排脓、锋针刺络放血、长针治痹症、大针治关节内水气停留等古老医术，实际上都是中医针法手术。中医古九针的带刃针对组织细微结构改变所引起的反应。针法微型外科解剖学的理论框架。“针灸的手术”不用切开，却可以改变，细微的组织结构，它是在针灸古九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代的“九针”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很多种的意思。“九针”从粗到细各种各样，现在中医临床多用的是毫针，就是很细的那种，其实那只是“九针”中的一种。根据古书的记载和一些出土的实物，古代针灸使用各种形状的针，其中出土过一个针，一边是尖的，另一边是有刃的，尖的这端可以扎，有刃的那端可以切割。所以中国的针灸和手术有同源性。
据《韩非子·安危》记载：扁鹊治病“以刀刺骨”，说明公元前5世纪，“金属刀”已作为骨伤科手术工具应用于临床了。《灵枢·痈疽》中记载了用截趾术治疗“脱痈”病，并论述了化脓性关节炎切开引流的指征及禁忌，认为去除死骨才能治愈化脓性骨感染疾病。这是中医骨伤科手术疗法的萌芽。
隋·巢元方提出清创法四要点：清创要早、要彻底、要正确地分层缝合、要正确包扎。在治疗开放性骨折、清除异物、结扎血管止血、分层缝合等方面的成就比西方早1100年。
唐·蔺道人在《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记载了切开复位缝合固定技术，指出如果手法复位不成功的，可施切开复位缝合固定术。与现在西医骨科的治则极为吻合。
宋代对于某些因损伤或骨疾病而造成的骨质缺损，已有应用各种植骨术来治疗的尝试和设想，并有在颌部施行类似同种异体骨植骨术的病例记载。而700年后，西方才开始有骨移植手术的记录。
公元16年，王莽捕获了一个由翟义领导的反对党党徒，名王孙庆。王莽对他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杀戮，“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藏，以竹莛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他们把竹扦子通到王孙庆的血脉中去，槁清了血管的来龙去脉。这份由杀戮而制得的早期解剖学史料，因年代久远而佚失了。
【七】
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发明了麻沸散，用麻沸散酒服进行全身麻醉后，进行死骨剔出术和剖腹术。据《后汉书》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壁，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对手术指征、术中变通及术后处理都有所交待。手术成为这一时期常用的治疗手段，开腹手术比西方国家要早1700多年。
华佗1600年后的公元1845年1月，威尔斯始用笑气（氧化亚氮）作麻醉药进行拔牙手术；1846年10月，摩顿始用乙醚作麻药进行手术。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和外科手术在医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而欧洲初期是用棒击休克后手术或放血休克后手术，用药物麻醉晚我国一千六百余年。可见当时中医外科的解剖及手术治疗方法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从华佗成功的施行大手术之记载中，可知当时已使用了手术刀、剪、针、镊、缝合线等。《华佗神方》及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即有固定骨折部位的最早记述，并采用了至今沿用无替的小夹板固定法。两晋时期，人体解剖学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女性子宫的四个开口胞门、子户、中黄门、子门（即左右输卵管口、宫颈口、阴道口）就是在这一时期被认识的。
东晋时期，有了首例兔唇修补手术的记载。其他外科手术，如切开排脓术、鼻赘摘除术、脱疽截趾术、下颌关节脱位复位术、肩关节脱位复位术等等，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隋代外科手术解剖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代巢元方是最早提出清创、止血、采用内固定治疗骨折的医学家。
巢元方等编写的《诸病源候论》在“金疮肠断候”中对腹部创伤的手术，指出应先用丝线结扎血管，然后再截除，还有肠吻合记载，《诸病源候论》中首载肠吻合术：“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肠但出不断者，当作大麦粥，取其汁持洗肠，以水渍内之。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食耳”。
而对于具体的缝连方法，书中也有详细描述，《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六·金疮成痈候》说：“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并对术后护理、预后、并发症的防治等事项都有具体交待。其所言“针缕如法”说明在隋代不仅有人开展了肠吻合术，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操作规范。在当时能对肠断裂进行这样较为科学的处理，是难能可贵的。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医外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如三国时名医华佗在酒服麻沸散的麻醉下进行肠吻合术，晋代唇裂修补术已达到相当精巧的水平（《晋书·魏咏之传》），外科医生可开肉锯骨做截肢手术（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在骨科方面，葛洪创立了以夹板固定治疗骨折（引自《世医得效方》），《肘后方》记载了以手法整复治疗颞下颌关节脱位，《小品方》还论述了切开复位法等，史籍记载这个时代的医家多擅长外科手术，第一部系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也在此期问世。此书为晋末刘涓子著，因托名“黄父鬼”所遗，故名“鬼遗方”。后经南北朝时齐人龚庆宣整理编次，于公元499年成书，书中介绍消毒方法，重视手术技巧，叙述脓肿切开针烙引流等术式，内治外治结合，为后世外科“消、托、补”三大法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八】
与此同时，眼科和耳鼻喉科等都日益完备，向技术化和专科发展。
《晋书·景帝纪》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但因遭敌方进袭，“惊而目出”，手术失败。《梁书·鄱阳王恢传》和《北史·张元传》都记载金针拨白内障的手术。《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陶氏疗目方》5卷，甘之有《疗耳眼方》14卷及《痈疸耳眼本草要钞》9卷等，其中《陶氏疗目方》是首部眼科专著。
从皇甫谧《甲乙经》记述耳鼻喉疾病针灸疗法，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的耳、食道、气道异物治疗等，均表明当时对耳鼻喉科疾病已有了深入的认识。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科，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分科发展上之成熟完备。
《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了天花（称“虏疮”），又发现了恙虫病（称“沙虱病”）及马鼻疽等传染病及外科干湿性坏疽（火栗疽）病、内科脚气病等，从发生到转归系统地论病。同时也注重一个时限内病的特征，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称之为“证候”：“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把王叔和《脉经》“百病根源各以类列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赅备”中的“证候”，加以强调，后南齐褚澄在《遗书·除疾篇》也曰：“除疾之道，极其证候”，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家们对病证同等重视，无所偏执。
唐以前的五藏图遗留至今者甚少，残存者可见朝鲜·金礼蒙《医方类聚》（成书于明代）所载晚唐时期《五藏六腑图》。
其后，五代迄北宋，史书记载的就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尸体解剖，出现了脏腑全图和图谱。后世医家传抄、引用的多为两个蓝本：五代道家烟萝子所著《烟萝图》和北宋《欧希范五藏图》。李炯在《黄帝八十一难纂图句解》中所绘脏腑图明显取自烟萝图，而《欧希范五藏图》图谱部分早佚，宋·杨介《存真图》曾以之为校本。
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记载了许多外科病的治疗方法，如以葱管作导尿管治疗尿潴留患者。唐以后1200年的1860年，法国人始用橡皮管导尿治疗尿潴留患者。唐代蔺道人所著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为我国第一部骨科学专著。该书详细描述了骨折的分类和诊治，最早提出以杉木皮制作夹板固定骨折，重视骨折固定后的功能锻炼。该书所载内服外用药方及创造的肩、髋关节脱位复位方法至今仍被沿用，如治疗肩关节脱位的椅背复位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对开放性骨折采用经过煮沸消毒的水冲洗污染的伤口和骨片，皮破必用清洁的“绢片包之”，“不可见风着水”；宋·东轩居士著《卫济宝书》，在“打针法”中提出对所制作的刀、钩等外科手术器械要用“桑白皮、紫藤香煮一周时，以紫藤香末藏之”。这是世界上对外科手术器械进行煮沸消毒，并用香料药粉作灭菌贮藏备用的最早文字记载。远在一千多年前已有这种灭菌法雏形是十分宝贵的。《太平圣惠方》应用烧灼法消毒手术器械，都是这一时期的新经验。
《卫济宝书》专论痈疽，记载了很多医疗器械，如炙板、消息子、炼刀、竹刀、小钩等的用法。《圣济总录》记载有刀、针、钩、镊等。东轩居士所著《卫济宝书》记载了炼刀、竹刀、雷锋针等多种外科器具；金·张从正《儒门事亲》记载的“漏针”及以漏针治疗阴囊积水的方法乃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发明。
【九】
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广西起义领袖欧希范、蒙干等人，由于中了宋官吏杜杞的圈套，在假意犒赏义军首领的宴会上酒醉如泥，于是束手就擒，2天中有56人斩首于市。宜州推官吴简进行了解剖，并与画工将所见绘成图谱，名之曰《欧希范五藏图》。这幅图虽然失传，但从尚存的一些著作中，仍可窥见它的大概。
当时，吴简还作了文字记录“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则红而石垂，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若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其中黄漫者，脂也。”
这段记录与现代观察比较有部分错误，但是肝、肾、脾、心、大网膜等内脏器官位置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可贵的是，图中有病理解剖的记载：如蒙干常咳嗽，肺是皱而黑的；欧希范少年时得过眼疾，肝上有白点。这是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解剖活动。
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解剖学家杨介根据泗州处死的犯人尸体解剖材料绘成《存真图》。此图对人体胸、腹、脘内脏的前面与背面，右侧胸、腹腔及其主要血管关系，横膈膜及在其上穿过的血管、消化、泌尿、生殖等系统都有更为科学的材料。可惜此图已亡佚。然而它对后代医学影响很大，明代针灸学家高武的《针灸聚英》，以及杨继洲《针灸大成》里都引用《存真图》内容。
宋慈的法医学专著《洗冤录》中也有不少有关人体解剖方面的记载。这一时期，一些小的外科手术仍在普遍开展，如《圣济总录》中常用手术器械的描绘就有刀、针、镊等。元代学者孙焕在1273年重刊《玄门脉内照图》一书中，也保存了不少《存真图》中的珍贵资料。此外，尚有一些解剖学资料，散存于《难经》《甲乙经》《千金方》《东斋记事》《梦溪笔谈》《岩下放言》《内外二景图》和《洗冤录》等历代著作中。
【十】
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记载了使用夹板、钳、凿、剪、缝合线（桑白线）等外科用具的情况，进行各种创伤手术。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用架梯治疗脊椎损伤移位的方法。
《世医得效方·正骨兼金镞科》曰：“锉脊骨不可用手整顿，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这种以自身重量牵引过伸使脊椎骨复位的方法，乃骨伤科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元以后600年的1927年，西方西学家戴维斯始用此法治疗脊椎骨折。
在使用全身麻醉方面，该书对麻醉药的组成、适应症、剂量均有具体的说明，麻醉药量按病人年龄、体质及出血情况而定，再按照病人麻醉程度逐渐增加或减少，“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
元代另一部书《永类钤方》记载的腰骨损伤、颈椎骨折的方法都早于西方医学数百年。元代的骨科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在《永类钤方》中提到以“曲针”引丝线或桑白皮线，由内及外逐层缝合创口，这是外科的重要发明。
【十一】
明清时期，中医外科学的发展进入全盛阶段，形成了正宗派、全生派、心得派的争鸣之势，大量外治疗法及手术技术相继问世。明代手术刀已接近现代，这从明夏颧墓出土的柳叶式手术刀得到证明，同时出土的瓷淋洗壶类似于现代眼科所用之玻璃淋洗壶。
明·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就已形成了系统规范的疡科手术方法。书中记载了截肢、气管缝合、鼻息肉摘除、挂线治痔疮、火针、咽喉和食道内误入铁针的取出，以及下颌骨脱臼整复法等多许多精巧的手术疗法。创制了摘除鼻痔的手术器械，如“用细铜箸二根，箸端各钻一孔，用细线穿之，二箸相离约五分许，使用时以箸头直入鼻痔根，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落”。
并对鼻息肉的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麻醉、止血、术前准备、手术方法和步骤以及术后处理等作了详细记载。倡导脓成切开，位置宜下，切口够大，腐肉不脱则割，肉芽过长则剪。
应用结扎法治疗“痔”、“五瘿六瘤”、“脱疽”、“枯筋箭”等疾病。如“诸痔及，凡蒂小而头大者，……用线一根，蒂大者两根，双扣系于根蒂，……轻者七日，重者十五日后必枯落。”“夫者，……用头发十余根缠患指末节处，次日本指尽黑，方用利刀寻至末节缝中，将患指徐顺取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叶，曾有一名操浙江口音的医家做了一例阑尾切除术，其方法和步骤与现代外科手术基本相似，对炎症性阑尾的描述也维妙维肖：“切开腹壁，随割雄鸡血滴入，有形如蜈蚣昂头出，急以刀钳去之，以药缝其口，病若失”。与西方国家同类手术相比，大致属于同一时期。这时，甲状腺仍然属于手术禁区。
刘基所著《郁离子》就有一例甲状腺弥漫性肿大者，手术后两天便死亡。有些手术方法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后，仍然不失其优点和实用性，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采用。如痔瘘手术、针拨白内障术、脱疽肢端的蚕食法、部分切开排脓技术等等。
【十二】
数千年来，中医正骨所用器具多为就地取材，小夹板、牵引架等，无不源于日常用具。清代官修医书《医宗金鉴》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用图谱的形式描绘了正骨器具及使用方法，使中医正骨所用器具规范化。其中“腰柱”的作用类似于西医之“腰托”，“通木”的作用类似于西医之“钢丝背心”，“竹帘”的作用类似于西医之石膏固定。
清·高文晋于1856年出版的《外科图说》卷首绘有外科用具33件，开医疗器具图解之先河，很多手术步骤都有详尽的描述，表明清代外科解剖、手术及器具的发展已颇具水平。
晚清刘济川所著《外科心法真验指掌·刀针图式》所载37种外科手术器械分为刀、针、剪、镊、钩、烙等16类，与古代医著所载相关器械进行比较，分为手术器械、辅助器械、上药器三大类，全部绘有图形，标的器具名称，并有文字说明功用。《沈元善先生伤科秘本》大小开刀、《疡科会粹》铍刀、《外科图说》大、中、小匕。
实际上，《灵枢》九针图谱才是我国中医外科学最早的手术针刀具器械。可见，当时的中医外科手术学在现代医学的麻醉方法和无菌观念传入我国前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系统的、规范的手术方法、麻醉方法、消毒方法，以及各类经济实用、制作工艺简单的手术器械。
【十三】
在中医解剖史上值得一说的，还有清代医学家王清任（公元1768～1831年）。王清任精于医术，在北京一带颇负盛名。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感解剖知识的重要，“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否则“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在研究古代有关脏腑的书籍和图形后，发现里面存在某些错误，于是感慨地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于是他致力于人体脏腑的研究长达42年。
1830年，王清任根据多年尸体观察及临床心得编写了绘有脏腑图谱的《医林改错》一书刊行于世，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较大影响。
《医林改错》中共有25幅图谱。王清任把古人画错的和他自己改正的，作了对照。纠正了古人认为肝有7叶，肺下有24行气孔和气管直入心脏的错误说法。发现了气管有2个分支和小支气管，同时还发现了许多过去医书上从来没有提到过的重要器官，如腹主动脉（王称其为总管或气管）、上腔静脉（荣管即血管）、颈总动脉（左右气管）、肾动脉、肠动脉、幽门括约肌（遮食）、总胆管（津管）、胰脏、十二指肠的入口（津门）等。
此外，还发现了视神经，并指出视神经与脑的关系，从而叙述了对脑功能的看法。王清任在观察内脏的过程中发现尸体内瘀血颇多，由此联想到治疗瘀血的重要性。结合临床经验，自创新方31个，化裁古人妇产科方剂2个，对于治疗冠心病、中风后遗症均有相当好的疗效，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和提高。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祖先在解剖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知识。
但由于古中医的藏象论是重于神、轻于形的藏象论，更注重于时间藏气论，对于空间脏器论并不是古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故使解剖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是由于理论基本逻辑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不懂，而是不重视。
【十四】
人体是最为复杂的系统，而《内经》时代的医者却对其有相对精确和系统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从这一记述中的多处“各”就可以看出古人对于人体认识的确定性和成熟性水平，人体的藏府、经脉、气穴、谿谷等各自的位置、相互的联通、变化相应的规律在古人的眼前然是有一幅清晰图景的。
这些条理经纬具体又是如何划分和度量的呢？《灵枢·经水》篇言：“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此之谓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此天之高、地之广也，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里的“大数”是建立在实际的客观测度的基础上的，从《灵枢·骨度》等篇对于人体骨长测量所得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实测的根据。
然除了实测外，《内经》关于人体的认识更多的则是通过河洛之数“象推”得到的，《素问·五运行大论》言：“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可数推，以象之谓也”，古人关于人体阴阳的认识实则源于天地阴阳的类推。实测与类推是《内经》划分人体的两种主要方式。
人之形。藏府是人体最为重要的组织器官，处于人身之内，《灵枢·胀论》篇描述道：“藏府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藏府的具体位置在“胸胁腹里之内”，“匣匮之藏禁器”说明藏府之重要性。
《内经》关于藏府功能的描述，“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馬也，故满而不能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素问·五藏别论》），又言“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灵枢·本藏》），可知“藏”所藏为“精气”，精气“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灵枢·本神》，故而其特点是“藏而不泄”；“府”所藏为“水谷津液”，“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故“水谷不得久藏”（《素问·五藏别论》），因而其特点是“泄而不藏”。
由此可见，藏府功能差异取决于于其各自所藏之物的性质，五藏之精不可伤，故以静守为己务；六府水谷不得久藏，故以通利为己务。因此藏府分阴阳则藏为阴，府为阴，如天地分阴阳，天动为阳，地静为阴一样。
十二经脉因其内外关系，又可分为“六合”（《灵枢·经别》），即“足阳明太阴为里表，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手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灵枢·九针论》），这种两两相合的关系与十二经脉所连属的藏府的表里相合关系一致，这样由内而外便构成了一个六分格局的系统。虽为六分系统，然彼此之间的关系仍依五行生克规律来说明，因为此六分系统的核心依然是五藏。
六合十二经“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灵枢·海论》），进而与地之“十二经水”（《灵枢·经水》）、天之“十二月”（《灵枢·阴阳系日月》）相应，成为联通人体表里内外，与天地四时相通应的重要系统。五官九窍五官九弯为人体外部器官。所言“官”者，言其职守，又“五官者，五藏之阅也”（《灵枢·五阅五使》），通过五官可以阅之五藏之气的情况。
“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张景岳注“官者，职守之谓，所以司呼吸、辨颜色、纳水谷、别滋味、听声音者也。”所言“穷”者，因其中空，与外界相通，亦是内在藏府经脉之气所出之处。
《素问·金匮真言论》言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耳”，脾开转于“口”，肺开转于“鼻”，开窍于“二阴”，五者共九孔，故言“九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又不同的配属，言心开窍于“舌”，肾开窍于“耳”，其他三者与前同，这种配法与《灵枢·五阅五使》篇的五官五藏配属同。九窍中，耳目口鼻在上为“上窍”，二阴在下为“下窍”，上下窍在人体中各有其重要功能，“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倘若“九窍不利”人体便会出现异常。上窍所司者为人的视听臭味的感官职能，它的功能发挥需要人体气血上注来濡养，《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言：“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
五体五体，即筋、脉、肉、皮、骨，较与藏于里的藏府而言，五体于人身的位置偏于外、偏于表，如《灵枢·夭寿刚柔》所分：“在内者，五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五藏六府在内，筋骨皮肤在外。
除了内外位置的不同外，五藏六府与五体又有着一定的关联，《素问·五藏生成》篇言：“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五藏与五体相合，并且有外荣的体现，心与脉相合，肺与皮相合，肝与筋相合，脾与肉相合，肾与骨相合，“合者，言其气性之相类”，说的通俗一点便是五藏各自的功能分别与五体相关，或者说相通。
六府之应与五藏同，《灵枢·本藏》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译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即是说，藏与府合并与体应，这样一藏一府一体实则组成了一个功能系统，五藏六府五体即五个功能系统，这五者的关系在《内经》中使用五行的生克来说明的。
五体除了与五藏六府相连外，其自身亦有各自的条理秩序，《灵枢·卫气失常》篇言：“夫百病变化，不可胜数，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气有输，骨有属”，又《素问·皮部论》言：“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主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愿闻其道”，所谓“皮有分部”，《素问·皮部论》言：“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又言：“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勝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
所谓“肉有柱”，言肉之谿谷之会，《素问·气穴论》言：“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
所谓“筋有结络”，如《灵枢·经筋》篇所述，十二经筋为十二经脉所连属之筋，各有具体起止和结络的部位，与十二经脉相应。
所谓“骨有度量”，言人身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皆有客观的测度，如《灵枢·骨度》篇描述：“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发所覆者频至项，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君子终折。结喉以下至缺盆中，长四寸。……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这里还指出了经脉的长度实际是由骨的长短推测出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经》对于皮、筋、肉、骨的分布认识实际都是与经脉联系在一起的，经脉的分部实际是五体分部的核心。十二经脉的空间分部，为人体皮肉筋骨其他组织提供了秩序，使它们各自有了明确的空间分界和彼此连属的交通秩序。
【十五】
总的来说，中医藏象解剖学有三个特点，一是定性描述，即脏器的大小、位置、结构、功能等等，这是中医解剖学的象的模式。二是定量描述，如脏器的长度、宽度、重量、容量、比例等等，这是中医解剖学的数的模式。三是具有生物全息性，即以外度内，以皮肤腠理的粗细揆度内脏的强弱，以五官九窍的高下厚薄脆坚，以揆度脏器的强弱高下正斜等等，这是中医解剖学的感应模式。
这三个特点贯穿了中医解剖学的始终，并且是在天地人大框架之下的解剖方法和解剖技术。中医藏象学乃至中医解剖学，无时无刻不在象数模式之下指导着中医脏器与藏气之间的感应，这就是2500年前的古中医的中医藏象解剖学体系。
中医的人体肉体是经络体操控和支配下的效应器，经络体与肉体不能等同，但又是统一整体。从人体医学客观角度上来说，在目前科学理论框架之下，经络体就是神经体，这里的神经体是指以神经系统为核心的循环免疫内分泌系统的综合系统。肉体只是以骨骼基本框架的五脏六腑、肌肉、皮肤、毛发等系统。有形与无形的相杀相生，指的是人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体互用、互根互生、互感互应。肉体不是经络体，肉体是经络体的衣服形宅。经络体不是肉体，经络体是肉体的源动力。
正因为中医解剖研究内容的基本正确性，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际，译者才能根据中医解剖记载及术语进行对照翻译，有关心、肝、肺、肾、胃、肠、膀胱、胆、脑、子宫等均直接沿用中医脏器名称，但也会出现错误的情况，如肝脾的错误对应就是错误的翻译。
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心、肝、脾、肺、肾，这些中医概念被借去表达西医学的内容，五脏名称的内涵已经主要被西医解剖生理的内容所异化。做为曾经只是中医藏象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思维要素的心、肝、脾、肺、肾，再想在人们心目中彻底恢复其中医学自身固有的涵义已相当困难。